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宋儒之“春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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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春秋》字字有義，遂使說《春秋》者自縛其手腳，動彈不得，程頤《春秋傳》亦複如此。
《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
《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沒有那麼多的義例，所以朱子不在《春秋》中多作推敲。
他又批評舊三傳及胡安國傳，道： 《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隻是不知大義，好以成敗論人，都不折之以理之是非。
《公羊》、《谷梁》考事甚疏，然義理卻勝于《左氏》。
《胡傳》大義正亦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
（《春秋集傳》釋義綱領引） 議論平實，其所謂《公羊》、《谷梁》之義理勝于《左氏》，《公》、《谷》之義理亦隻代表《公》、《谷》，非《春秋》義。
《公羊》義理恣肆，自成一家言，雖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但富于理想而非妄想，《谷梁》非其俦也，而《左氏》記事，實千古傑作，實中國古史之瑰寶。
朱子于《春秋》及四傳理解，實勝于兩宋諸儒，因不再傳《春秋》而别有《資治通鑒綱目》一書。
不傳《春秋》而自作《春秋》，實朱子之本旨，與其曲解孔子《春秋》，不如自抒己見而别作《春秋》，胡三省在《新注資治通鑒序》中，指出： 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系之秦。
《魯春秋》則始于平王之四十九年，左丘明傳《春秋》止哀公之二十七年趙襄子惎智伯事，《通鑒》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
以此見孔子完《書》而作《春秋》，《通鑒》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
胡三省是以《春秋》繼《書》，而《通鑒》繼《春秋左氏》。
《左傳》為傳經書，《資治通鑒》繼《左氏》，是司馬光不敢續經而續傳。
《通鑒》比于《左傳》，則朱子之《資治通鑒綱目》可比于《春秋經》。
宋王柏之《資治通鑒綱目凡例後語》中說： 《通鑒綱目》之惠後學多矣。
李果齋《後語》曰：著書之凡例，立言之異同，附于其後。
然有是言也，而未見是書也。
……朱子推絜矩之道，寓權衡之筆，大書分注，自相錯綜，以備經傳之體，史遷以來，未始有也。
苟非發凡釋例，一以貫之，則述作之意，孰得而明；勸懲之意，孰得而辨，而大經大法，所以扶天倫遏人欲，修百王之軌度，為萬世之準繩者，何以見直書不隐之實，是豈尋行數墨，強探力索者，所可得其仿佛哉。
……今諸本所刊序例即此凡例之序也。
……凡下有目，目下有類，正統、無統之分甚嚴，有罪無罪之别亦著。
……該核謹嚴，治亂躍如也。
昔夫子之作《春秋》，因魯史之舊文，不見其筆削之迹，正以無凡例之可證。
朱子曰，《春秋》傳例，多不可信，非夫子之所為也。
今《綱目》之凡例，乃朱子之所自定，其大義之炳如者，固一本于夫子。
……蓋深以邪說橫流，誠有甚于洚水猛獸之害，有不可辭其責。
朱子亦謂《綱目》義例益精密，亂臣賊子，真無所匿其形矣。
開曆古之群蒙，極經世之大用，謂之《續春秋》，亦何愧焉。
王柏以為《綱目》一書，“謂之續《春秋》，亦何愧焉”。
當時人如此比拟，朱子本人亦本孔子《春秋》定凡例。
本先經後傳，如今《通鑒》已比于《左傳》，則《綱目》雖後來，因凡例具在，可比于經；是先傳後經，不同于《春秋》三傳。
