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清代前期的大一統論與公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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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魏僖談大一統
清初易堂九子之一的魏僖侈談大一統。
僖緻力于古文辭，喜讀史，好《左氏傳》，其為文亦淩厲雄傑，僧無可（方以智）嘗至山中，歎曰，“易堂真氣，下無雙矣”。
叔子認為“經世之務，莫備于史，以為尚書史之大祖，《左傳》史之大宗。
古今治天下之理盡于《書》，而古今禦天下之變備于《左傳》，明其明，達其變，讀秦漢以下之史，猶入宗廟之中，循其昭穆而别其子姓，了如指掌矣”（《左傳經世·自序》）。
讀史所以經世，與讀經經世之說相輔而成。
蓋時當季世，學者治學欲挽狂瀾，必有所取法，明、清之際雖有西方傳教士東來，但其說難為中土學者普遍接受，法無可法，于是返而求諸古，此種狀态頗類西歐之“文藝複興”，以複古作維新，沖破中古之封建網羅，而求思想解放，于是明、清之際表現在中國學術思想界，出現又一次的“百家争鳴”。
魏叔子之讀史經世說亦一家言。
《春秋》三傳，《左傳》紀事，事無義理可言，而微言大義來自《公羊》，《公羊》義頗不俗，倡大一統，魯隐公元年，《春秋》開始，首先強調大一統。
如雲：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何？君主始年也。
……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春秋時代并不存在大一統的局面。
而《公羊》強調大一統，可視為“實不一統而文一統”。
公羊家說，此孔子為新王立法。
當周之季世，為新王法，權假文王，而實際“以《春秋》當新王”。
《春秋》何以能當新王？于是有孔子為漢立法說。
漢朝确是大一統天下，《公羊》的理想實現了。
尤其是武帝時代，真正完成了大一統的事業，但如何使這一統的天下真正“大”起來，還是武帝關心的問題，于是有董仲舒的“天人三策”。
漢武帝實現了大一統，他也曾經想長久維持這大一統的局面，但漢末分崩，魏、蜀、吳鼎立，不再是一統的天下，而中國一統的思想深入人心，“實不一統而文一統”的影響，遂有“正統”說。
“正統”說正好是“實不一統而文一統”的體現，但在這表面文章中蘊藏着無窮力量，它是一種精神紐帶，绾系人心，分離的政權都以“中國”自居，都以代表“中國”自命，這自居、自命的内在含義，即他們是大一統的擔當者，他們是中國的擔當者。
《公羊》于此亦有卓越義法，他們以為“中國”、夷狄之分本不由種族、民族界限，而以緻治、文化為分野，中國可以退為夷狄，夷狄可以進為中國，進為中國者即“正統”，即大一統之擔當者，大一統而不可得，于是為“正統”之擔當者，夷狄隻能納貢稱臣，聽“正統”者之頒正朔。
此所以《公羊》三世，太平世夷狄進而為中國，天下大一統矣。
實不一統而文一統，于是有正統說，既有正統說，當分崩之際，政權峙立，孰為正統，标準為何？于是在長期中國曆史中，當政治上不能統一的時候，遂有長期争論，而持久不休，魏叔子亦參與此項争論者，曾有三篇《正統論》（《文集》）。
在《正統論》中，他指出： 古今正統之論，紛纭而不決，其說之近是者有三：歐陽修、蘇轼、鄭思肖是也。
歐陽子之說曰，正統有時而絕，故曰正統之序，自唐虞三代，曆秦漢而絕，晉絕之又絕，有唐得之又絕。
蘇轼之說曰，正統之為言，猶曰，有天下雲爾，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亦以名與之，名輕而後實重，故曰正統。
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
