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康有為的今文經學及其大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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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對于清末公羊學派之維新志士是一位先驅，康有為曾經說過：“……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乃複閱《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書，購求地理圖，漸收西學之書，為講西學之基矣。
”（《自編年譜》）在乾隆時代還是把西洋當做中國古代的夷狄，此後在康有為的時代，關已粉碎，閉不可能，在學問和知識的探索上，除《海國圖志》等書外，他又接受了西方最新成就如進化論，民約論，民主議會思潮，空想社會主義以及一些自然科學的知識，并以之結合公羊學派中的三世說，《禮運》中的大同思想；以新知益舊學，遂使其思想具有為新興的資産階級改良主義政治服務的内容。
這對于傳統的今文經學—公羊派來說，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使今文經學超越自我，由為封建社會服務的學說，變為新興資産階級開路者，直至民國年間，經學脫離政治，公羊學說仍然為古史辨派一直沿用的方法論。
以新知益舊學之舊學即今文經學，今文經學自乾嘉以來至清末亦有長足發展，康有為自謂其《新學僞經考》受有魏源《詩古微》及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的影響，這是無可質疑的，為學之道，譬如積新，後人勝過前人，理所當然。
但與康有為同時之經學大師廖平，同類著作或早于康，而兩人曾有交結，有為習聞其說，因而有所啟發。
廖平自述說：“丁亥（1887年）作《今古學考》，戊子（1888年）成為二篇，述今學為《知聖篇》，古學為《辟劉篇》。
庚寅，晤康長素于廣州，議論相克。
逾年，《僞經考》出，倚馬成書，其絕倫矣。
”（《經話甲篇》卷二）又說，“外間所祖述之《改制考》即祖述《知聖篇》，《僞經考》即祖述《辟劉篇》。
”（《經學四篇記》）康有為的《新學僞經考》及《孔子改制考》問世後，在思想界及政治界引起軒然大波，梁任公曾比之為“飓風”，為“火山噴”，于此廖平曾緻函康有為曰：“吾兩人交涉之事，天下所共聞知，餘不願貪天之功為己功，足下之學自有之可也。
然足下深自諱避，使人有向秀之謗，每大庭廣衆中，一聞鄙名，足下進退未能自安，淺見者又或以作俑馳書歸咎，鄙人難于酬答，是吾兩人皆失之也。
”（以上俱見《廖季平學術思想研究》一書内第七章《廖平與康有為》）迫責頗嚴。
康廖兩家同時都是今文經師，各有千秋，廖著在前，康氏上述兩書，受有廖氏《今古學考》影響，康氏弟子梁任公亦不諱言，但康氏著作枝葉扶疏，大氣磅礴，當時少有。
其書受廖著啟迪而有所發揮，亦學術界常事，但不必謂之為“祖述”或“抄襲”。
廖平先生具有公羊傳統，其說多變。
蒙文通先生在《井研廖平師與近代今文學》（見《廖季平年譜》附錄）一文，詳細描述了季平先生學術發展過程。
以為季平先生初治《谷梁》，後乃知《谷梁》與《王制》相通。
《王制》者孔氏删經自訂一家之制，一王之法。
遂以《谷梁》、《王制》為今文學正宗，而《周官》為古學正宗，以《公羊》齊學為消息于今古學之間。
就禮制以立言，此廖說之根荄所在。
于是變法之議起，潘祖蔭、翁同龢當國而《公羊》之說大行，世之學者皆競言改制。
《谷梁》釋經本義密于《公羊》，故由《谷梁》而治《公羊》，其事茲易。
廖先生遂以《公羊》名家。
《谷梁》實為魯學大宗，而《公羊》為齊學巨擘。
《谷梁》乃以禮說今文者為魯學遺規；《公羊》乃以緯說群經者，為齊學成法。
此今文中二派對峙之主幹，經學固以魯人為嫡傳，而緯書者乃齊人之大本。
何休訓《公羊》，改制之說推本于王魯，王魯之說推本于隐公元年，以諸侯不得有元年，魯隐之有元年，實孔子王魯之義，亦即改制之本。
然《左氏》稱惠之二十四年，惠之十八年，《晉語》自以獻公以下之紀年，諸侯之得改元，《春秋》著之。
《白虎通義》謂天子改元，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則禮家斷其義，安在隐公元年即是王魯，而衍其說于改制？由改制故言托古，改制之事不實，則托古之說難言。
季平先生由《谷梁》而兼治《公羊》，故主禮制而不廢神運之說，實以魯學而兼治齊學，其長在于春秋禮制，神運之說尚非所長。
季平先生之說既推本于禮制，而今古文禮制異教，學判今古，勢必進而推明其緻異之故。
先生初年之學，以為今文者孔子晚年之定論，鄒魯之士實聞之；古文者孔子初年之學，趙燕之士皆聞之。
孔子初年之學主從周，遠方之士聞而先歸者實得之，于後為古文學。
