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康有為的今文經學及其大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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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運注》中曾有所發揮道：“大道者何？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
三代之英，升平世小康之道也。
孔子生據亂世而志則常在太平，必進化至大同，乃孚素志。
至不得已，亦為小康，而皆不逮，此所由顧生民而生哀也。
”是以《禮運》中的小康、大同結合《公羊》中的三世說；這在《公羊》學派中是一種突破與躍進，是一種解釋上的新潮。
從此，三世的概念遂為社會性質上的含義，而大同代大一統，遂由政治上的一統，變作社會性質上的變革。
這些都被說成孔子的垂教，這些垂教保存在他的書與言中，書即六經，言即《論語》。
六經為孔子所自造，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造經造史運動。
孔子造經的目的是為了改制，其後劉歆造經也是為了改制，為了王莽篡改漢制。
隻是第一次造經是真經，而劉歆所造經為僞經，所以有康有為的大著《新學僞經考》以發其覆。
康有為說： 孔子為教主，為神明聖王，配天地，育萬物，無人、無事、無義不圍範于孔子大道中，乃所以為生民未有之大成至聖也！而求孔子之大道乃無一字，僅有弟子所記之語錄曰《論語》，據赴告策書鈔譽之斷爛朝報曰《春秋》耳。
若《詩》、《書》、《禮》、《樂》、《易》，皆伏羲、夏、商、文王、周公之舊典，于孔子無與，則孔予僅為後世之賢士大夫，比之康成、朱子尚未及也，豈足為生民未有，範圍萬世之至聖哉？章實齋謂集大成者周公也，非孔子也，其說可謂背謬極矣。
然如舊說《詩》、《書》、《禮》、《樂》、《易》皆周公作，孔子僅在明者述之之列，則是說豈非實錄哉？漢以來皆祀孔子為先聖也，唐貞觀乃以周公為先聖，而黜孔子為先師。
孔子以聖被黜，可謂極背謬矣。
然如舊說，《詩》、《書》、《禮》、《樂》、《易》皆周公作，孔子僅在删贊之列，孔子之僅為先師而不為先聖，比于伏生、申公豈不宜哉？然以《詩》、《書》、《禮》、《樂》、《易》為先王周公舊典，《春秋》為赴告策書，乃劉歆創僞古文後之說也。
歆欲奪孔子之聖而改其聖法，故以周公易孔子也，漢以前無是說也，漢以前鹹知孔子為改制教主，知孔子為神明聖王。
莊生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
”荀子曰：“孔子明智且不蔽，故其術足以為先王也。
”故宰我以為賢于堯、舜，子貢以為生民未有也。
孔子之為教主，為神明聖王，何在？曰，在六經。
六經皆孔子所作也，漢以前之說莫不然也。
學者知六經為孔子所作，然後孔子之為大聖，為教主，範圍萬世而獨稱尊者，乃可明也。
知孔子為教主，六經為孔子所作，然後知孔子撥亂世緻太平之功，凡有血氣者，皆曰被其事殊功大德，而不可忘也。
…… 孔子所作謂之經，弟子所述謂之傳，又謂之記，弟子後學展轉所口傳謂之說，凡漢前傳經者無異論，故惟《詩》、《書》、《禮》、《樂》、《易》、《春秋》六藝為孔子所手作，故得謂之經，如釋家佛所說為經，禅師所說為論也。
……（《六經皆孔子改制所作考》） 既然以孔子為教主，為神明聖王，必申明其為教主、為神明聖王的原由。
理由何在？因為六經皆孔子作。
如僅事删贊隻可比于漢之伏生、申公，何有于大聖！“學者知六經為孔子所作，然後孔子之為大聖，為教主，範圍萬世而獨稱尊者，乃可明也。
”出于孔子手作者謂之“經”，弟子所述謂之“傳”，一如釋家，佛所說為“經”禅師所說為“論”。
用這種方法來說明孔子的權威，并用以說明《六經》的權威。
而六經乃用以改制，康有為遂有《孔子改制考》！ 漢劉歆也曾造經，他造經的目的，也是為了改制。
經既由人造，應當不分真僞，隻分先後，或者分孔造經。
劉造經。
今文經是孔子造，時代在前，古文經是劉歆造，時代在後；他們造經的目的都是為了改制。
但劉歆未具有孔子的權威，以緻第二次造經被說為《僞古文經》。
康有為說：“王莽以僞行篡漢國，劉歆以僞經篡孔學，二者同篡，二者同僞，僞君僞師，篡君篡師，當其時一大僞之天下，何君臣之相似也。
”（《新學僞經考》之《漢書劉歆王莽傳辨僞第六》）篡君僞師不具備造經改制的權威，于是王莽改制不成而劉歆所造為僞經。
康有為遂有《新學僞經考》！ 孔子不僅造經而且造史，史而可造，何事而不可造？康有為說： 堯舜為民主，為太平世，為人道之至，儒者舉以為極者也。
然吾讀書，自《虞書》外，未嘗有言堯、舜者。
《召诰》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又曰：“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曆年；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曆年。
”又曰：“丕若有夏曆年，式勿替有殷曆年。