序其可得者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
鄭氏之說曰：以正得國，則篡之者為逆；不以正得國，則奪之者為非逆。
故曰，正統三皇，五帝，三王，東、西漢，蜀晉宋而已。
三者之說，皆近于理，而鄭氏為尤正，然各有其偏見，不可以不辨也，辨其非則是者出矣。
天下不能一日無君，故正統有時絕，而統無絕，絕其統則彼天下将何屬乎？而其予西晉而不與東晉，等後唐，後漢于朱梁，石晉，尤為非是，此歐陽子之蔽也。
偏安之主篡竊之人，吾予之以正統，彼正統者孰肯與之。
蘇氏曰，猶夫大夫士與民也，而或為盜，勢不得不與之偕座。
夫吾非有誅賞進退之權，則隐忍而偕坐，固其勢也，旁觀之君子，則必别其為盜而不齒之大夫士與民。
且以為舉天下而授之魏，晉，漢，魏之過，與之統者何罪？猶舅以妾為妻而婦奈何不以為姑，則大不為然矣，生于篡君之子孫，親為其臣子，謂之姑可也，然君子有微辭焉。
《春秋》于桓公元年書“春王正月”，于三年書“春王正月”之義是也。
至于後世之公論，則是以妾為妻，而國人則妾之耳。
使當時之名一空而後不可更，則公議無權，亂臣賊子不畏身後之誅，以為吾固可與二帝、三王俨然而并列也，孔子之《春秋》可無作矣，故以為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者，此蘇氏之蔽也。
鄭氏身當宋亡，發憤于心史，雖元魏之修禮樂，興制度，亦所不取。
其尊宋之極。
至于黜唐，夫以為不正而得國，則陳橋之變與隋禅唐何異，而唐除隋暴，尤正于宋之取周，故以為三皇，五帝，三王，漢，宋者，忠臣之心，義士之見，非古今之公論，此鄭氏之蔽也。
然則正統之說惡乎定：魏子曰，古今之統有三，别其三統，而正統之說全矣。
曰正統，曰偏統，曰竊統。
正統者，以聖人得天下，德不及聖人而得之不至于甚不正，功加天下者亦與焉。
偏統者不能使天下歸于一統則擇其非篡弑，居中國而強大者焉。
竊統者，身弑其君而篡其位，縱能一統乎天下，終不與之以正統而著之曰竊統。
是故因其實而歸之以其名者，正統也，唐，虞，夏，商，周，西漢，東漢，蜀漢，東晉，南宋是也。
正統絕而其子孫無足以系天下望而後歸之曰偏統，後唐，後漢是也。
天下之偏統絕，雖亂賊固已正乎其為天子有天下，則不得不歸之竊統，秦，魏，西晉，宋，齊，梁，陳，隋，後梁，後晉，後周，北宋是也。
吾故折衷歐陽子正統有時絕，鄭氏篡正為逆，奪不正非逆之說，以明三統，三統明，然後天下之統不絕，偏安之正篡弑之人亦終不得以幹正統，而正統之論完矣。
叔子引用歐陽修、蘇東坡、鄭思肖三家正統說，判其是非，而提出“三統說”，此可以名之曰“新三統”。
“舊三統”，黑統、白統、赤統因五行而生，主者公羊學派與荀子學派。
荀子所謂“道不過三代”及《公羊》的“三世說”，都是三統說的前身。
董仲舒接受了這種傳統而有三統說，漢武帝的太初改制許多方面是受了他的影響。
但魏僖的三統不是董仲舒的三統，魏僖的三統是：正統，偏統，竊統。
正統者，聖人得天下，非聖人得天下而甚不正者亦得曰正統。
偏統者，不能使天下歸于一統，而得國非由篡弑，居中國而強大者屬之。
竊統者，弑君篡位，縱能一統，終不能稱正統而名之曰“竊”！這是儒家正名主義的應用。
正統是名正言順，堂哉皇哉。
偏統者，有類于齊桓、晉文之伯業，雖不能一統，但能維護正統的尊嚴。
竊統則亂臣賊子，能統一而其統不正。
但叔子的理論亦有漏洞，如同一宋朝，北宋為竊，南宋為正，以北宋得國為篡弑，南宋得國由繼承。
其實根既不正，嗣位者焉得為正，況宋高宗之對金稱臣，焉得曰正。
書生之見是難與談史識者。
“食其利者為有德”。
“侯之門仁義存”。
得國之正與不正，亦難言也。
湯武之征伐何殊于莽、操之得國，而一為聖王，一為權奸。
其實堯舜禅讓，不得不行，湯武之征伐亦不得不行，禅讓與征伐亦等耳。