明人佘以能于《資治通鑒綱目合注序》中，道：“吾考亭朱子因司馬文正公所輯《資治通鑒》而修《綱目》，蓋效吾夫子因魯史而修《春秋》之法，其為世道計，至矣。
”是以《綱鑒》比于《春秋》。
元人汪克寬于《資治通鑒綱目考異凡例序》中也指出：“子朱子曰，《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子之所為也。
夫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遊夏尚不能措一詞，而三傳各立凡例，後之言《春秋》者，又各立例，殆将數十百家，言人人殊，學者将安取衷哉！子朱子筆削《資治通鑒》為《綱目》，褒貶去取，一準《春秋》書法，别統系以明大一統之義。
表歲年以效首時之體，辨名号以正名，紀即位改元以正始。
”朱子是在筆削《通鑒》，以《通鑒》為未修《春秋》，使内容豐富而文辭絢麗的《資治通鑒》，變作枯幹的《資治通鑒綱目》。
《綱目》削《通鑒》而有凡例，自比于經。
我們可以比較兩者之《經》、《傳》關系。
《資治通鑒·周紀》一，威烈王二十三年，有：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是為三家分晉得到周威烈王之認可，乃開端事業，《通鑒》中有溫公之長篇議論，以為是宗周禮壞之開始。
臣光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于禮，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何謂禮，紀綱是也。
何謂分？君臣是也。
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于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紀綱哉！……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讨，又寵秩之，使列于諸侯，是區區之名分複不能守而并棄之也。
先王之禮于斯盡矣。
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強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
夫三晉雖強，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于天子而自立矣。
不請于天子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
今請于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而讨之！故三晉之列于諸侯，非三晉之禮壞，乃天子自壞之也。
烏呼，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 這是溫公對于三晉的評論，三家分晉為春秋末大夫執國命的自然結果，是中國古代宗法封建社會之轉折點，此後庶族擡頭，舊宗法貴族漸趨沒落，遂由春秋轉入戰國。
此《資治通鑒》之開端，所謂《左傳》終于智伯，而《通鑒》始于智伯，《通鑒》不直續《春秋》而續《左氏》。
在此關鍵時刻，《通鑒》書，“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胡三省注，以為是溫公書法所由始，他說： 此溫公書法所由始也。
……三家者，世為晉大夫，于周則倍臣也。
周室既衰，晉主夏盟，以尊王室，故命之為伯。
三卿竊晉之權，暴蔑其君，剖分其國，此王法所必誅也。
威烈王不惟不能誅之，又命之為諸侯，是崇獎奸名犯分之臣也。
《通鑒》始于此，其所以謹名分欤？ 初命韓趙魏三家為侯，是溫公書法之開始。
“初命”者，前此所未有，本應為王法所必究，而今命之為侯，是禮壞樂崩的開始。
禮樂制度不可亂，而今已亂，其罪當誅，朱子于此，亦隻依《通鑒》書“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溫公書法亦為朱文公之書法，經依于傳。
