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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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唯心哲學的理論基礎。
這些困難所能證明的，隻是“每個被叙述的事物都是觀念”，也就是“每個被叙述的事物都是被叙述的”。
康德認識論裡主體和對象不能分，世界上唯有觀念存在這些說法，從柏雷看來也都隻是自我中心困難的誇大而已。
柏雷覺得人類能夠發現自我中心的困難，正如戴綠色眼鏡的人發現了自己戴有綠色眼鏡，所以天地萬物都是茫茫盡綠一般；這一發現不能證明凡物皆綠，隻能證明自己戴的是綠色眼鏡。
因此自我中心困難的發現也決不能證明事物必依主觀意識而存在。
柏雷的主張是我們要摘下綠色眼鏡再看事物，可是我們不能知道他究竟打算用什麼方法摘下上面所謂自我中心困難來。
因為研究時如要取消知者，隻構成柏雷所謂研究程序的困難，而觀察也就無法不被中斷了。
就哲學史來看，典型的唯心論的中心問題決不在“看見則存在，不看見則不存在”這個讨論上。
哲學史認識論上，不論唯物論或唯心論所注意的是存在的意義和價值。
我們不能說連我們想象之中都不存在的空谷幽蘭有什麼價值，什麼意義，因為價值和意義都是思想、欣賞、判斷、認識的能力賦予的。
周口店的北京猿人遠在三皇五帝以前就已經存在，它的意義和價值對于一個普通人隻不過一堆骨頭；康德如果複生，在中國農民眼中至多也隻是一個外國的老頭子。
假如，連這一點點認識關系都去掉，那麼剩下的還有什麼呢？一片霧，一個謎，一團混沌，一種玄而又玄的未經過人的感知和思考的未知物、無名之樸，如黑格爾所說的“這個”（thisness）。
因此認識論的努力，在于用思想從邏輯上、法理上、對事實上的存在的關系、來源、所以可能的條件，加以證明；這不是主觀化，而正是客觀化，這不是戴上綠色眼鏡看事物，而正是開辟混沌，沖破黑暗，賦予萬物以意義價值的思想之光的照耀。
因此康德主張知一物要知其條件，知其法則，知其關系，知者即立法者。
早于康德二百多年，早于貝克萊一百多年，中國哲學史上的王陽明（1472—1529）也碰到“見則存在、不見則不存在”的問題。
在《傳習錄》中，學生問道，岩間未見之花樹在深山獨立自開自落，與我心有何相關？陽明的答語是：“花與此心同寂。
”意思是說，當汝未見花時，花與汝心同寂，即同歸靜寂，或潛在。
當你看見此花時，則它的顔色香氣，便呈現到你的面前。
這裡根本無否定山花的存在于外部的說法。
他還包含有從認識論上說，物我一體，山花開與寂，與自我有休戚共同的關系。
貝克萊也說，當你沒有看見外物存在時，它仍然存在，不過隻存在于精神實體或上帝的意識中罷了。
柏格森學說認為，人們一方面依靠理智的直覺，可以得到當下直接的認識；一方面依靠了體驗中的記憶助力才能認識對象。
一物意義的多寡深淺視知者的體驗、記憶積累的材料之豐富與否為斷。
這些都說明了思想意識對事物的存在有照明的作用，有命名的作用，但都絲毫不牽涉到對象被知就存在、不知就不存在這個問題。
假如說唯心論者康德諸人的學說的确曾經牽涉到這個問題，那就是所謂人的尊嚴的保持這回事了。
我們不能說不知的事物絕不存在，但必須經過思想簽字的事物我們才能夠承認它真實存在。
相信思想就是相信理性，而理性正是人的尊嚴的關鍵。
當然思想的簽字或命名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是十分嚴格的。
我們隻要應用桑提耶納所謂“動物信仰”就夠了。
但在範疇性的思維上，在哲學問題中，我們卻不能不要求嚴格。
因此康德提出，假如你聲稱你獲有普遍必然的科學知識，他就要向你索取證書，索取“先天綜合判斷何以可能”的證明書。
猶如大的建築必經工程師的保險手續人們才會驗收一般。
這是柏雷沒有讨論到的地方，但卻也正是唯心論——不論是康德的、黑格爾的、柏格森的，甚至貝克萊的認識論所共同的地方。
你說這些是不同的思維方式，說它們是近代精神偏重主體掌握客觀實在各種不同的嘗試也可以，但你卻不好說他們是在胡思亂想、瞎說一通。