此為當時之社會環境所決定，非由人力安排，但與魏僖而談社會發展規律，亦如夏蟲不可與語冰，蘇東坡究屬達者，其言曰：“正統之為言，猶曰，有天下雲爾，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亦以名與之，名輕而後實重，故曰正統。
”“有天下後得言正統，是大一統也”，無論任何國人能統一中國，即為大一統，即為正統。
其後，無其實而有其名亦得曰正統，名重而實輕。
鄭思肖因亡國之痛，斤斤于“以正得國，則篡之者為逆，不以正得國，則奪之者為非逆”。
周武伐暴，但夷齊以為非正，正與不正，亦各有其是非，所謂“以暴易暴”者，乃階級社會之通則。
思肖之言，其情可憫，但于史實扞格難通。
無大一統之實而欲維護大一統之名，故有正統之議，這應當是史家愛國主義的表現，在曆史上富有積極意義。
須有正統，然後于政權分離之後，仍得雲“國家大一統”。
春秋戰國時之周天子本如告朔之羊，但有羊究勝于無羊，有統亦勝于無統。
魏僖重視正統，究屬有識之士。
在“正統論”中，下兩篇中主要論述曆朝屬統及史法、書法等問題，叔子本治《左傳》，不治《公羊》，因倡《正統》，亦主大一統，故于《三魏易學》中有： 萃，天下一統也。
（二）清代前期的公羊學派 我們曾經指出，東漢以後，今文經學（公羊學）若潛流地下，默默無聞。
宋代學者雖重《春秋》，但不主《公羊》而别作新傳。
至清代當乾、嘉樸學發皇，壟斷一時的時候，公羊學派亦若奇峰突起。
溯源導流，清人首倡《公羊》者當推常州莊存與！ 莊存與，字方耕，他是中國封建社會末期公羊學的開創者，此後這一學派中的重要人物幾乎都受有他的影響，最著者有門人孔廣森、外孫劉逢祿等。
莊存與是一位經師，不是一位變法圖強的政治家，因此他直接牽涉到政治理論處很少，但在他的著作中，要求鞏固舊有階級秩序的願望是強烈的。
原來公羊學派的曆史觀和政治理論相結合，其中的曆史觀有時進退于先王、後王之間，所以他們的政治理論也不徹底，即使要建立地主階級的新秩序也抛不下舊有的世族地主。
因此莊存與不是一位有創見的曆史學家！他用以和政治理論相結合的不是傳統的公羊學曆史觀，而引進了宋代理學思想。
宋代理學以儒家綱常名教講《春秋》，莊存與受這派影響，遂亦以理學思想說《春秋》。
他在《春秋正辭》的《奉天辭》中引用二程的語言道：“天理滅矣，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鹹矣，故不具四時。
”以理學解《春秋》，宋代流行，如今複見。
清代乾嘉，漢學鼎盛，常州學派卻以宋學講《春秋》。
莊存與不僅在經學上引進宋學，在經學本身中也不分今古。
同是經學，今文與古文一向互為水火，彼此不相容，因之今文《公羊》排斥古文《周禮》，清代康有為更以《公羊》為聖經，而以《周禮》為僞造。
但莊存與卻以《周禮》濟《公羊》之窮。
其實這是正确的看法，《公羊》、《周禮》同屬齊學，有相通處。
莊存與一不主張改制，二不主張變法，他希望鞏固原有的階級秩序，而願借《周禮》以成其說。
在《周官記》中，他說：“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于農民。
農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
民農則樸，樸則易用。
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
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
民農則其産複，其産複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
民舍本事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
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産約，其産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
