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宋儒之“春秋學”
關燈
小
中
大
不競而晉霸；文公既亡，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複微，吳出而盟諸夏，于越入吳而春秋終矣。
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隐公遜國之賢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為不為平王，亦不為隐公，而為威王，其說為據依。
…… 齊桓公卒，鄭遂朝楚，夏之變夷，鄭為亂階，侵蔡遂伐楚，以志齊桓之霸；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霸，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
……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
夷夏之辨嚴矣。
自隐公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
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
于幹戈無不貶，于玉帛之使則從其爵，勸懲著矣。
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而狄晉。
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
貶不于甚，則于事端，餘實錄而已矣。
此皆先儒所未發。
傅良不與《公羊》而用“三世”義，有所謂隐桓莊闵之《春秋》，僖文宣成之《春秋》，襄昭定哀之《春秋》；此亦三世，但無《公羊》三世義之輝煌。
《公羊》三世，後來與《禮運》結合，迷使大一統義，更富理想，有無窮義。
陳氏說三世，說明當時曆史之發展，蓋“自隐而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
政權下移，說明新興力量之起。
而以為夏之變夷，鄭為亂階，且狄鄭、狄晉，諸夏可變為夷狄，夏夷為可變，仍《公羊》義。
雖然義取《公羊》，傅良固申《左》者。
樓氏序中指出，“若《左氏》，或以為非為經而作，惟公以為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
《章指》一書，首尾專發此意。
……公之《章指》，謂‘君子曰’者，蓋博采善言禮也者。
蓋據史舊聞，非必皆合于《春秋》。
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依效之，或以凡例議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意。
蓋愛而知其惡者，迺所以為忠也”。
《左氏》富于史實，而乏書法大義，所謂書法，凡例及君子曰者，都為今文學派所吐棄，傅良于此議論較平實，謂“君子曰”為博采善言禮者；其說良是。
《左氏》原非《春秋傳》，蓋戰國時代，有識文士，剪裁舊史以傳《春秋》，而《春秋》有義法，為時人所知，于是《左氏》作者，博采舊禮說以為“君子曰”，當于後史之史評，與《春秋》經義，未盡合拍，但非劉歆之僞，一如今文派說。
凡例，書法，不如“君子曰”之有據，乃《左氏》作者，以己意度《春秋》，未必與《春秋》合。
其實《公羊》、《谷梁》莫不如此，各以其所理解說《春秋》。
《春秋》如能語，《公》、《谷》面如土，傳義不必經義，亦各有所見，正不必以此評論三傳之是非。
《春秋後傳》及《左氏章指》此外無新義。
呂祖謙亦有志于《春秋》，雖無新傳，但有集解，其《春秋集解》一書，遍引有關《春秋》諸家說，便于讀者。
清初納蘭容若曾為之序，其中引陳氏之《書錄解題》雲：“自三傳而下，集諸儒之說，不過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計氏、胡氏數家而已。
其所擇頗精，卻無自己議論。
”依《集解》體例說，“所擇頗精”已是上乘，因其能收集重要材料，供後人研究。
東萊于原有三傳中亦重《左傳》，蓋曆史書究系曆史，《左傳》于此乃中國古史之寶藏。
他著有《左氏傳說》、《左氏傳續說》及《東萊左氏博議》等書。
于《春秋》義法，少有發揮，而頗重曆史事實之“體統源流相接”。
他曾經說： 考《左氏》所載本末，可以觀春秋天下大勢，凡見于征伐會盟之間，皆諸侯自相為謀；蓋當時之政自諸侯出，故也。
自雞澤、湨梁之會，大夫專盟，全不見諸侯言語，宋之一會，多是趙武等說話；大夫之事多見于傳，蓋當時之政自大夫出，故也。
及春秋末後一節，陪臣執政，如陽虎，如仲梁懷，如公山不狃，如北宮氏之宰，如樂祁之陳寅，是時家臣事迹言語，多見于傳，蓋當時之政自陪臣出，故也，以三者觀天下大勢，可見政在諸侯，縱天子失權，然猶自可。
政在大夫，縱諸侯失權，尚可整頓。
到得陪臣名字見于書傳，當時大勢，亦自可知。
（《左氏傳說》卷十九） 以上本孔子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論語·季氏》）此亦之分春秋，謂當時政權之下移。