簡單明白之記事，褒貶所在，在求溫公之長篇評論，不在記事，以此宋末劉友益在《資治通鑒綱目書法》内指出：“初命者何？病周也。
三家分晉，各三四世矣……命之為諸侯，則于是始也。
以周為固亂，故病之。
或曰《通鑒》之托始于是也。
朱子于《感興篇》嘗有述先幾之疑矣。
《綱目》修《通鑒》者，則曷為無改焉。
蓋夫子之修《春秋》也，曰‘其義則某竊取之。
’又曰‘述而不作。
’知此則知朱子之《綱目》矣。
是故仍溫公之文子其首，備胡氏之說于其後；其意概可見也。
”這說明了朱子用意之所在，“述而不作”，《綱目》依《通鑒》文而胡三省有所發揮，皆朱子之書法所在。
《資治通鑒綱目》之書法類此，後世之評論此書者，意見不一，但《綱目》中正統之說，實為朱子迫于時勢之不得已。
《公羊》大一統說流行千載，實不一統之南宋，遂倡正統說，是為大一統之補充。
在《綱目》中的重要“凡例标次”是： 等十九項。
而關于“統系”的凡例，尤為凡例中之綱要。
朱子解釋說：“凡正統謂周……秦……漢……晉……隋……唐。
列國謂正統所封之國（如周之秦晉齊楚燕魏韓趙……諸大國及漢諸侯王之類）。
篡弑謂篡位幹統，而不及傳世者（如漢之呂後王莽，唐之武後之類……），建國謂仗義自王，或相王者（如秦之楚趙齊燕魏韓）。
僭國，謂乘亂篡位或據土者（如漢之魏吳，晉之漢趙諸燕……）。
無統謂周秦之間（秦楚燕魏韓趙齊代八大國凡二四年），秦漢之間（楚西楚漢三大國，雍以下為小國凡四年），晉隋之間（宋魏齊梁北齊後周陳隋為大國，西秦夏涼北燕後梁為小國凡一百七十年）隋唐之間（隋唐魏夏梁涼秦定揚吳楚鄭北梁漢東，以上凡五年），五代（梁唐晉漢周為大國，二蜀晉歧吳南漢吳越楚荊閩南唐殷北漢為小國凡五十三年）不成君謂仗義承統而不能成功者（如劉玄）。
” 他又解釋道：“凡正統全用天子之制，以臨四方，書法多因舊文，略如《春秋》書周魯事，事有相因者連書之。
諸國或臣或叛，各以其制處之（如漢自昭烈以後，即内吳而外魏），事各冠以國号不連書。
凡無統即為敵國，彼此均敵，無所抑揚，書法多變舊文，略如《春秋》書他國事，事各冠以國号不連書。
凡諸國号從其本稱，或屢更易，即從史家所稱，而于建國之始即注雲：是為某國。
凡諸國同時同号者，後起者稱後，至前國亡則後國去‘後’字，而凡追稱前國處加前字。
凡遠方小國，繼世遷徙，不能悉書，因事乃見。
”“統系”實為《綱目》中最主要凡例，而《正統》之标号更為微言大義之所在，在“歲年”、“名号”、“即位”、“尊立”等凡例中都标出“正統”與非之别。
自《公羊》首倡大一統以來，遂使國人無不以“一統”為常，而分裂為變；時至南宋，四裔交争，一統無存，朱子遂倡“正統”說，夷狄雖有君，奈非“正統”，“正統”實為大一統之補充。
正統，天統之義，實淵源有自。
在先秦五行系統中，以五行排帝位，已有正統及閏統說。
顧颉剛先生在《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曆史》（《古史辨》第五冊）一文中，曾讨論《夏商周的新法及秦的閏統問題》。
以為從前講五德的人都說夏為木德，商為金德，周為火德。
後來因為湊付五德系統而使夏變為金德，商為水德，周為木德；并因此造成些新的符瑞，而使夏商周五德之運适應于五行相生的系統。
夏金、殷水、周木已經定了，可是有關秦是水德的證據很多，要完全推翻這些事也有困難，于是想出一個“閏位”的辦法，說秦是水德，但介于周木與漢火之間，失去固有的行次，所以其祚不久。
又說秦是“任知行以強”，隻能是“霸”而不能是“王”；于是秦的一代就不為“正統”而為“閏統”，不為“秦王”而為“秦伯”了。
“閏統”是否有先例，正好《國語》、《淮南子》中關于共工的記載，和水有關而稱“伯”，因而推為“水德”，成為“秦伯”的先例。
這有關“閏統”的安排，是依五德終始的系統而排列的，無法依五德系統安排而已占有某德的帝王隻能居閏統地位而稱“伯”（霸）。
閏統非正統，但秦在朱子的凡例中處于正統的地位，而在五德終始的系統中秦是閏統。
前後的安排不同而各有根據，朱子在《綱目》中的根據是什麼呢？ 在《資治通鑒綱目》處于正統地位者，在宋前有：周、秦、漢、晉、隋、唐；都是大一統的國家，而不及其得國原因及年代之短暫；五德終始的座位安排亦早已抛棄。