皆有遠志，無有居心。
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為非，以非為是。
”這是莊氏據《周官》作論，以為齊民務農與否，對于封建國家來說，有三利三不利。
在《春秋正辭·内辭第三·土功》條中也談到這一問題道：“王事惟農是務，無有求利于其官，以于農工，谷不可勝，由此道也。
”所謂“農工”即從事農業工作的農民。
莊存與以經師而談政治經濟，亦本學以經世之義，以《周禮》為鑒，由《公羊》出發，遂與先秦法家殊途而同歸。
《周禮》尚法重農，與法家相合，而《公羊》學者講《周禮》亦重農尊法；以此《公羊》、《周禮》雖分屬今、古，但内容無不可逾越之鴻溝。
晚清康有為出，鼓吹《公羊》而排斥《周禮》，兩者又互相水火不相容矣。
莊存與理想一個大一統的天下。
這是《公羊春秋》之千古絕唱！莊存與所處的時代正是新的“南夷與北狄交，王室不絕若線”的時代，在南方，英國資本主義勢力正在叩關，他們的鴉片煙船停泊以待；在北方俄國勢力正在得寸進尺，蠶食而鲸吞。
這遠不是“夷狄進于爵”的太平世界，而是如何排斥“夷狄”的問題。
所以莊存與的大一統不能與“張三世”的理論相結合，而止于“内諸夏而外夷狄”的階段。
在《天子辭·大規天子》條，他發揮道：“周公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二之以晉制則不可，其不可于是始，君子謹而緻之，欲天下之一乎周也。
”他沒有進一步說明“夷狄”進而為中國的道理，“欲天下之一乎周”，在當時來說也就是“欲天下之一乎清”。
“欲天下之一乎周”，而不可得，他轉而肯定“二伯”。
因為齊桓、晉文是能夠抵抗四夷，維持當時統治秩序的人。
他曾指出：“諸侯無伯，亦《春秋》之所惡也。
則其不主晉何？曰，諸侯之無伯也，晉襄公始為之也。
不主晉于是始而王道行矣。
桓、文作而《春秋》有伯辭，實與而文不與也。
”（《春秋正辭》諸夏辭第五） “實與而文不與”是《公羊春秋》中重要義法之一。
表明在曆史轉換時期之承認現實，而有礙于舊有原則。
“實與”是結合現實而贊賞其維護當時秩序的伯業；“文不與”是不能公開承認這種侵犯王權的舉動。
在《二伯辭》中
僖緻力于古文辭，喜讀史，好《左氏傳》，其為文亦淩厲雄傑，僧無可（方以智）嘗至山中，歎曰，“易堂真氣，下無雙矣”。
叔子認為“經世之務，莫備于史，以為尚書史之大祖，《左傳》史之大宗。
古今治天下之理盡于《書》，而古今禦天下之變備于《左傳》，明其明，達其變，讀秦漢以下之史，猶入宗廟之中，循其昭穆而别其子姓，了如指掌矣”（《左傳經世·自序》）。
讀史所以經世，與讀經經世之說相輔而成。
蓋時當季世，學者治學欲挽狂瀾，必有所取法，明、清之際雖有西方傳教士東來，但其說難為中土學者普遍接受，法無可法，于是返而求諸古，此種狀态頗類西歐之“文藝複興”，以複古作維新，沖破中古之封建網羅，而求思想解放，于是明、清之際表現在中國學術思想界，出現又一次的“百家争鳴”。
魏叔子之讀史經世說亦一家言。
《春秋》三傳，《左傳》紀事，事無義理可言，而微言大義來自《公羊》，《公羊》義頗不俗，倡大一統，魯隐公元年，《春秋》開始，首先強調大一統。
如雲：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何？君主始年也。
……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春秋時代并不存在大一統的局面。
而《公羊》強調大一統，可視為“實不一統而文一統”。
公羊家說，此孔子為新王立法。
當周之季世，為新王法，權假文王，而實際“以《春秋》當新王”。
《春秋》何以能當新王？于是有孔子為漢立法說。
漢朝确是大一統天下，《公羊》的理想實現了。
尤其是武帝時代，真正完成了大一統的事業，但如何使這一統的天下真正“大”起來，還是武帝關心的問題，于是有董仲舒的“天人三策”。