孔子不解，宗法貴族之逐漸沒落，政權下移的過程，而以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這違反曆史發展法則，東萊亦本之立說。
談《春秋》者不能漠視“尊王攘夷”，無論其主《左》，主《公》或主《谷》。
東萊也曾經提出： 孔子之時，周雖衰，天命未改，先王德澤尚在，諸侯尚有尊王室之心，孔子出來，多說尊王，至作《春秋》以尊王為本。
到孟子時分周為東西，天命已改，孟子出來勸諸侯以王者，蓋緣時節大不同了。
大抵後世不考其時節不同，欲解說孟子不尊王，強取孟子一二事，終不能勝議論者之口。
孔子時尚可整頓，天命未改；孟子時不可扶持，天命已去了。
須如此看方公平。
（《左氏傳說》卷十七） 孔子、孟子評論春秋時事，意見不同，孔子仍尊周王，而孟子則擁諸侯為新王。
東萊說有理，時至戰國，周王已淪為附庸小國，絕不可能為大一統之國王，而新興力量尚有可為，希望于諸侯為将來之新王。
東萊亦倡攘夷，他曾經說，“楚子之商臣為太子，令尹子上曰，‘楚國之舉，常在少者’。
觀此，見夷狄之與中國本不同，大抵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其有三綱；夷狄之所以為夷狄，隻緣無三綱。
三綱者君臣、父子、夫婦也。
……其上有天王而僭稱王号，則無君臣之綱矣。
立嫡以長而常在少者，則無父子之綱矣。
息妫繩于蔡哀侯而息遂見滅，以息妫歸，則無夫婦之綱矣。
三綱既絕，此《春秋》所以降楚于夷狄也。
”（《左氏傳說》卷四）夷夏之别在于三綱，是為宋儒之新說，以倫理說曆史，以曆史證倫理，乃宋代“春秋學”之特點，有此特點遂使《春秋》義法有别于《公羊》，大一統乃納四夷于儒家之倫理範疇内。
南宋理宗時，永嘉黃仲炎之《春秋通說》則直以夷狄比禽獸。
他曾經說，“昔者聖王之待夷狄也，蓋有道矣。
于其來也，接之而不傷義；于其叛也，讨之而不傷仁。
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夷狄蠻戎近于禽獸，奈何使與中國齊也。
……自此義不明，而漢世人主，每以夷狄而病中國，往往卑辭币，納女結婚，于相與和親之時；而暴兵沙漠，梨庭掃穴，于發憤行誅之曰。
故其來之則傷義，讨之則傷仁，失義與仁，不惟夷狄有所不服，而中國之分始卑，而力始困矣。
此《春秋》之學，所以不可不講也。
”（《春秋通說》卷八）夷狄比于禽獸，但應待之有道，不傷仁義。
時至宋末，外族交侵，國将不國，何以自處，實不能紙上談兵，但當時亦隻能作紙上空談。
仲炎有悚靖康恥之重來，往複于《春秋》之義，魯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昭卒”下雲： 《春秋》從逐君之例，于歲正月書，“公在楚”。
所以著中國，外夷狄之義，明臣子憂君父之情，垂教于萬世者笃矣。
嗚呼使靖康之臣子能講《春秋》之義，則安有乘輿北狩之原哉！（《春秋通說》卷十） “靖康之恥”非講《春秋》所能解脫者，但明于大一統義，此中國之所以能屹立于世界之林也。
（二） 《春秋》三傳，自漢以後，立在學宮，傳與經合，結為一體。
魏晉以後，經師為之解說，注以解經傳，而疏不破注。
權威之地位既定，三傳雖有今古之分，互相水火，其權威地位，從未動搖。
但自唐代啖助、趙匡起，乃有異說，于三傳俱有譏評，于是三傳之地位，逐漸不穩。
時至北宋，“春秋學”興，理學家重視之，以其倫理講曆史，用曆史證倫理。
而當時四夷交侵，尊王攘夷之說，刻不容緩。
思想家拟以《春秋》解重圍，樹綱常，三傳舊義未能奪席，于是《春秋》新傳新說數不勝數矣。
原來儒者學究天人，以《易》代表天道，而《春秋》談人事；《易》與《春秋》遂為天人之學的代表經典。
理學起後，究心于天理人欲之說，乃新的天人之學，重視《春秋》，過于往昔，理學家程頤、胡安國、朱熹俱有關于《春秋》的著作。
程朱俱理學大師，隻字片語都有作用。
程頤曾有《春秋傳》，雖未完成，亦具規模。
他肯定《春秋》中多微言大義，但其記事簡單，于簡單之文字叙述中追尋百王不易之大法，實非易事，于是他說： 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複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複有也，于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
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先儒之傳曰：遊夏不能贊一辭。
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于斯耳；斯道也，惟顔子嘗聞之矣。
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貶善惡而已，至于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
《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