秦、隋都是漢、唐大一統國家之先趨，所謂為之驅除以待後來者。
以此朱子之标“正統”實即大一統之别稱。
元人汪克寬在《資治通鑒綱目考異凡例序》中，曾經說：“書法另統系以明‘大一統’之義。
”明确指出《綱目》統系乃“明大一統之義”。
而在《資治通鑒綱目書法凡例》中，于《正統例》雲： 凡天下混一為正統。
正統者，大書紀年。
繼世雖土地分裂，猶大書之。
其非一統，則分注細書之。
雖一統而君非正系或女主，亦分注書之。
“凡天下混一為正統”，“混一”是否同于《公羊》之大一統，依《公羊》說，大一統有具體内容及定義，朱子雖不主《公羊》，“混一”亦“統一”之别稱，其義蓋大體相同。
凡正統國家，“繼世雖土地分裂，猶大書之”，此例用于漢末之國時，遂以蜀為正統，而《資治通鑒》則主魏，所以在《綱目凡例》夾注中指出：“如漢建安二十五年十月，魏始稱帝，改元黃初，而《通鑒》從是年之首即為魏黃初。
又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而《通鑒》于《目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即稱建興。
凡若此類。
非惟失實，而于君臣父子之教，所害尤大。
”以此《綱目》屢申義例，以為溫公《通鑒》之失。
于是《綱目》于魏文帝曹丕黃初元年，仍大書： （建安）二十五年冬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為山陽公。
《綱目書法》中指出，“書稱廢，一削傳禅之說，亂臣賊子，始無以自文，《綱目》誅心之法嚴矣哉！”翌年又書： 昭烈皇帝備章武元年。
是年四月劉備始即帝位，而歲首即書“昭烈皇帝備章武元年”。
此為《綱目》與《通鑒》及《三國志》觀點之最大牴牾處。
蜀雖非大一統國家，但繼承漢統，魏雖大國，但得來不正；于是正統之稱，遂代大一統之實。
南宋偏安，但為正統。
以正統代大一統，亦多民族國家政權分立時之所必争；史家修史亦因之以區别。
蓋政權可以暫時分裂，而國家必須一統；暫不能一統，則以正統代一統。
朱子之用心良苦，亦足見大一統說之深入人心，蓋千古不磨者也。
《春秋》字字有義，遂使說《春秋》者自縛其手腳，動彈不得，程頤《春秋傳》亦複如此。
《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
《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沒有那麼多的義例，所以朱子不在《春秋》中多作推敲。
他又批評舊三傳及胡安國傳，道： 《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隻是不知大義，好以成敗論人，都不折之以理之是非。
《公羊》、《谷梁》考事甚疏，然義理卻勝于《左氏》。
《胡傳》大義正亦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
（《春秋集傳》釋義綱領引） 議論平實，其所謂《公羊》、《谷梁》之義理勝于《左氏》，《公》、《谷》之義理亦隻代表《公》、《谷》，非《春秋》義。
《公羊》義理恣肆，自成一家言，雖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但富于理想而非妄想，《谷梁》非其俦也，而《左氏》記事，實千古傑作，實中國古史之瑰寶。
朱子于《春秋》及四傳理解，實勝于兩宋諸儒，因不再傳《春秋》而别有《資治通鑒綱目》一書。
不傳《春秋》而自作《春秋》，實朱子之本旨，與其曲解孔子《春秋》，不如自抒己見而别作《春秋》，胡三省在《新注資治通鑒序》中，指出： 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系之秦。
《魯春秋》則始于平王之四十九年，左丘明傳《春秋》止哀公之二十七年趙襄子惎智伯事，《通鑒》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