漢武帝實現了大一統，他也曾經想長久維持這大一統的局面，但漢末分崩，魏、蜀、吳鼎立，不再是一統的天下，而中國一統的思想深入人心，“實不一統而文一統”的影響，遂有“正統”說。
“正統”說正好是“實不一統而文一統”的體現，但在這表面文章中蘊藏着無窮力量，它是一種精神紐帶，绾系人心，分離的政權都以“中國”自居，都以代表“中國”自命，這自居、自命的内在含義，即他們是大一統的擔當者，他們是中國的擔當者。
《公羊》于此亦有卓越義法，他們以為“中國”、夷狄之分本不由種族、民族界限，而以緻治、文化為分野，中國可以退為夷狄，夷狄可以進為中國，進為中國者即“正統”，即大一統之擔當者，大一統而不可得，于是為“正統”之擔當者，夷狄隻能納貢稱臣，聽“正統”者之頒正朔。
此所以《公羊》三世，太平世夷狄進而為中國，天下大一統矣。
實不一統而文一統，于是有正統說，既有正統說，當分崩之際，政權峙立，孰為正統，标準為何？于是在長期中國曆史中，當政治上不能統一的時候，遂有長期争論，而持久不休，魏叔子亦參與此項争論者，曾有三篇《正統論》（《文集》）。
在《正統論》中，他指出： 古今正統之論，紛纭而不決，其說之近是者有三：歐陽修、蘇轼、鄭思肖是也。
歐陽子之說曰，正統有時而絕，故曰正統之序，自唐虞三代，曆秦漢而絕，晉絕之又絕，有唐得之又絕。
蘇轼之說曰，正統之為言，猶曰，有天下雲爾，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亦以名與之，名輕而後實重，故曰正統。
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
序其可得者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
鄭氏之說曰：以正得國，則篡之者為逆；不以正得國，則奪之者為非逆。
故曰，正統三皇，五帝，三王，東、西漢，蜀晉宋而已。
三者之說，皆近于理，而鄭氏為尤正，然各有其偏見，不可以不辨也，辨其非則是者出矣。
天下不能一日無君，故正統有時絕，而統無絕，絕其統則彼天下将何屬乎？而其予西晉而不與東晉，等後唐，後漢于朱梁，石晉，尤為非是，此歐陽子之蔽也。
偏安之主篡竊之人，吾予之以正統，彼正統者孰肯與之。
蘇氏曰，猶夫大夫士與民也，而或為盜，勢不得不與之偕座。
夫吾非有誅賞進退之權，則隐忍而偕坐，固其勢也，旁觀之君子，則必别其為盜而不齒之大夫士與民。
且以為舉天下而授之魏，晉，漢，魏之過，與之統者何罪？猶舅以妾為妻而婦奈何不以為姑，則大不為然矣，生于篡君之子孫，親為其臣子，謂之姑可也，然君子有微辭焉。
《春秋》于桓公元年書“春王正月”，于三年書“春王正月”之義是也。
至于後世之公論，則是以妾為妻，而國人則妾之耳。
使當時之名一空而後不可更，則公議無權，亂臣賊子不畏身後之誅，以為吾固可與二帝、三王俨然而并列也，孔子之《春秋》可無作矣，故以為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者，此蘇氏之蔽也。
鄭氏身當宋亡，發憤于心史，雖元魏之修禮樂，興制度，亦所不取。
其尊宋之極。
至于黜唐，夫以為不正而得國，則陳橋之變與隋禅唐何異，而唐除隋暴，尤正于宋之取周，故以為三皇，五帝，三王，漢，宋者，忠臣之心，義士之見，非古今之公論，此鄭氏之蔽也。
然則正統之說惡乎定：魏子曰，古今之統有三，别其三統，而正統之說全矣。
曰正統，曰偏統，曰竊統。
正統者，以聖人得天下，德不及聖人而得之不至于甚不正，功加天下者亦與焉。
偏統者不能使天下歸于一統則擇其非篡弑，居中國而強大者焉。
竊統者，身弑其君而篡其位，縱能一統乎天下，終不與之以正統而著之曰竊統。
是故因其實而歸之以其名者，正統也，唐，虞，夏，商，周，西漢，東漢，蜀漢，東晉，南宋是也。
正統絕而其子孫無足以系天下望而後歸之曰偏統，後唐，後漢是也。
天下之偏統絕，雖亂賊固已正乎其為天子有天下，則不得不歸之竊統，秦，魏，西晉，宋，齊，梁，陳，隋，後梁，後晉，後周，北宋是也。
