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宋儒之“春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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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其自即位也。
”同書“即位”而義各不同；同為“自即位”亦有書有不書，魯隐公自即位，不書；桓公、定公自即位則書。
義例不一，上下乖忤；程氏亦不能為之立論。
誠如朱子雲，“孔子亦何嘗有意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使人曉不得還以褒貶榮辱人來！”程氏之說亦隻能“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
2.《春秋》隐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程氏傳雲： 周室既衰，蠻夷猾夏，有散居大國者，方伯大國，明大義而攘斥之，義也。
其餘各國，慎固封守可也，若與之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謂“戎狄是膺”，所以容其亂華也。
故《春秋》華夷之辨尤嚴。
居其地而親中國，與盟會者則與之；公之會戎，非義也。
程氏于隐公元年首倡尊王義；二年倡攘夷義；乃說《春秋》者之要指，程氏固有識者。
但華夷之辨，前後頗有不同，《公羊》義不俗，以華夷為可變者，夷狄可以進于爵，而華夏可退為夷狄。
北宋以後，此義漸泯，逐漸以夷狄比于禽獸，遠離《公羊》，亦遠離《春秋》，程氏于此未能有所發揮。
3.《春秋》隐公“三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程氏傳雲： 月，王月也。
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
無事則書時，書首月。
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義也。
“日有食之”，有食之者也，更不推求者何也？太陽君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然有常度，災而非異也，星辰陵曆亦然。
程氏于隐公三年發揮《春秋》之日、月、時義。
宋代《春秋》家多于《春秋》之記載日、月、時處覓微言大義。
程氏于此并引入“王道、人理”以明大義。
王道即天道，太陽為天為君，天君而被食乃君道之所忌；是王道之不存，有悖于人理者。
但日食有常度，乃難免者，是災而非異。
但以此應之于人事又如何？人君之被食亦常度乎！亦災而非異乎！程氏于此無說。
在災異之變方面，宋儒實進退失據，陰陽之變有常度，此乃宋人勝于漢人之進于科學的理解，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遂和天變有常度亦人為之不臧所緻；仍然是天人感應說。
其所以勝于漢人者在宋人知其然而漢人不知，于是程氏批評漢人說：“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為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
漢儒傅其說而不達其理，故所言多妄。
三月大雨震電，不時災也。
大雨雪，非常為人，亦災也。
”（《春秋傳》隐公九年三月癸酉）“凡失其度，皆人為感之也”。
是天人感應說，人為之感，可以使天失其度，如此則所謂天行有常亦為人事所左右。
程氏以為漢人雖知天人感應之說而不知其理，即不知其有常。
就此而論，宋人已較漢人為進步。
但正确理解天人者為大程而非小程，小程于天人感應說實有進退失據處。
程氏在談《春秋》之進退失據處尚不止此，如《春秋》桓公三年，關于“有年”的記載，程氏傳雲： 書“有年”紀異也。
人事順于下，則天氣和于上。
桓弑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為之缪戾，水旱兇災，乃其宜也。
今乃有年，故書其異。
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其惡有間，故大有年則書之。
“有年”即豐收年，“大有年”。
即大豐收年，本為史家之平實記錄，有則書，否則不書。
今程氏于桓公三年之書“有年”，宣公十六年之書“大有年”，以為其義相反，非直書，乃紀異也。
桓公弑君而立，宣公為弑君者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為之缪戾，應有水旱兇災，而今豐收，是變異，變異則書，故書“有年”及“大有年”。
此與上述桓公、宣公之書“即位”，相同，不應書而書之者，紀異也。
這種理論違背曆史事實，正面書而有完全相反的大義，此朱子之所譏而不從者。
但程頤究為理學大師，信奉其說者且譽之為“發明奧旨”。
呂東萊在《春秋集解》中引高郵孫氏雲：“《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久而書‘有年’、‘大有年’者，二處而已。
其一即桓公是也，其一即宣公是也。
宣、桓大惡者，是行何道而緻有年乎？書之者，不宜有也。
”又引武夷胡氏雲，“舊史災異與慶祥并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于《經》，若舊史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