因為它們都嚴肅地在哲學史的長河中留下了痕迹，是時代的産物，也是在曆史條件下矛盾發展的産物。
你可以反對它、批判它、誤解它，甚至曲解它，但在哲學史上卻不能根本抹煞它。
這些困難所能證明的，隻是“每個被叙述的事物都是觀念”，也就是“每個被叙述的事物都是被叙述的”。
康德認識論裡主體和對象不能分，世界上唯有觀念存在這些說法，從柏雷看來也都隻是自我中心困難的誇大而已。
柏雷覺得人類能夠發現自我中心的困難，正如戴綠色眼鏡的人發現了自己戴有綠色眼鏡，所以天地萬物都是茫茫盡綠一般；這一發現不能證明凡物皆綠，隻能證明自己戴的是綠色眼鏡。
因此自我中心困難的發現也決不能證明事物必依主觀意識而存在。
柏雷的主張是我們要摘下綠色眼鏡再看事物，可是我們不能知道他究竟打算用什麼方法摘下上面所謂自我中心困難來。
因為研究時如要取消知者，隻構成柏雷所謂研究程序的困難，而觀察也就無法不被中斷了。
就哲學史來看，典型的唯心論的中心問題決不在“看見則存在，不看見則不存在”這個讨論上。
哲學史認識論上，不論唯物論或唯心論所注意的是存在的意義和價值。
我們不能說連我們想象之中都不存在的空谷幽蘭有什麼價值，什麼意義，因為價值和意義都是思想、欣賞、判斷、認識的能力賦予的。
周口店的北京猿人遠在三皇五帝以前就已經存在，它的意義和價值對于一個普通人隻不過一堆骨頭；康德如果複生，在中國農民眼中至多也隻是一個外國的老頭子。
假如，連這一點點認識關系都去掉，那麼剩下的還有什麼呢？一片霧，一個謎，一團混沌，一種玄而又玄的未經過人的感知和思考的未知物、無名之樸，如黑格爾所說的“這個”（thisness）。
因此認識論的努力，在于用思想從邏輯上、法理上、對事實上的存在的關系、來源、所以可能的條件，加以證明；這不是主觀化，而正是客觀化，這不是戴上綠色眼鏡看事物，而正是開辟混沌，沖破黑暗，賦予萬物以意義價值的思想之光的照耀。
因此康德主張知一物要知其條件，知其法則，知其關系，知者即立法者。
早于康德二百多年，早于貝克萊一百多年，中國哲學史上的王陽明（1472—1529）也碰到“見則存在、不見則不存在”的問題。
在《傳習錄》中，學生問道，岩間未見之花樹在深山獨立自開自落，與我心有何相關？陽明的答語是：“花與此心同寂。
”意思是說，當汝未見花時，花與汝心同寂，即同歸靜寂，或潛在。
當你看見此花時，則它的顔色香氣，便呈現到你的面前。
這裡根本無否定山花的存在于外部的說法。
他還包含有從認識論上說，物我一體，山花開與寂，與自我有休戚共同的關系。
貝克萊也說，當你沒有看見外物存在時，它仍然存在，不過隻存在于精神實體或上帝的意識中罷了。
柏格森學說認為，人們一方面依靠理智的直覺，可以得到當下直接的認識；一方面依靠了體驗中的記憶助力才能認識對象。
一物意義的多寡深淺視知者的體驗、記憶積累的材料之豐富與否為斷。
這些都說明了思想意識對事物的存在有照明的作用，有命名的作用，但都絲毫不牽涉到對象被知就存在、不知就不存在這個問題。
假如說唯心論者康德諸人的學說的确曾經牽涉到這個問題，那就是所謂人的尊嚴的保持這回事了。
我們不能說不知的事物絕不存在，但必須經過思想簽字的事物我們才能夠承認它真實存在。
相信思想就是相信理性，而理性正是人的尊嚴的關鍵。
當然思想的簽字或命名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是十分嚴格的。
我們隻要應用桑提耶納所謂“動物信仰”就夠了。
但在範疇性的思維上，在哲學問題中，我們卻不能不要求嚴格。
因此康德提出，假如你聲稱你獲有普遍必然的科學知識，他就要向你索取證書，索取“先天綜合判斷何以可能”的證明書。
猶如大的建築必經工程師的保險手續人們才會驗收一般。
這是柏雷沒有讨論到的地方，但卻也正是唯心論——不論是康德的、黑格爾的、柏格森的，甚至貝克萊的認識論所共同的地方。
你說這些是不同的思維方式，說它們是近代精神偏重主體掌握客觀實在各種不同的嘗試也可以，但你卻不好說他們是在胡思亂想、瞎說一通。
因為它們都嚴肅地在哲學史的長河中留下了痕迹，是時代的産物，也是在曆史條件下矛盾發展的産物。
你可以反對它、批判它、誤解它，甚至曲解它，但在哲學史上卻不能根本抹煞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