晚年修《春秋》，則損益四代之制，自為一王之法，唯鄉黨之士聞之，于後為今文學。
及與康有為相見于廣州，康氏遂本廖先生之《今古學考》、《古學考》以作《新學僞經考》；本《知聖篇》以作《孔子改制考》。
康氏之學實以龔魏為依歸，而未窮廖先生之底蘊。
梁任公謂康氏學非自廖氏，而盛推龔魏以及南海，是為實錄。
唯《僞經》、《改制》二書不能謂非受影響于廖先生。
”（《自編年譜》）在乾隆時代還是把西洋當做中國古代的夷狄，此後在康有為的時代，關已粉碎，閉不可能，在學問和知識的探索上，除《海國圖志》等書外，他又接受了西方最新成就如進化論，民約論，民主議會思潮，空想社會主義以及一些自然科學的知識，并以之結合公羊學派中的三世說，《禮運》中的大同思想；以新知益舊學，遂使其思想具有為新興的資産階級改良主義政治服務的内容。
這對于傳統的今文經學—公羊派來說，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使今文經學超越自我，由為封建社會服務的學說，變為新興資産階級開路者，直至民國年間，經學脫離政治，公羊學說仍然為古史辨派一直沿用的方法論。
以新知益舊學之舊學即今文經學，今文經學自乾嘉以來至清末亦有長足發展，康有為自謂其《新學僞經考》受有魏源《詩古微》及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的影響，這是無可質疑的，為學之道，譬如積新，後人勝過前人，理所當然。
但與康有為同時之經學大師廖平，同類著作或早于康，而兩人曾有交結，有為習聞其說，因而有所啟發。
廖平自述說：“丁亥（1887年）作《今古學考》，戊子（1888年）成為二篇，述今學為《知聖篇》，古學為《辟劉篇》。
庚寅，晤康長素于廣州，議論相克。
逾年，《僞經考》出，倚馬成書，其絕倫矣。
”（《經話甲篇》卷二）又說，“外間所祖述之《改制考》即祖述《知聖篇》，《僞經考》即祖述《辟劉篇》。
”（《經學四篇記》）康有為的《新學僞經考》及《孔子改制考》問世後，在思想界及政治界引起軒然大波，梁任公曾比之為“飓風”，為“火山噴”，于此廖平曾緻函康有為曰：“吾兩人交涉之事，天下所共聞知，餘不願貪天之功為己功，足下之學自有之可也。
然足下深自諱避，使人有向秀之謗，每大庭廣衆中，一聞鄙名，足下進退未能自安，淺見者又或以作俑馳書歸咎，鄙人難于酬答，是吾兩人皆失之也。
”（以上俱見《廖季平學術思想研究》一書内第七章《廖平與康有為》）迫責頗嚴。
康廖兩家同時都是今文經師，各有千秋，廖著在前，康氏上述兩書，受有廖氏《今古學考》影響，康氏弟子梁任公亦不諱言，但康氏著作枝葉扶疏，大氣磅礴，當時少有。
其書受廖著啟迪而有所發揮，亦學術界常事，但不必謂之為“祖述”或“抄襲”。
廖平先生具有公羊傳統，其說多變。
蒙文通先生在《井研廖平師與近代今文學》（見《廖季平年譜》附錄）一文，詳細描述了季平先生學術發展過程。
以為季平先生初治《谷梁》，後乃知《谷梁》與《王制》相通。
《王制》者孔氏删經自訂一家之制，一王之法。
遂以《谷梁》、《王制》為今文學正宗，而《周官》為古學正宗，以《公羊》齊學為消息于今古學之間。
就禮制以立言，此廖說之根荄所在。
于是變法之議起，潘祖蔭、翁同龢當國而《公羊》之說大行，世之學者皆競言改制。
《谷梁》釋經本義密于《公羊》，故由《谷梁》而治《公羊》，其事茲易。
廖先生遂以《公羊》名家。
《谷梁》實為魯學大宗，而《公羊》為齊學巨擘。
《谷梁》乃以禮說今文者為魯學遺規；《公羊》乃以緯說群經者，為齊學成法。
此今文中二派對峙之主幹，經學固以魯人為嫡傳，而緯書者乃齊人之大本。
何休訓《公羊》，改制之說推本于王魯，王魯之說推本于隐公元年，以諸侯不得有元年，魯隐之有元年，實孔子王魯之義，亦即改制之本。
然《左氏》稱惠之二十四年，惠之十八年，《晉語》自以獻公以下之紀年，諸侯之得改元，《春秋》著之。
《白虎通義》謂天子改元，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則禮家斷其義，安在隐公元年即是王魯，而衍其說于改制？由改制故言托古，改制之事不實，則托古之說難言。
季平先生由《谷梁》而兼治《公羊》，故主禮制而不廢神運之說，實以魯學而兼治齊學，其長在于春秋禮制，神運之說尚非所長。
季平先生之說既推本于禮制，而今古文禮制異教，學判今古，勢必進而推明其緻異之故。
先生初年之學，以為今文者孔子晚年之定論，鄒魯之士實聞之；古文者孔子初年之學，趙燕之士皆聞之。
孔子初年之學主從周，遠方之士聞而先歸者實得之，于後為古文學。
晚年修《春秋》，則損益四代之制，自為一王之法，唯鄉黨之士聞之，于後為今文學。
及與康有為相見于廣州，康氏遂本廖先生之《今古學考》、《古學考》以作《新學僞經考》；本《知聖篇》以作《孔子改制考》。
康氏之學實以龔魏為依歸，而未窮廖先生之底蘊。
梁任公謂康氏學非自廖氏，而盛推龔魏以及南海，是為實錄。
唯《僞經》、《改制》二書不能謂非受影響于廖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