惟其微言隐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
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
夫觀百物，然後知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
于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
故學《春秋》者，必優遊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
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
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于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複也。
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有宋崇甯二年癸未四月乙亥 伊川程頤序 “崇甯”為宋徽宗年号。
以上所謂“《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
此炳如日星的大義，不知何所指，孔子沒有說過，遊、夏不能贊一辭，後人亦言人人殊。
《左氏》大義見于《五十凡》，《公羊》大義見于何休總結，而《谷梁》少發揮；是以程氏之說亦難落實。
而“其微言隐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
于難知處求大義，學者必須“優遊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
這種功夫，優遊涵泳，實近于理學家之修養功夫，以修養功夫體會《春秋》大義，是以《春秋》大義倫理化的結果。
冶《春秋》義法與理學概念于一爐，為兩宋“春秋學”之特色。
但以此說《春秋》未免深文周納，南宋理學大師朱熹，于此頗不同于小程。
在理學上朱熹繼承北宋二程、張載而集大成，但在“春秋學”上，朱熹表現了求實精神，不于平凡處求玄妙，無微言時求大義。
他曾經說： 孔子作《春秋》以讨亂賊，則緻治之法垂于萬世，是亦一治也。
當時魯史，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
孔子亦何嘗有義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辭隐義，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
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惡了然在目，觀者知所懲勸，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犯爾。
（六人《春秋集傳釋義綱領》引） 程頤認為不能以《史》視《春秋》，而朱子以為《春秋》“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惡了然在目”。
看法完全相反。
程子又說，“于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
”朱子卻說，“孔子亦何嘗有意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辭隐義！”一個說《春秋》隐微處非上智不能窺其用心；一個說《春秋》平實如史書，無甚隐微難知處。
理解不同，程頤遂據其所知作新傳，而朱熹不複在《春秋》本書内穿鑿，借《資治通鑒》以為傳，本史法直書，作《資治通鑒綱目》以為經。
程頤别有《春秋傳》，通過對《春秋》之“優遊涵泳”而“造其微”的地方，蓋有數端： 1.《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程氏傳雲： 元年，隐之始年。
春，天時，正月，王正。
書“春王正月”示人君上奉天時，下承王正。
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人道立矣。
周正月，非春也。
假天時以立義爾。
平王之時，王道絕矣。
《春秋》假周以正王法。
隐不書即位，明大法于怡也。
諸侯之立，必由王命。
隐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為君也。
法即立矣，諸公或書或不書，義各不同。
既不受命于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是也。
繼世者既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莊、闵、僖是也。
桓、宣、定之書即位，桓弒君而定，宣受弑賊之立，定為逐君者所立；皆無王無君，何命之受！故書其自即位也，定之比宣，則義有間矣。
程氏說“王與天同大，人道立矣”，所以周王稱“天王”，此亦“尊王”之義。