吾故折衷歐陽子正統有時絕，鄭氏篡正為逆，奪不正非逆之說，以明三統，三統明，然後天下之統不絕，偏安之正篡弑之人亦終不得以幹正統，而正統之論完矣。
叔子引用歐陽修、蘇東坡、鄭思肖三家正統說，判其是非，而提出“三統說”，此可以名之曰“新三統”。
“舊三統”，黑統、白統、赤統因五行而生，主者公羊學派與荀子學派。
荀子所謂“道不過三代”及《公羊》的“三世說”，都是三統說的前身。
董仲舒接受了這種傳統而有三統說，漢武帝的太初改制許多方面是受了他的影響。
但魏僖的三統不是董仲舒的三統，魏僖的三統是：正統，偏統，竊統。
正統者，聖人得天下，非聖人得天下而甚不正者亦得曰正統。
偏統者，不能使天下歸于一統，而得國非由篡弑，居中國而強大者屬之。
竊統者，弑君篡位，縱能一統，終不能稱正統而名之曰“竊”！這是儒家正名主義的應用。
正統是名正言順，堂哉皇哉。
偏統者，有類于齊桓、晉文之伯業，雖不能一統，但能維護正統的尊嚴。
竊統則亂臣賊子，能統一而其統不正。
但叔子的理論亦有漏洞，如同一宋朝，北宋為竊，南宋為正，以北宋得國為篡弑，南宋得國由繼承。
其實根既不正，嗣位者焉得為正，況宋高宗之對金稱臣，焉得曰正。
書生之見是難與談史識者。
“食其利者為有德”。
“侯之門仁義存”。
得國之正與不正，亦難言也。
湯武之征伐何殊于莽、操之得國，而一為聖王，一為權奸。
其實堯舜禅讓，不得不行，湯武之征伐亦不得不行，禅讓與征伐亦等耳。
此為當時之社會環境所決定，非由人力安排，但與魏僖而談社會發展規律，亦如夏蟲不可與語冰，蘇東坡究屬達者，其言曰：“正統之為言，猶曰，有天下雲爾，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亦以名與之，名輕而後實重，故曰正統。
”“有天下後得言正統，是大一統也”，無論任何國人能統一中國，即為大一統，即為正統。
其後，無其實而有其名亦得曰正統，名重而實輕。
鄭思肖因亡國之痛，斤斤于“以正得國，則篡之者為逆，不以正得國，則奪之者為非逆”。
周武伐暴，但夷齊以為非正，正與不正，亦各有其是非，所謂“以暴易暴”者，乃階級社會之通則。
思肖之言，其情可憫，但于史實扞格難通。
無大一統之實而欲維護大一統之名，故有正統之議，這應當是史家愛國主義的表現，在曆史上富有積極意義。
須有正統，然後于政權分離之後，仍得雲“國家大一統”。
春秋戰國時之周天子本如告朔之羊，但有羊究勝于無羊，有統亦勝于無統。
魏僖重視正統，究屬有識之士。
在“正統論”中，下兩篇中主要論述曆朝屬統及史法、書法等問題，叔子本治《左傳》，不治《公羊》，因倡《正統》，亦主大一統，故于《三魏易學》中有： 萃，天下一統也。
（二）清代前期的公羊學派 我們曾經指出，東漢以後，今文經學（公羊學）若潛流地下，默默無聞。
宋代學者雖重《春秋》，但不主《公羊》而别作新傳。
至清代當乾、嘉樸學發皇，壟斷一時的時候，公羊學派亦若奇峰突起。
溯源導流，清人首倡《公羊》者當推常州莊存與！ 莊存與，字方耕，他是中國封建社會末期公羊學的開創者，此後這一學派中的重要人物幾乎都受有他的影響，最著者有門人孔廣森、外孫劉逢祿等。
莊存與是一位經師，不是一位變法圖強的政治家，因此他直接牽涉到政治理論處很少，但在他的著作中，要求鞏固舊有階級秩序的願望是強烈的。
原來公羊學派的曆史觀和政治理論相結合，其中的曆史觀有時進退于先王、後王之間，所以他們的政治理論也不徹底，即使要建立地主階級的新秩序也抛不下舊有的世族地主。
因此莊存與不是一位有創見的曆史學家！他用以和政治理論相結合的不是傳統的公羊學曆史觀，而引進了宋代理學思想。
宋代理學以儒家綱常名教講《春秋》，莊存與受這派影響，遂亦以理學思想說《春秋》。
他在《春秋正辭》的《奉天辭》中引用二程的語言道：“天理滅矣，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鹹矣，故不具四時。
”以理學解《春秋》，宋代流行，如今複見。
