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康有為的今文經學及其大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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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先生聞康氏以《左氏》、《周官》諸書皆劉歆所僞作，信而用之，遂作《周禮删劉》，此當廖先生學之一變，是為康氏之學影響于廖先生。
然劉歆僞經之說，終有破綻，先生于此，久而不安，複由《大戴》、《管子》上澄《周官》之非誣，則又易而為大統、小統之說。
以今文為小統，孔子所以治中國，方三千裡學也。
以古文為大統，孔子所以理世界，方三萬裡學也。
由《小戴》言小統，由《大戴》言大統；小統主《春秋》，大統主《尚書》、《周禮》。
推而緻之，文字孔作也。
故廖氏之學，《春秋》其大宗，禮制其骨幹，而學亦闳遠，世之譏笑亦随之。
文通先生為廖氏之入室弟子，所得殊多，蒙先生本身亦為經史大師，旁通釋氏書，所述廖氏學，得其英華亦能指其缺憾，而論康廖之争，言論平實，兩君乃互為影響者。
予壯時亦曾讀廖先生書，但所得遠不如蒙先生，故撮錄其說如上。
所謂小統、大統之說，當本于大一統義而有所發揮，《公羊》固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至廖氏而淋漓盡緻。
廖宗澤先生之《六譯先生年譜》于1913年，先生六十二歲時，曾有： 旅宗同鄉舉行歡迎會于湖廣會館，請先生講演，所講為“孔學關于世界進化退化與大同小康之宗旨”。
廖先生而論大同、小康，是公羊三世說，乃康有為先生學說之骨幹處，兩先生固互為影響者，惜不見其辭，不知其所發揮。
我們曾經說過康有為以新知益舊學，遂使古老的公羊學派具有嶄新的思想内容，他不同于過去的公羊學家用原有的方案醫治封建社會的創傷，使之恢複封建社會的活力。
康有為用了新方案，這方案是在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不被抹殺的情況下，建立起一個新的資本主義社會。
在過去，我們知道龔自珍、魏源都有過朦胧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藍圖，廖平雖晚，但是傳統公羊體系，而康有為對于新社會的要求更加明确起來，這使公羊學派煥發出青春的氣息。
康有為的思想，恣肆激蕩，一如傳統公羊之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
為了變法維新，他知道應當樹立思想上的權威，有了權威，以之作為方法向當時的舊勢力宣戰。
他建立起兩種權威，以期達到“大同世界”的理想。
我認為這兩種權威和一個目标是康有為學術思想及政治理論之邏輯發展的必然。
他的兩種權威是： ①公羊經學的權威；②孔子改制的權威。
一個理想的目标是：大同世界。
不建立公羊經學的權威，他不僅沒有變法維新的理論根據，也沒法論明孔子之托古改制；沒有孔子的托古改制，那麼康有為之鼓吹變法就缺乏傳統經典上的依據，這傳統的依據是對付頑固派的最佳方案。
他把托古改制作為方法手段來抗衡頑固的保守派，“非聖無法”的頭銜套在頑固派的頭上是最近選擇。
康有為把孔子說成教主、素王；利用這教主的權威，以達到政治上的目的。
這些，康的弟子梁任公看得清楚，他曾經說： 有為謂孔子之改制，上掩百世，下掩百世，故尊之為教主；誤以歐洲之尊景教為治強之本，故恒欲侪孔子于基督，乃雜引谶緯之言以實之，于是心目中之孔子，又帶有神秘性矣。
（《清代學術概論》二十三） 康有為以為歐洲之強由于有宗教基督之權威，故引谶緯以造成孔子之教主地位，從而達到變法維新目的，一如歐洲各國之富強。
樹立權威不是輕而易舉的事。
康有為認為在中國曆史上曾經有過兩次“造經”、“造史”運動，一次是孔子，一次是劉歆。
兩次之“造”，都是為了他們的政治目的。
康有為在《孔子改制考叙》中說： 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艱，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為神明，為聖王，為萬世作師，為萬民作保，為大地教主。
生于亂世，乃據亂世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乃因其所生之國而立三世之義，而注意于大地遠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統。
乃立元以統天，以天為仁，以神氣流行而教庶物，以不忍心而為仁政。
合鬼神山川、公侯庶人、昆蟲草木一統于其教，而先愛其圓顱方趾之同類，改除亂世勇亂戰争角力之法，而立《春秋》新王行仁之制。
其道本神明，配天地，育萬物，澤萬世，明本數，系末度，小大精粗，六通四辟，無乎不在。
此制乎，不過于元中立諸天，于一天中立地，于一地中立世，于一世中随時立法，務在行仁，憂民憂以除民患而已。
《易》之言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詩》、《書》、《禮》、《樂》、《易》、《春秋》為其書，口傳七十子後學為其言。
此制乎，不過其夏葛冬裘，随時救民之言而已。
以孔子為教主，并創儒教，在《孔子改制考》中有《孔子創儒教改制考》，開宗明義說：“凡大地教主，無不改制立法也。