以此見孔子完《書》而作《春秋》，《通鑒》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
胡三省是以《春秋》繼《書》，而《通鑒》繼《春秋左氏》。
《左傳》為傳經書，《資治通鑒》繼《左氏》，是司馬光不敢續經而續傳。
《通鑒》比于《左傳》，則朱子之《資治通鑒綱目》可比于《春秋經》。
宋王柏之《資治通鑒綱目凡例後語》中說： 《通鑒綱目》之惠後學多矣。
李果齋《後語》曰：著書之凡例，立言之異同，附于其後。
然有是言也，而未見是書也。
……朱子推絜矩之道，寓權衡之筆，大書分注，自相錯綜，以備經傳之體，史遷以來，未始有也。
苟非發凡釋例，一以貫之，則述作之意，孰得而明；勸懲之意，孰得而辨，而大經大法，所以扶天倫遏人欲，修百王之軌度，為萬世之準繩者，何以見直書不隐之實，是豈尋行數墨，強探力索者，所可得其仿佛哉。
……今諸本所刊序例即此凡例之序也。
……凡下有目，目下有類，正統、無統之分甚嚴，有罪無罪之别亦著。
……該核謹嚴，治亂躍如也。
昔夫子之作《春秋》，因魯史之舊文，不見其筆削之迹，正以無凡例之可證。
朱子曰，《春秋》傳例，多不可信，非夫子之所為也。
今《綱目》之凡例，乃朱子之所自定，其大義之炳如者，固一本于夫子。
……蓋深以邪說橫流，誠有甚于洚水猛獸之害，有不可辭其責。
朱子亦謂《綱目》義例益精密，亂臣賊子，真無所匿其形矣。
開曆古之群蒙，極經世之大用，謂之《續春秋》，亦何愧焉。
王柏以為《綱目》一書，“謂之續《春秋》，亦何愧焉”。
當時人如此比拟，朱子本人亦本孔子《春秋》定凡例。
本先經後傳，如今《通鑒》已比于《左傳》，則《綱目》雖後來，因凡例具在，可比于經；是先傳後經，不同于《春秋》三傳。
明人佘以能于《資治通鑒綱目合注序》中，道：“吾考亭朱子因司馬文正公所輯《資治通鑒》而修《綱目》，蓋效吾夫子因魯史而修《春秋》之法，其為世道計，至矣。
”是以《綱鑒》比于《春秋》。
元人汪克寬于《資治通鑒綱目考異凡例序》中也指出：“子朱子曰，《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子之所為也。
夫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遊夏尚不能措一詞，而三傳各立凡例，後之言《春秋》者，又各立例，殆将數十百家，言人人殊，學者将安取衷哉！子朱子筆削《資治通鑒》為《綱目》，褒貶去取，一準《春秋》書法，别統系以明大一統之義。
表歲年以效首時之體，辨名号以正名，紀即位改元以正始。
”朱子是在筆削《通鑒》，以《通鑒》為未修《春秋》，使内容豐富而文辭絢麗的《資治通鑒》，變作枯幹的《資治通鑒綱目》。
《綱目》削《通鑒》而有凡例，自比于經。
我們可以比較兩者之《經》、《傳》關系。
《資治通鑒·周紀》一，威烈王二十三年，有：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是為三家分晉得到周威烈王之認可，乃開端事業，《通鑒》中有溫公之長篇議論，以為是宗周禮壞之開始。
臣光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于禮，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何謂禮，紀綱是也。
何謂分？君臣是也。
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于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紀綱哉！……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讨，又寵秩之，使列于諸侯，是區區之名分複不能守而并棄之也。
先王之禮于斯盡矣。
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強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