清代乾嘉，漢學鼎盛，常州學派卻以宋學講《春秋》。
莊存與不僅在經學上引進宋學，在經學本身中也不分今古。
同是經學，今文與古文一向互為水火，彼此不相容，因之今文《公羊》排斥古文《周禮》，清代康有為更以《公羊》為聖經，而以《周禮》為僞造。
但莊存與卻以《周禮》濟《公羊》之窮。
其實這是正确的看法，《公羊》、《周禮》同屬齊學，有相通處。
莊存與一不主張改制，二不主張變法，他希望鞏固原有的階級秩序，而願借《周禮》以成其說。
在《周官記》中，他說：“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于農民。
農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
民農則樸，樸則易用。
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
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
民農則其産複，其産複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
民舍本事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
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産約，其産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
皆有遠志，無有居心。
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為非，以非為是。
”這是莊氏據《周官》作論，以為齊民務農與否，對于封建國家來說，有三利三不利。
在《春秋正辭·内辭第三·土功》條中也談到這一問題道：“王事惟農是務，無有求利于其官，以于農工，谷不可勝，由此道也。
”所謂“農工”即從事農業工作的農民。
莊存與以經師而談政治經濟，亦本學以經世之義，以《周禮》為鑒，由《公羊》出發，遂與先秦法家殊途而同歸。
《周禮》尚法重農，與法家相合，而《公羊》學者講《周禮》亦重農尊法；以此《公羊》、《周禮》雖分屬今、古，但内容無不可逾越之鴻溝。
晚清康有為出，鼓吹《公羊》而排斥《周禮》，兩者又互相水火不相容矣。
莊存與理想一個大一統的天下。
這是《公羊春秋》之千古絕唱！莊存與所處的時代正是新的“南夷與北狄交，王室不絕若線”的時代，在南方，英國資本主義勢力正在叩關，他們的鴉片煙船停泊以待；在北方俄國勢力正在得寸進尺，蠶食而鲸吞。
這遠不是“夷狄進于爵”的太平世界，而是如何排斥“夷狄”的問題。
所以莊存與的大一統不能與“張三世”的理論相結合，而止于“内諸夏而外夷狄”的階段。
在《天子辭·大規天子》條，他發揮道：“周公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二之以晉制則不可，其不可于是始，君子謹而緻之，欲天下之一乎周也。
”他沒有進一步說明“夷狄”進而為中國的道理，“欲天下之一乎周”，在當時來說也就是“欲天下之一乎清”。
“欲天下之一乎周”，而不可得，他轉而肯定“二伯”。
因為齊桓、晉文是能夠抵抗四夷，維持當時統治秩序的人。
他曾指出：“諸侯無伯，亦《春秋》之所惡也。
則其不主晉何？曰，諸侯之無伯也，晉襄公始為之也。
不主晉于是始而王道行矣。
桓、文作而《春秋》有伯辭，實與而文不與也。
”（《春秋正辭》諸夏辭第五） “實與而文不與”是《公羊春秋》中重要義法之一。
表明在曆史轉換時期之承認現實，而有礙于舊有原則。
“實與”是結合現實而贊賞其維護當時秩序的伯業；“文不與”是不能公開承認這種侵犯王權的舉動。
在《二伯辭》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