”《多方》曰：“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立政》曰：“古之人迪惟有夏，亦越成湯，（戚）〔陟〕丕釐上帝之耿命。
”皆夏、殷并舉，無及唐、虞者。
蓋古者大朝惟有夏、殷而已，故開口引以為鑒。
堯舜在洪水未治之前，中國未辟，
三代之英，升平世小康之道也。
孔子生據亂世而志則常在太平，必進化至大同，乃孚素志。
至不得已，亦為小康，而皆不逮，此所由顧生民而生哀也。
”是以《禮運》中的小康、大同結合《公羊》中的三世說；這在《公羊》學派中是一種突破與躍進，是一種解釋上的新潮。
從此，三世的概念遂為社會性質上的含義，而大同代大一統，遂由政治上的一統，變作社會性質上的變革。
這些都被說成孔子的垂教，這些垂教保存在他的書與言中，書即六經，言即《論語》。
六經為孔子所自造，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造經造史運動。
孔子造經的目的是為了改制，其後劉歆造經也是為了改制，為了王莽篡改漢制。
隻是第一次造經是真經，而劉歆所造經為僞經，所以有康有為的大著《新學僞經考》以發其覆。
康有為說： 孔子為教主，為神明聖王，配天地，育萬物，無人、無事、無義不圍範于孔子大道中，乃所以為生民未有之大成至聖也！而求孔子之大道乃無一字，僅有弟子所記之語錄曰《論語》，據赴告策書鈔譽之斷爛朝報曰《春秋》耳。
若《詩》、《書》、《禮》、《樂》、《易》，皆伏羲、夏、商、文王、周公之舊典，于孔子無與，則孔予僅為後世之賢士大夫，比之康成、朱子尚未及也，豈足為生民未有，範圍萬世之至聖哉？章實齋謂集大成者周公也，非孔子也，其說可謂背謬極矣。
然如舊說《詩》、《書》、《禮》、《樂》、《易》皆周公作，孔子僅在明者述之之列，則是說豈非實錄哉？漢以來皆祀孔子為先聖也，唐貞觀乃以周公為先聖，而黜孔子為先師。
孔子以聖被黜，可謂極背謬矣。
然如舊說，《詩》、《書》、《禮》、《樂》、《易》皆周公作，孔子僅在删贊之列，孔子之僅為先師而不為先聖，比于伏生、申公豈不宜哉？然以《詩》、《書》、《禮》、《樂》、《易》為先王周公舊典，《春秋》為赴告策書，乃劉歆創僞古文後之說也。
歆欲奪孔子之聖而改其聖法，故以周公易孔子也，漢以前無是說也，漢以前鹹知孔子為改制教主，知孔子為神明聖王。
莊生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
”荀子曰：“孔子明智且不蔽，故其術足以為先王也。
”故宰我以為賢于堯、舜，子貢以為生民未有也。
孔子之為教主，為神明聖王，何在？曰，在六經。
六經皆孔子所作也，漢以前之說莫不然也。
學者知六經為孔子所作，然後孔子之為大聖，為教主，範圍萬世而獨稱尊者，乃可明也。
知孔子為教主，六經為孔子所作，然後知孔子撥亂世緻太平之功，凡有血氣者，皆曰被其事殊功大德，而不可忘也。
…… 孔子所作謂之經，弟子所述謂之傳，又謂之記，弟子後學展轉所口傳謂之說，凡漢前傳經者無異論，故惟《詩》、《書》、《禮》、《樂》、《易》、《春秋》六藝為孔子所手作，故得謂之經，如釋家佛所說為經，禅師所說為論也。
……（《六經皆孔子改制所作考》） 既然以孔子為教主，為神明聖王，必申明其為教主、為神明聖王的原由。
理由何在？因為六經皆孔子作。
如僅事删贊隻可比于漢之伏生、申公，何有于大聖！“學者知六經為孔子所作，然後孔子之為大聖，為教主，範圍萬世而獨稱尊者，乃可明也。
”出于孔子手作者謂之“經”，弟子所述謂之“傳”，一如釋家，佛所說為“經”禅師所說為“論”。
用這種方法來說明孔子的權威，并用以說明《六經》的權威。
而六經乃用以改制，康有為遂有《孔子改制考》！ 漢劉歆也曾造經，他造經的目的，也是為了改制。
經既由人造，應當不分真僞，隻分先後，或者分孔造經。
劉造經。
今文經是孔子造，時代在前，古文經是劉歆造，時代在後；他們造經的目的都是為了改制。
但劉歆未具有孔子的權威，以緻第二次造經被說為《僞古文經》。
康有為說：“王莽以僞行篡漢國，劉歆以僞經篡孔學，二者同篡，二者同僞，僞君僞師，篡君篡師，當其時一大僞之天下，何君臣之相似也。
”（《新學僞經考》之《漢書劉歆王莽傳辨僞第六》）篡君僞師不具備造經改制的權威，于是王莽改制不成而劉歆所造為僞經。
康有為遂有《新學僞經考》！ 孔子不僅造經而且造史，史而可造，何事而不可造？康有為說： 堯舜為民主，為太平世，為人道之至，儒者舉以為極者也。
然吾讀書，自《虞書》外，未嘗有言堯、舜者。
《召诰》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又曰：“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曆年；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曆年。
”又曰：“丕若有夏曆年，式勿替有殷曆年。
”《多方》曰：“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立政》曰：“古之人迪惟有夏，亦越成湯，（戚）〔陟〕丕釐上帝之耿命。
”皆夏、殷并舉，無及唐、虞者。
蓋古者大朝惟有夏、殷而已，故開口引以為鑒。
堯舜在洪水未治之前，中國未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