夫三晉雖強，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于天子而自立矣。
不請于天子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
今請于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而讨之！故三晉之列于諸侯，非三晉之禮壞，乃天子自壞之也。
烏呼，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 這是溫公對于三晉的評論，三家分晉為春秋末大夫執國命的自然結果，是中國古代宗法封建社會之轉折點，此後庶族擡頭，舊宗法貴族漸趨沒落，遂由春秋轉入戰國。
此《資治通鑒》之開端，所謂《左傳》終于智伯，而《通鑒》始于智伯，《通鑒》不直續《春秋》而續《左氏》。
在此關鍵時刻，《通鑒》書，“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胡三省注，以為是溫公書法所由始，他說： 此溫公書法所由始也。
……三家者，世為晉大夫，于周則倍臣也。
周室既衰，晉主夏盟，以尊王室，故命之為伯。
三卿竊晉之權，暴蔑其君，剖分其國，此王法所必誅也。
威烈王不惟不能誅之，又命之為諸侯，是崇獎奸名犯分之臣也。
《通鑒》始于此，其所以謹名分欤？ 初命韓趙魏三家為侯，是溫公書法之開始。
“初命”者，前此所未有，本應為王法所必究，而今命之為侯，是禮壞樂崩的開始。
禮樂制度不可亂，而今已亂，其罪當誅，朱子于此，亦隻依《通鑒》書“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溫公書法亦為朱文公之書法，經依于傳。
簡單明白之記事，褒貶所在，在求溫公之長篇評論，不在記事，以此宋末劉友益在《資治通鑒綱目書法》内指出：“初命者何？病周也。
三家分晉，各三四世矣……命之為諸侯，則于是始也。
以周為固亂，故病之。
或曰《通鑒》之托始于是也。
朱子于《感興篇》嘗有述先幾之疑矣。
《綱目》修《通鑒》者，則曷為無改焉。
蓋夫子之修《春秋》也，曰‘其義則某竊取之。
’又曰‘述而不作。
’知此則知朱子之《綱目》矣。
是故仍溫公之文子其首，備胡氏之說于其後；其意概可見也。
”這說明了朱子用意之所在，“述而不作”，《綱目》依《通鑒》文而胡三省有所發揮，皆朱子之書法所在。
《資治通鑒綱目》之書法類此，後世之評論此書者，意見不一，但《綱目》中正統之說，實為朱子迫于時勢之不得已。
《公羊》大一統說流行千載，實不一統之南宋，遂倡正統說，是為大一統之補充。
在《綱目》中的重要“凡例标次”是： 等十九項。
而關于“統系”的凡例，尤為凡例中之綱要。
朱子解釋說：“凡正統謂周……秦……漢……晉……隋……唐。
列國謂正統所封之國（如周之秦晉齊楚燕魏韓趙……諸大國及漢諸侯王之類）。
篡弑謂篡位幹統，而不及傳世者（如漢之呂後王莽，唐之武後之類……），建國謂仗義自王，或相王者（如秦之楚趙齊燕魏韓）。
僭國，謂乘亂篡位或據土者（如漢之魏吳，晉之漢趙諸燕……）。
無統謂周秦之間（秦楚燕魏韓趙齊代八大國凡二四年），秦漢之間（楚西楚漢三大國，雍以下為小國凡四年），晉隋之間（宋魏齊梁北齊後周陳隋為大國，西秦夏涼北燕後梁為小國凡一百七十年）隋唐之間（隋唐魏夏梁涼秦定揚吳楚鄭北梁漢東，以上凡五年），五代（梁唐晉漢周為大國，二蜀晉歧吳南漢吳越楚荊閩南唐殷北漢為小國凡五十三年）不成君謂仗義承統而不能成功者（如劉玄）。
” 他又解釋道：“凡正統全用天子之制，以臨四方，書法多因舊文，略如《春秋》書周魯事，事有相因者連書之。
諸國或臣或叛，各以其制處之（如漢自昭烈以後，即内吳而外魏），事各冠以國号不連書。
凡無統即為敵國，彼此均敵，無所抑揚，書法多變舊文，略如《春秋》書他國事，事各冠以國号不連書。
凡諸國号從其本稱，或屢更易，即從史家所稱，而于建國之始即注雲：是為某國。
凡諸國同時同号者，後起者稱後，至前國亡則後國去‘後’字，而凡追稱前國處加前字。
凡遠方小國，繼世遷徙，不能悉書，因事乃見。
