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康有為的今文經學及其大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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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周書》不稱之。
惟《周官》有“唐虞稽古，建官惟百”之言，然是僞書，不足稱也。
《呂刑》有三後矣，皇帝清問下民。
古人主無稱皇帝者，蓋上帝也，則亦無稱堯舜者。
若《虞書·堯典》之盛，為孔子作，觀《論衡》所述“欽明文思”以下為孔子作。
臯陶有“蠻夷猾夏”辭，堯、舜時安得有夏？其為孔子所作自明矣。
韓非謂孔、墨同稱堯、舜，而取舍相反，堯舜不可複生，誰使定孔墨之真？由斯以推堯舜自讓位盛德，然太平之盛，蓋孔子之七佛也。
《孝經緯》所謂“托先王以明權”。
孔子撥亂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堯舜以行民主之太平，然其惡争奪而重仁讓，昭有德，發文明，《易》曰：“言不盡意。
”其義一也。
特施行有序，始于粗粝而後緻精華，《詩》托始文王，《書》托始堯、舜，《春秋》始文王終堯舜，《易》曰：“言不盡意。
”聖人之意，其猶可推見乎？後儒一孔之見，限于亂世之識，大鵬翔于寥廓，而羅者猶守其薮澤，悲夫！（《孔子改制考·孔子改制法堯舜文王考》） 他說，孔子托堯、舜行民主立太平，托文王行君主之仁政。
堯舜而行民主，由孔子造。
孔子以民主為太平世之極緻，康有為亦欲行民主，緻太平。
孔子要改制，康有為也要改制，而改制必須托古，以表明古聖先王之太平本如是也，作為曆史根據。
所以他說：“榮古而虐今，賤今而貴遠，人之情哉！耳目所不睹聞，則敬異之，人之情哉！……古之言莫如先王，故百家言多言黃帝尚矣；一時之俗也。
當周末諸子振教，尤尚寓言哉！”（《孔子改制考·諸子改制托古考》）其實也就是理想一個社會，而托古聖先王已實行之而緻太平。
這個社會說古代實有是寓言，在康有為的思想中則拟将理想變作現實。
他在把西方已經實行的民主政治現實，托諸于中國的現實，而把中國古代已經行過的太平世，取回來作為新中國的現實。
在閉關的中國，不能說效法西洋，把西洋現代變作中國古代，使傳統喜歡複古的人容易接受，因為人們本來是“榮古而虐今，賤今而貴遠”。
況且孔子大聖，是絕對權威。
孔子《春秋》之始于文王，終于堯舜也是由小康到大同的過程。
孔子在造經造史，劉歆也在造經造史。
劉歆蓋與孔子分庭抗禮者，章太炎就是這樣評價劉歆，而說劉歆之功大于孔丘。
其實康有為也在造經造史，他通過造經造史以樹立自己的權威，而達到在清廷變法維新的目的。
孔子被稱作教主、素王，而康有為号曰“長素”。
孔子造經造六經，造史造堯舜；劉歆造經造古文經，造史造《世經》；康有為造經，造《新學僞經考》，造史造《孔子改制考》，所造經史不同，而其目的則一，都是為了改制。
康有為的政治理想不止于小康，“他一方面運用達爾文的進化論觀點，把公羊家三世的學說和《禮運》大同、小康的學說融合在一起，建立了改良主義者循序漸進的曆史進化論的思想，又一方面運用‘天賦人權’的觀點和空想社會主義觀點，畫出了改良主義最高理想的社會輪廓—人人皆公的大同社會”。
（見《中國曆代哲學文選》康有為）這個說明指出康有為以新知益舊學的過程；但三世說的進化觀點不必來自達爾文，三世說本身就是發展的曆史觀，原來的《公羊》三世說本來把太平世放在未來而不是過去。
康有為以堯舜為太平世，是附合他的孔子改制說，而堯舜的太平，不過是孔子的“托古”，而現實的政治是把太平放在未來。
《大同書》雖然帶有空想社會主義色彩，但他描繪的大同世界，卻是當時西洋的資本主義制度，比如他說去國界後的太平世公政府“若美國、瑞士之制是也”。
他還分不清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
湯志鈞先生曾經對《大同書》的成書過程有過翔實的考證，他說：“《大同書》是康有為在1901—1902年避居印度時所撰，但并不意味他這時已經定稿，在此以後，康有為又曾屢次修改。
”以下湯先生叙述了康書的修改過程，又說，“這些情況，正說明了康有為對《大同書》的不斷增補，在《大同書》的稿本和印本中，都有上述迹象，疑《大同書》直至康有為逝世前，猶未最後定稿”。
（見《康有為與戊戌變法》第117—122頁）但康有為自己說在1884年即撰有是書，湯先生推測其倒填年月的原因道：“任何一個人的思想，總不是孤立發展的，随時會受到傳統的、外來的思想影響，康有為卻将自己裝扮為‘冥心孤往’者，例如，他明明受了廖平的啟示，從事《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的撰述，卻說是……自己創造發明的。