然十二公多曆年所，有務農重谷闵雨而書雨者，豈無豐年而不見于經，是仲尼于他公皆削之矣，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二弗削者，緣此二公獲罪于天，宜得水旱兇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為異，特存爾。
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
此一事也，在不修《春秋》則為慶祥；君子修之，則為災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興王之新法也。
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嘗以是觀，非聖人莫能修之審矣。
‘有年’、‘大有年’，先儒說《經》者，多列于慶瑞之門，至程氏發明奧旨，然後以為記異，此得于書意之表者也”。
以上謂，先儒說經，以“有年”、“大有年”為慶瑞，自程氏起，讀經有間，有所得于《春秋》之表，遂變慶瑞為災異。
其實程氏說無據，以“有年”為災，深文周納，後來朱子不從，亦見其卓識。
程氏之《春秋傳》未能完成，南宋初繼作《春秋傳》而影響較大者為胡安國。
胡傳出後，幾與原來三傳井駕而驷矣。
最近出版由張豈之、黃宣民等同志主編執筆的《宋明理學史》對于胡傳有恰當評述。
以為胡氏所以盡畢生之力治《春秋》，意在“經世”，在他看來《春秋》是“經世大典”。
《宋史》本傳，曾記南宋高宗與胡氏講論《春秋》事： 高宗曰：“聞卿深于《春秋》，方欲講論。
”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
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
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
”高宗稱善。
尋除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
所謂“經世大典，見諸行事”者，不外尊王攘夷，此為迫在眉睫的大事。
近人張元濟先生于《胡安國春秋傳跋》中指出，“安國進書表實在紹興六年十二月……元延祐二年其書始立于學官。
……此書成于南渡之後，激于時事，語多感憤。
其所貶者，于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則不與其去而不存。
十年荊以蔡侯獻午歸，則賤其失地。
哀公八年，吳伐我，則諱其為城下之盟。
其所褒者于莊公十七年齊人殲于遂，則嘉其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
昭公十二年楚執蔡世子友以歸，則與其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胡氏當日無非對症發藥之言，然自今觀之，胡氏之言，又豈僅為南渡後宋之君臣發哉！竊願讀是書者，時時毋忘胡氏之苦口也。
”張氏跋文當日寇侵華時，與南宋之迫于金人有相似處，故雲“激于時事，語多感憤”，而與我國當時之情況同，故又雲“毋忘胡氏之苦口”。
其實南宋高宗雖講論《春秋》，實昧于“攘夷”之旨。
三傳中《左氏》義不及此，而《公羊》意在尊王攘夷，張大其說，高宗固不足語此，胡氏則慨乎言之！ 胡傳義在“尊王攘夷”，曾于隐公元年，開宗明義，說： 謂正月為王正，則知天下之定于一也。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道無二緻，改無二門，故議常經者黜百家，尊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并進；此道術之歸于一也。
言緻理也，欲令政事皆出中書，而變禮樂革制度，則流于竄殛其刑随其後；此國政之歸于一也。
若乃辟私門，廢公道，各以便宜行事，是人自為政，謬于《春秋》大一統之義矣。
胡氏談及《春秋》之大一統。
大一統義發自《公羊》，《公羊傳》于隐公元年即發揮大一統義，《春秋經》文“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雲：“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胡氏亦言大一統。
歸納《公羊》所有義，大一統即各民族間天時政令之一統，而胡氏之一統似偏于道術及政令之一統。
胡氏雲“黜百家，尊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并進；此道術之歸于一也。
……欲令政事皆出中書，而變禮樂革制度……此國政之歸于一也”。
時當南宋迫于四裔而偏安，實非大一統，胡氏遂背《公羊》而别解一統，至朱子遂以正統說代大一統。
雖然胡傳不依《公羊》，但倡政令一統亦尊王義，而有礙于尊王者實為四裔，徽欽北狩，青衣行酒論為厮養，以強鄰故。
斯時而倡尊王攘夷，實得人心，但對南宋高宗言，攘夷，實違其本意，而理學家高倡之，史學家高倡之，《春秋》家更高倡之。
胡氏于隐公二年經：“春公會戎于潛。
”傳雲： 戎狄舉号外之也。
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
《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内君子外小人為泰，内小人外君子為否。
《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内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
無不覆載者，王道之體；内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
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緻金缯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