”“統系”實為《綱目》中最主要凡例，而《正統》之标号更為微言大義之所在，在“歲年”、“名号”、“即位”、“尊立”等凡例中都标出“正統”與非之别。
自《公羊》首倡大一統以來，遂使國人無不以“一統”為常，而分裂為變；時至南宋，四裔交争，一統無存，朱子遂倡“正統”說，夷狄雖有君，奈非“正統”，“正統”實為大一統之補充。
正統，天統之義，實淵源有自。
在先秦五行系統中，以五行排帝位，已有正統及閏統說。
顧颉剛先生在《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曆史》（《古史辨》第五冊）一文中，曾讨論《夏商周的新法及秦的閏統問題》。
以為從前講五德的人都說夏為木德，商為金德，周為火德。
後來因為湊付五德系統而使夏變為金德，商為水德，周為木德；并因此造成些新的符瑞，而使夏商周五德之運适應于五行相生的系統。
夏金、殷水、周木已經定了，可是有關秦是水德的證據很多，要完全推翻這些事也有困難，于是想出一個“閏位”的辦法，說秦是水德，但介于周木與漢火之間，失去固有的行次，所以其祚不久。
又說秦是“任知行以強”，隻能是“霸”而不能是“王”；于是秦的一代就不為“正統”而為“閏統”，不為“秦王”而為“秦伯”了。
“閏統”是否有先例，正好《國語》、《淮南子》中關于共工的記載，和水有關而稱“伯”，因而推為“水德”，成為“秦伯”的先例。
這有關“閏統”的安排，是依五德終始的系統而排列的，無法依五德系統安排而已占有某德的帝王隻能居閏統地位而稱“伯”（霸）。
閏統非正統，但秦在朱子的凡例中處于正統的地位，而在五德終始的系統中秦是閏統。
前後的安排不同而各有根據，朱子在《綱目》中的根據是什麼呢？ 在《資治通鑒綱目》處于正統地位者，在宋前有：周、秦、漢、晉、隋、唐；都是大一統的國家，而不及其得國原因及年代之短暫；五德終始的座位安排亦早已抛棄。
秦、隋都是漢、唐大一統國家之先趨，所謂為之驅除以待後來者。
以此朱子之标“正統”實即大一統之别稱。
元人汪克寬在《資治通鑒綱目考異凡例序》中，曾經說：“書法另統系以明‘大一統’之義。
”明确指出《綱目》統系乃“明大一統之義”。
而在《資治通鑒綱目書法凡例》中，于《正統例》雲： 凡天下混一為正統。
正統者，大書紀年。
繼世雖土地分裂，猶大書之。
其非一統，則分注細書之。
雖一統而君非正系或女主，亦分注書之。
“凡天下混一為正統”，“混一”是否同于《公羊》之大一統，依《公羊》說，大一統有具體内容及定義，朱子雖不主《公羊》，“混一”亦“統一”之别稱，其義蓋大體相同。
凡正統國家，“繼世雖土地分裂，猶大書之”，此例用于漢末之國時，遂以蜀為正統，而《資治通鑒》則主魏，所以在《綱目凡例》夾注中指出：“如漢建安二十五年十月，魏始稱帝，改元黃初，而《通鑒》從是年之首即為魏黃初。
又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而《通鑒》于《目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即稱建興。
凡若此類。
非惟失實，而于君臣父子之教，所害尤大。
”以此《綱目》屢申義例，以為溫公《通鑒》之失。
于是《綱目》于魏文帝曹丕黃初元年，仍大書： （建安）二十五年冬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為山陽公。
《綱目書法》中指出，“書稱廢，一削傳禅之說，亂臣賊子，始無以自文，《綱目》誅心之法嚴矣哉！”翌年又書： 昭烈皇帝備章武元年。
是年四月劉備始即帝位，而歲首即書“昭烈皇帝備章武元年”。
此為《綱目》與《通鑒》及《三國志》觀點之最大牴牾處。
蜀雖非大一統國家，但繼承漢統，魏雖大國，但得來不正；于是正統之稱，遂代大一統之實。
南宋偏安，但為正統。
以正統代大一統，亦多民族國家政權分立時之所必争；史家修史亦因之以區别。
蓋政權可以暫時分裂，而國家必須一統；暫不能一統，則以正統代一統。
朱子之用心良苦，亦足見大一統說之深入人心，蓋千古不磨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