……中國義理制度皆立于孔子，弟子受其道而傳其教，以行之天下，移易其舊俗。
”義理制度皆立于孔子，在制度中主要是：生于亂世而立三世法。
這是一種曆史哲學，公羊學派中的核心所在。
康有為在
然劉歆僞經之說，終有破綻，先生于此，久而不安，複由《大戴》、《管子》上澄《周官》之非誣，則又易而為大統、小統之說。
以今文為小統，孔子所以治中國，方三千裡學也。
以古文為大統，孔子所以理世界，方三萬裡學也。
由《小戴》言小統，由《大戴》言大統；小統主《春秋》，大統主《尚書》、《周禮》。
推而緻之，文字孔作也。
故廖氏之學，《春秋》其大宗，禮制其骨幹，而學亦闳遠，世之譏笑亦随之。
文通先生為廖氏之入室弟子，所得殊多，蒙先生本身亦為經史大師，旁通釋氏書，所述廖氏學，得其英華亦能指其缺憾，而論康廖之争，言論平實，兩君乃互為影響者。
予壯時亦曾讀廖先生書，但所得遠不如蒙先生，故撮錄其說如上。
所謂小統、大統之說，當本于大一統義而有所發揮，《公羊》固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至廖氏而淋漓盡緻。
廖宗澤先生之《六譯先生年譜》于1913年，先生六十二歲時，曾有： 旅宗同鄉舉行歡迎會于湖廣會館，請先生講演，所講為“孔學關于世界進化退化與大同小康之宗旨”。
廖先生而論大同、小康，是公羊三世說，乃康有為先生學說之骨幹處，兩先生固互為影響者，惜不見其辭，不知其所發揮。
我們曾經說過康有為以新知益舊學，遂使古老的公羊學派具有嶄新的思想内容，他不同于過去的公羊學家用原有的方案醫治封建社會的創傷，使之恢複封建社會的活力。
康有為用了新方案，這方案是在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不被抹殺的情況下，建立起一個新的資本主義社會。
在過去，我們知道龔自珍、魏源都有過朦胧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藍圖，廖平雖晚，但是傳統公羊體系，而康有為對于新社會的要求更加明确起來，這使公羊學派煥發出青春的氣息。
康有為的思想，恣肆激蕩，一如傳統公羊之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
為了變法維新，他知道應當樹立思想上的權威，有了權威，以之作為方法向當時的舊勢力宣戰。
他建立起兩種權威，以期達到“大同世界”的理想。
我認為這兩種權威和一個目标是康有為學術思想及政治理論之邏輯發展的必然。
他的兩種權威是： ①公羊經學的權威；②孔子改制的權威。
一個理想的目标是：大同世界。
不建立公羊經學的權威，他不僅沒有變法維新的理論根據，也沒法論明孔子之托古改制；沒有孔子的托古改制，那麼康有為之鼓吹變法就缺乏傳統經典上的依據，這傳統的依據是對付頑固派的最佳方案。
他把托古改制作為方法手段來抗衡頑固的保守派，“非聖無法”的頭銜套在頑固派的頭上是最近選擇。
康有為把孔子說成教主、素王；利用這教主的權威，以達到政治上的目的。
這些，康的弟子梁任公看得清楚，他曾經說： 有為謂孔子之改制，上掩百世，下掩百世，故尊之為教主；誤以歐洲之尊景教為治強之本，故恒欲侪孔子于基督，乃雜引谶緯之言以實之，于是心目中之孔子，又帶有神秘性矣。
（《清代學術概論》二十三） 康有為以為歐洲之強由于有宗教基督之權威，故引谶緯以造成孔子之教主地位，從而達到變法維新目的，一如歐洲各國之富強。
樹立權威不是輕而易舉的事。
康有為認為在中國曆史上曾經有過兩次“造經”、“造史”運動，一次是孔子，一次是劉歆。
兩次之“造”，都是為了他們的政治目的。
康有為在《孔子改制考叙》中說： 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艱，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為神明，為聖王，為萬世作師，為萬民作保，為大地教主。
生于亂世，乃據亂世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乃因其所生之國而立三世之義，而注意于大地遠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統。
乃立元以統天，以天為仁，以神氣流行而教庶物，以不忍心而為仁政。
合鬼神山川、公侯庶人、昆蟲草木一統于其教，而先愛其圓顱方趾之同類，改除亂世勇亂戰争角力之法，而立《春秋》新王行仁之制。
其道本神明，配天地，育萬物，澤萬世，明本數，系末度，小大精粗，六通四辟，無乎不在。
此制乎，不過于元中立諸天，于一天中立地，于一地中立世，于一世中随時立法，務在行仁，憂民憂以除民患而已。
《易》之言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詩》、《書》、《禮》、《樂》、《易》、《春秋》為其書，口傳七十子後學為其言。
此制乎，不過其夏葛冬裘，随時救民之言而已。
以孔子為教主，并創儒教，在《孔子改制考》中有《孔子創儒教改制考》，開宗明義說：“凡大地教主，無不改制立法也。
……中國義理制度皆立于孔子，弟子受其道而傳其教，以行之天下，移易其舊俗。
”義理制度皆立于孔子，在制度中主要是：生于亂世而立三世法。
這是一種曆史哲學，公羊學派中的核心所在。
康有為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