《春秋》隐公元年王正月之書法，《公羊》以為義在大一統，程氏則義在“尊王”。
兩者本為一事，大一統于周，尊周王而後有大一統。
程氏義不遠于《公羊》，但是否孔子修《春秋》原義，則“髒腑不能語，醫師面如土”，孔子不言，《春秋》無論，後人固可以各有理解。
桓公弑君而自立，宣公受弑君賊之立，定公為逐君者所立；既無王命，又非繼統，而《春秋》書其“即位”何？程氏雲：“
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隐公遜國之賢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為不為平王，亦不為隐公，而為威王，其說為據依。
…… 齊桓公卒，鄭遂朝楚，夏之變夷，鄭為亂階，侵蔡遂伐楚，以志齊桓之霸；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霸，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
……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
夷夏之辨嚴矣。
自隐公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
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
于幹戈無不貶，于玉帛之使則從其爵，勸懲著矣。
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而狄晉。
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
貶不于甚，則于事端，餘實錄而已矣。
此皆先儒所未發。
傅良不與《公羊》而用“三世”義，有所謂隐桓莊闵之《春秋》，僖文宣成之《春秋》，襄昭定哀之《春秋》；此亦三世，但無《公羊》三世義之輝煌。
《公羊》三世，後來與《禮運》結合，迷使大一統義，更富理想，有無窮義。
陳氏說三世，說明當時曆史之發展，蓋“自隐而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
政權下移，說明新興力量之起。
而以為夏之變夷，鄭為亂階，且狄鄭、狄晉，諸夏可變為夷狄，夏夷為可變，仍《公羊》義。
雖然義取《公羊》，傅良固申《左》者。
樓氏序中指出，“若《左氏》，或以為非為經而作，惟公以為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
《章指》一書，首尾專發此意。
……公之《章指》，謂‘君子曰’者，蓋博采善言禮也者。
蓋據史舊聞，非必皆合于《春秋》。
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依效之，或以凡例議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意。
蓋愛而知其惡者，迺所以為忠也”。
《左氏》富于史實，而乏書法大義，所謂書法，凡例及君子曰者，都為今文學派所吐棄，傅良于此議論較平實，謂“君子曰”為博采善言禮者；其說良是。
《左氏》原非《春秋傳》，蓋戰國時代，有識文士，剪裁舊史以傳《春秋》，而《春秋》有義法，為時人所知，于是《左氏》作者，博采舊禮說以為“君子曰”，當于後史之史評，與《春秋》經義，未盡合拍，但非劉歆之僞，一如今文派說。
凡例，書法，不如“君子曰”之有據，乃《左氏》作者，以己意度《春秋》，未必與《春秋》合。
其實《公羊》、《谷梁》莫不如此，各以其所理解說《春秋》。
《春秋》如能語，《公》、《谷》面如土，傳義不必經義，亦各有所見，正不必以此評論三傳之是非。
《春秋後傳》及《左氏章指》此外無新義。
呂祖謙亦有志于《春秋》，雖無新傳，但有集解，其《春秋集解》一書，遍引有關《春秋》諸家說，便于讀者。
清初納蘭容若曾為之序，其中引陳氏之《書錄解題》雲：“自三傳而下，集諸儒之說，不過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計氏、胡氏數家而已。
其所擇頗精，卻無自己議論。
”依《集解》體例說，“所擇頗精”已是上乘，因其能收集重要材料，供後人研究。
東萊于原有三傳中亦重《左傳》，蓋曆史書究系曆史，《左傳》于此乃中國古史之寶藏。
他著有《左氏傳說》、《左氏傳續說》及《東萊左氏博議》等書。
于《春秋》義法，少有發揮，而頗重曆史事實之“體統源流相接”。
他曾經說： 考《左氏》所載本末，可以觀春秋天下大勢，凡見于征伐會盟之間，皆諸侯自相為謀；蓋當時之政自諸侯出，故也。
自雞澤、湨梁之會，大夫專盟，全不見諸侯言語，宋之一會，多是趙武等說話；大夫之事多見于傳，蓋當時之政自大夫出，故也。
及春秋末後一節，陪臣執政，如陽虎，如仲梁懷，如公山不狃，如北宮氏之宰，如樂祁之陳寅，是時家臣事迹言語，多見于傳，蓋當時之政自陪臣出，故也，以三者觀天下大勢，可見政在諸侯，縱天子失權，然猶自可。
政在大夫，縱諸侯失權，尚可整頓。
到得陪臣名字見于書傳，當時大勢，亦自可知。
（《左氏傳說》卷十九） 以上本孔子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論語·季氏》）此亦之分春秋，謂當時政權之下移。