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
以羌胡而居塞内，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華夏之諧，其禍不可長也。
為此說者，其知内外之旨，而明于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書“會戎”，譏之也。
以上雲，天子與天地參，天地無所不覆，無所不載，應王者無外，何獨外夷狄乎？天不覆載是體而外夷狄是用。
《公羊》說“經”、說“權”，而胡傳講“體”，講“用”，講“變”，講“常”，“常”當于“經”而“變”當于“權”。
經為不變之道，而權為權宜之計；但安國則以為“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
闵公五年，《春秋》“鄭伯逃歸不盟”，胡傳雲，“《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
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
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
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
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于父子，湯武之于君臣，周公之于兄弟，皆處其變也。
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
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
噫！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也。
”胡氏此義頗有新意，經為不變之常，守常易而應變難，于疑難之際，為舜之父子，湯武君臣，周公兄弟，聖人皆處其變而當是為義，“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
” 但南宋高宗于君臣父子之間，華夏戎狄之間，非經非權，非常非變，固不能以《春秋》義繩之者。
王者無外而外夷狄，亦變體為用也。
胡傳雲：“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内君子外小人為泰，内小人外君子為否。
《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内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
無不覆載者，王道之體；内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
”“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緻金缯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
”結合時事，南宋之于女真有甚于“緻金缯之奉，首顧居下”者，胡氏以此義為聖人之應變，蓋時至南宋，無一統事實，無從談大一統，遂以王者無外為經，而外四夷為變，聖人固宜應變不能守常。
此義委婉，亦胡氏之不得已，與後來朱子之正統論，均聖人之應變者而非守常，守常固應倡大一統。
胡氏比戎狄于小人，華夏為君子，亦《公羊》義之演變，非種族概念，但胡氏以後逼于四裔，憎惡益深，更以夷狄比于禽獸，則遠離《公羊》矣。
如僖公三十二年有雲，“使為人臣者懷利以事以君，為人子懷利以事其父。
君臣父子去仁義，懷利以相與，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于君父，故一失則夷狄，再失則禽獸，而大倫滅矣。
《春秋》人晉子而狄秦，所以立人之道存天理也”。
以一失則夷狄，再失則禽獸作喻，可謂嚴夷夏之别；而嚴夷夏之别乃立人道存天理，遂使《春秋》義法與理學綱領結合。
東漢曾使法令《公羊》化，而有《公羊》治獄，至此又使《春秋》理學化，遂以倫理說曆史。
胡氏傳《春秋》，談經奪席，遂使胡傳立于學官，舊有《春秋》之傳外，并此而四。
理學家不滿于舊有《春秋》三傳，乃抛棄注疏之學，更立新傳以說經，說《春秋》亦所以諷當世，迫于強鄰，遂嚴夷夏之别而比夷狄于禽獸，不能力征，隻能口伐；不談大一統而談“正統”，乃有朱子之《資治通鑒綱目》書，《紫陽綱目》之影響于後世者，使胡安國傳失色矣。
元程端學在其《春秋本義》中的《春秋綱領》下，引朱子對于《春秋》義法的話道： 《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讨賊子，内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
《春秋》正義明道，貴王賤伯，尊君抑臣，内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為褒貶之類，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
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
《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
《春秋》本明道正義之書，今人止較齊晉霸業優劣，反成謀利，大義晦矣。
這是實事求是的意見，朱子是一位實事求是的人，“格物”是他的方法，不詐鑿空理論。