”（同上第123頁）這又回到我們談過的問題—康有為諱言廖季平。
康有為在提出大同說前，是以大一統說為極緻，大一統是一種政治概念，隻是要求政治上及文化上的一統，而不及社會性質的改變，《大同書》的出現牽涉到社會
惟《周官》有“唐虞稽古，建官惟百”之言，然是僞書，不足稱也。
《呂刑》有三後矣，皇帝清問下民。
古人主無稱皇帝者，蓋上帝也，則亦無稱堯舜者。
若《虞書·堯典》之盛，為孔子作，觀《論衡》所述“欽明文思”以下為孔子作。
臯陶有“蠻夷猾夏”辭，堯、舜時安得有夏？其為孔子所作自明矣。
韓非謂孔、墨同稱堯、舜，而取舍相反，堯舜不可複生，誰使定孔墨之真？由斯以推堯舜自讓位盛德，然太平之盛，蓋孔子之七佛也。
《孝經緯》所謂“托先王以明權”。
孔子撥亂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堯舜以行民主之太平，然其惡争奪而重仁讓，昭有德，發文明，《易》曰：“言不盡意。
”其義一也。
特施行有序，始于粗粝而後緻精華，《詩》托始文王，《書》托始堯、舜，《春秋》始文王終堯舜，《易》曰：“言不盡意。
”聖人之意，其猶可推見乎？後儒一孔之見，限于亂世之識，大鵬翔于寥廓，而羅者猶守其薮澤，悲夫！（《孔子改制考·孔子改制法堯舜文王考》） 他說，孔子托堯、舜行民主立太平，托文王行君主之仁政。
堯舜而行民主，由孔子造。
孔子以民主為太平世之極緻，康有為亦欲行民主，緻太平。
孔子要改制，康有為也要改制，而改制必須托古，以表明古聖先王之太平本如是也，作為曆史根據。
所以他說：“榮古而虐今，賤今而貴遠，人之情哉！耳目所不睹聞，則敬異之，人之情哉！……古之言莫如先王，故百家言多言黃帝尚矣；一時之俗也。
當周末諸子振教，尤尚寓言哉！”（《孔子改制考·諸子改制托古考》）其實也就是理想一個社會，而托古聖先王已實行之而緻太平。
這個社會說古代實有是寓言，在康有為的思想中則拟将理想變作現實。
他在把西方已經實行的民主政治現實，托諸于中國的現實，而把中國古代已經行過的太平世，取回來作為新中國的現實。
在閉關的中國，不能說效法西洋，把西洋現代變作中國古代，使傳統喜歡複古的人容易接受，因為人們本來是“榮古而虐今，賤今而貴遠”。
況且孔子大聖，是絕對權威。
孔子《春秋》之始于文王，終于堯舜也是由小康到大同的過程。
孔子在造經造史，劉歆也在造經造史。
劉歆蓋與孔子分庭抗禮者，章太炎就是這樣評價劉歆，而說劉歆之功大于孔丘。
其實康有為也在造經造史，他通過造經造史以樹立自己的權威，而達到在清廷變法維新的目的。
孔子被稱作教主、素王，而康有為号曰“長素”。
孔子造經造六經，造史造堯舜；劉歆造經造古文經，造史造《世經》；康有為造經，造《新學僞經考》，造史造《孔子改制考》，所造經史不同，而其目的則一，都是為了改制。
康有為的政治理想不止于小康，“他一方面運用達爾文的進化論觀點，把公羊家三世的學說和《禮運》大同、小康的學說融合在一起，建立了改良主義者循序漸進的曆史進化論的思想，又一方面運用‘天賦人權’的觀點和空想社會主義觀點，畫出了改良主義最高理想的社會輪廓—人人皆公的大同社會”。
（見《中國曆代哲學文選》康有為）這個說明指出康有為以新知益舊學的過程；但三世說的進化觀點不必來自達爾文，三世說本身就是發展的曆史觀，原來的《公羊》三世說本來把太平世放在未來而不是過去。
康有為以堯舜為太平世，是附合他的孔子改制說，而堯舜的太平，不過是孔子的“托古”，而現實的政治是把太平放在未來。
《大同書》雖然帶有空想社會主義色彩，但他描繪的大同世界，卻是當時西洋的資本主義制度，比如他說去國界後的太平世公政府“若美國、瑞士之制是也”。
他還分不清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
湯志鈞先生曾經對《大同書》的成書過程有過翔實的考證，他說：“《大同書》是康有為在1901—1902年避居印度時所撰，但并不意味他這時已經定稿，在此以後，康有為又曾屢次修改。
”以下湯先生叙述了康書的修改過程，又說，“這些情況，正說明了康有為對《大同書》的不斷增補，在《大同書》的稿本和印本中，都有上述迹象，疑《大同書》直至康有為逝世前，猶未最後定稿”。
（見《康有為與戊戌變法》第117—122頁）但康有為自己說在1884年即撰有是書，湯先生推測其倒填年月的原因道：“任何一個人的思想，總不是孤立發展的，随時會受到傳統的、外來的思想影響，康有為卻将自己裝扮為‘冥心孤往’者，例如，他明明受了廖平的啟示，從事《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的撰述，卻說是……自己創造發明的。
”（同上第123頁）這又回到我們談過的問題—康有為諱言廖季平。
康有為在提出大同說前，是以大一統說為極緻，大一統是一種政治概念，隻是要求政治上及文化上的一統，而不及社會性質的改變，《大同書》的出現牽涉到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