就《春秋》而論其大旨，不過“誅亂臣，讨賊子，内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
并且指出： 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
”同書“即位”而義各不同；同為“自即位”亦有書有不書，魯隐公自即位，不書；桓公、定公自即位則書。
義例不一，上下乖忤；程氏亦不能為之立論。
誠如朱子雲，“孔子亦何嘗有意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使人曉不得還以褒貶榮辱人來！”程氏之說亦隻能“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
2.《春秋》隐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程氏傳雲： 周室既衰，蠻夷猾夏，有散居大國者，方伯大國，明大義而攘斥之，義也。
其餘各國，慎固封守可也，若與之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謂“戎狄是膺”，所以容其亂華也。
故《春秋》華夷之辨尤嚴。
居其地而親中國，與盟會者則與之；公之會戎，非義也。
程氏于隐公元年首倡尊王義；二年倡攘夷義；乃說《春秋》者之要指，程氏固有識者。
但華夷之辨，前後頗有不同，《公羊》義不俗，以華夷為可變者，夷狄可以進于爵，而華夏可退為夷狄。
北宋以後，此義漸泯，逐漸以夷狄比于禽獸，遠離《公羊》，亦遠離《春秋》，程氏于此未能有所發揮。
3.《春秋》隐公“三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程氏傳雲： 月，王月也。
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
無事則書時，書首月。
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義也。
“日有食之”，有食之者也，更不推求者何也？太陽君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然有常度，災而非異也，星辰陵曆亦然。
程氏于隐公三年發揮《春秋》之日、月、時義。
宋代《春秋》家多于《春秋》之記載日、月、時處覓微言大義。
程氏于此并引入“王道、人理”以明大義。
王道即天道，太陽為天為君，天君而被食乃君道之所忌；是王道之不存，有悖于人理者。
但日食有常度，乃難免者，是災而非異。
但以此應之于人事又如何？人君之被食亦常度乎！亦災而非異乎！程氏于此無說。
在災異之變方面，宋儒實進退失據，陰陽之變有常度，此乃宋人勝于漢人之進于科學的理解，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遂和天變有常度亦人為之不臧所緻；仍然是天人感應說。
其所以勝于漢人者在宋人知其然而漢人不知，于是程氏批評漢人說：“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為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
漢儒傅其說而不達其理，故所言多妄。
三月大雨震電，不時災也。
大雨雪，非常為人，亦災也。
”（《春秋傳》隐公九年三月癸酉）“凡失其度，皆人為感之也”。
是天人感應說，人為之感，可以使天失其度，如此則所謂天行有常亦為人事所左右。
程氏以為漢人雖知天人感應之說而不知其理，即不知其有常。
就此而論，宋人已較漢人為進步。
但正确理解天人者為大程而非小程，小程于天人感應說實有進退失據處。
程氏在談《春秋》之進退失據處尚不止此，如《春秋》桓公三年，關于“有年”的記載，程氏傳雲： 書“有年”紀異也。
人事順于下，則天氣和于上。
桓弑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為之缪戾，水旱兇災，乃其宜也。
今乃有年，故書其異。
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其惡有間，故大有年則書之。
“有年”即豐收年，“大有年”。
即大豐收年，本為史家之平實記錄，有則書，否則不書。
今程氏于桓公三年之書“有年”，宣公十六年之書“大有年”，以為其義相反，非直書，乃紀異也。
桓公弑君而立，宣公為弑君者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為之缪戾，應有水旱兇災，而今豐收，是變異，變異則書，故書“有年”及“大有年”。
此與上述桓公、宣公之書“即位”，相同，不應書而書之者，紀異也。
這種理論違背曆史事實，正面書而有完全相反的大義，此朱子之所譏而不從者。
但程頤究為理學大師，信奉其說者且譽之為“發明奧旨”。
呂東萊在《春秋集解》中引高郵孫氏雲：“《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久而書‘有年’、‘大有年’者，二處而已。
其一即桓公是也，其一即宣公是也。
宣、桓大惡者，是行何道而緻有年乎？書之者，不宜有也。
”又引武夷胡氏雲，“舊史災異與慶祥并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于《經》，若舊史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
然十二公多曆年所，有務農重谷闵雨而書雨者，豈無豐年而不見于經，是仲尼于他公皆削之矣，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二弗削者，緣此二公獲罪于天，宜得水旱兇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為異，特存爾。
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
此一事也，在不修《春秋》則為慶祥；君子修之，則為災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興王之新法也。
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嘗以是觀，非聖人莫能修之審矣。
‘有年’、‘大有年’，先儒說《經》者，多列于慶瑞之門，至程氏發明奧旨，然後以為記異，此得于書意之表者也”。
以上謂，先儒說經，以“有年”、“大有年”為慶瑞，自程氏起，讀經有間，有所得于《春秋》之表，遂變慶瑞為災異。
其實程氏說無據，以“有年”為災，深文周納，後來朱子不從，亦見其卓識。
程氏之《春秋傳》未能完成，南宋初繼作《春秋傳》而影響較大者為胡安國。
胡傳出後，幾與原來三傳井駕而驷矣。
最近出版由張豈之、黃宣民等同志主編執筆的《宋明理學史》對于胡傳有恰當評述。
以為胡氏所以盡畢生之力治《春秋》，意在“經世”，在他看來《春秋》是“經世大典”。
《宋史》本傳，曾記南宋高宗與胡氏講論《春秋》事： 高宗曰：“聞卿深于《春秋》，方欲講論。
”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
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
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
”高宗稱善。
尋除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
所謂“經世大典，見諸行事”者，不外尊王攘夷，此為迫在眉睫的大事。
近人張元濟先生于《胡安國春秋傳跋》中指出，“安國進書表實在紹興六年十二月……元延祐二年其書始立于學官。
……此書成于南渡之後，激于時事，語多感憤。
其所貶者，于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則不與其去而不存。
十年荊以蔡侯獻午歸，則賤其失地。
哀公八年，吳伐我，則諱其為城下之盟。
其所褒者于莊公十七年齊人殲于遂，則嘉其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
昭公十二年楚執蔡世子友以歸，則與其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胡氏當日無非對症發藥之言，然自今觀之，胡氏之言，又豈僅為南渡後宋之君臣發哉！竊願讀是書者，時時毋忘胡氏之苦口也。
”張氏跋文當日寇侵華時，與南宋之迫于金人有相似處，故雲“激于時事，語多感憤”，而與我國當時之情況同，故又雲“毋忘胡氏之苦口”。
其實南宋高宗雖講論《春秋》，實昧于“攘夷”之旨。
三傳中《左氏》義不及此，而《公羊》意在尊王攘夷，張大其說，高宗固不足語此，胡氏則慨乎言之！ 胡傳義在“尊王攘夷”，曾于隐公元年，開宗明義，說： 謂正月為王正，則知天下之定于一也。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道無二緻，改無二門，故議常經者黜百家，尊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并進；此道術之歸于一也。
言緻理也，欲令政事皆出中書，而變禮樂革制度，則流于竄殛其刑随其後；此國政之歸于一也。
若乃辟私門，廢公道，各以便宜行事，是人自為政，謬于《春秋》大一統之義矣。
胡氏談及《春秋》之大一統。
大一統義發自《公羊》，《公羊傳》于隐公元年即發揮大一統義，《春秋經》文“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雲：“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胡氏亦言大一統。
歸納《公羊》所有義，大一統即各民族間天時政令之一統，而胡氏之一統似偏于道術及政令之一統。
胡氏雲“黜百家，尊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并進；此道術之歸于一也。
……欲令政事皆出中書，而變禮樂革制度……此國政之歸于一也”。
時當南宋迫于四裔而偏安，實非大一統，胡氏遂背《公羊》而别解一統，至朱子遂以正統說代大一統。
雖然胡傳不依《公羊》，但倡政令一統亦尊王義，而有礙于尊王者實為四裔，徽欽北狩，青衣行酒論為厮養，以強鄰故。
斯時而倡尊王攘夷，實得人心，但對南宋高宗言，攘夷，實違其本意，而理學家高倡之，史學家高倡之，《春秋》家更高倡之。
胡氏于隐公二年經：“春公會戎于潛。
”傳雲： 戎狄舉号外之也。
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
《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内君子外小人為泰，内小人外君子為否。
《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内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
無不覆載者，王道之體；内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
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緻金缯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
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
以羌胡而居塞内，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華夏之諧，其禍不可長也。
為此說者，其知内外之旨，而明于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書“會戎”，譏之也。
以上雲，天子與天地參，天地無所不覆，無所不載，應王者無外，何獨外夷狄乎？天不覆載是體而外夷狄是用。
《公羊》說“經”、說“權”，而胡傳講“體”，講“用”，講“變”，講“常”，“常”當于“經”而“變”當于“權”。
經為不變之道，而權為權宜之計；但安國則以為“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
闵公五年，《春秋》“鄭伯逃歸不盟”，胡傳雲，“《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
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
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
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
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于父子，湯武之于君臣，周公之于兄弟，皆處其變也。
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
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
噫！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也。
”胡氏此義頗有新意，經為不變之常，守常易而應變難，于疑難之際，為舜之父子，湯武君臣，周公兄弟，聖人皆處其變而當是為義，“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
” 但南宋高宗于君臣父子之間，華夏戎狄之間，非經非權，非常非變，固不能以《春秋》義繩之者。
王者無外而外夷狄，亦變體為用也。
胡傳雲：“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内君子外小人為泰，内小人外君子為否。
《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内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
無不覆載者，王道之體；内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
”“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緻金缯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
”結合時事，南宋之于女真有甚于“緻金缯之奉，首顧居下”者，胡氏以此義為聖人之應變，蓋時至南宋，無一統事實，無從談大一統，遂以王者無外為經，而外四夷為變，聖人固宜應變不能守常。
此義委婉，亦胡氏之不得已，與後來朱子之正統論，均聖人之應變者而非守常，守常固應倡大一統。
胡氏比戎狄于小人，華夏為君子，亦《公羊》義之演變，非種族概念，但胡氏以後逼于四裔，憎惡益深，更以夷狄比于禽獸，則遠離《公羊》矣。
如僖公三十二年有雲，“使為人臣者懷利以事以君，為人子懷利以事其父。
君臣父子去仁義，懷利以相與，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于君父，故一失則夷狄，再失則禽獸，而大倫滅矣。
《春秋》人晉子而狄秦，所以立人之道存天理也”。
以一失則夷狄，再失則禽獸作喻，可謂嚴夷夏之别；而嚴夷夏之别乃立人道存天理，遂使《春秋》義法與理學綱領結合。
東漢曾使法令《公羊》化，而有《公羊》治獄，至此又使《春秋》理學化，遂以倫理說曆史。
胡氏傳《春秋》，談經奪席，遂使胡傳立于學官，舊有《春秋》之傳外，并此而四。
理學家不滿于舊有《春秋》三傳，乃抛棄注疏之學，更立新傳以說經，說《春秋》亦所以諷當世，迫于強鄰，遂嚴夷夏之别而比夷狄于禽獸，不能力征，隻能口伐；不談大一統而談“正統”，乃有朱子之《資治通鑒綱目》書，《紫陽綱目》之影響于後世者，使胡安國傳失色矣。
元程端學在其《春秋本義》中的《春秋綱領》下，引朱子對于《春秋》義法的話道： 《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讨賊子，内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
《春秋》正義明道，貴王賤伯，尊君抑臣，内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為褒貶之類，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
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
《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
《春秋》本明道正義之書，今人止較齊晉霸業優劣，反成謀利，大義晦矣。
這是實事求是的意見，朱子是一位實事求是的人，“格物”是他的方法，不詐鑿空理論。
就《春秋》而論其大旨，不過“誅亂臣，讨賊子，内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
并且指出： 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