孔子不解，宗法貴族之逐漸沒落，政權下移的過程，而以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這違反曆史發展法則，東萊亦本之立說。
談《春秋》者不能漠視“尊王攘夷”，無論其主《左》，主《公》或主《谷》。
東萊也曾經提出： 孔子之時，周雖衰，天命未改，先王德澤尚在，諸侯尚有尊王室之心，孔子出來，多說尊王，至作《春秋》以尊王為本。
到孟子時分周為東西，天命已改，孟子出來勸諸侯以王者，蓋緣時節大不同了。
大抵後世不考其時節不同，欲解說孟子不尊王，強取孟子一二事，終不能勝議論者之口。
孔子時尚可整頓，天命未改；孟子時不可扶持，天命已去了。
須如此看方公平。
（《左氏傳說》卷十七） 孔子、孟子評論春秋時事，意見不同，孔子仍尊周王，而孟子則擁諸侯為新王。
東萊說有理，時至戰國，周王已淪為附庸小國，絕不可能為大一統之國王，而新興力量尚有可為，希望于諸侯為将來之新王。
東萊亦倡攘夷，他曾經說，“楚子之商臣為太子，令尹子上曰，‘楚國之舉，常在少者’。
觀此，見夷狄之與中國本不同，大抵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其有三綱；夷狄之所以為夷狄，隻緣無三綱。
三綱者君臣、父子、夫婦也。
……其上有天王而僭稱王号，則無君臣之綱矣。
立嫡以長而常在少者，則無父子之綱矣。
息妫繩于蔡哀侯而息遂見滅，以息妫歸，則無夫婦之綱矣。
三綱既絕，此《春秋》所以降楚于夷狄也。
”（《左氏傳說》卷四）夷夏之别在于三綱，是為宋儒之新說，以倫理說曆史，以曆史證倫理，乃宋代“春秋學”之特點，有此特點遂使《春秋》義法有别于《公羊》，大一統乃納四夷于儒家之倫理範疇内。
南宋理宗時，永嘉黃仲炎之《春秋通說》則直以夷狄比禽獸。
他曾經說，“昔者聖王之待夷狄也，蓋有道矣。
于其來也，接之而不傷義；于其叛也，讨之而不傷仁。
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夷狄蠻戎近于禽獸，奈何使與中國齊也。
……自此義不明，而漢世人主，每以夷狄而病中國，往往卑辭币，納女結婚，于相與和親之時；而暴兵沙漠，梨庭掃穴，于發憤行誅之曰。
故其來之則傷義，讨之則傷仁，失義與仁，不惟夷狄有所不服，而中國之分始卑，而力始困矣。
此《春秋》之學，所以不可不講也。
”（《春秋通說》卷八）夷狄比于禽獸，但應待之有道，不傷仁義。
時至宋末，外族交侵，國将不國，何以自處，實不能紙上談兵，但當時亦隻能作紙上空談。
仲炎有悚靖康恥之重來，往複于《春秋》之義，魯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昭卒”下雲： 《春秋》從逐君之例，于歲正月書，“公在楚”。
所以著中國，外夷狄之義，明臣子憂君父之情，垂教于萬世者笃矣。
嗚呼使靖康之臣子能講《春秋》之義，則安有乘輿北狩之原哉！（《春秋通說》卷十） “靖康之恥”非講《春秋》所能解脫者，但明于大一統義，此中國之所以能屹立于世界之林也。
（二） 《春秋》三傳，自漢以後，立在學宮，傳與經合，結為一體。
魏晉以後，經師為之解說，注以解經傳，而疏不破注。
權威之地位既定，三傳雖有今古之分，互相水火，其權威地位，從未動搖。
但自唐代啖助、趙匡起，乃有異說，于三傳俱有譏評，于是三傳之地位，逐漸不穩。
時至北宋，“春秋學”興，理學家重視之，以其倫理講曆史，用曆史證倫理。
而當時四夷交侵，尊王攘夷之說，刻不容緩。
思想家拟以《春秋》解重圍，樹綱常，三傳舊義未能奪席，于是《春秋》新傳新說數不勝數矣。
原來儒者學究天人，以《易》代表天道，而《春秋》談人事；《易》與《春秋》遂為天人之學的代表經典。
理學起後，究心于天理人欲之說，乃新的天人之學，重視《春秋》，過于往昔，理學家程頤、胡安國、朱熹俱有關于《春秋》的著作。
程朱俱理學大師，隻字片語都有作用。
程頤曾有《春秋傳》，雖未完成，亦具規模。
他肯定《春秋》中多微言大義，但其記事簡單，于簡單之文字叙述中追尋百王不易之大法，實非易事，于是他說： 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複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複有也，于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
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先儒之傳曰：遊夏不能贊一辭。
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于斯耳；斯道也，惟顔子嘗聞之矣。
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貶善惡而已，至于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
《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
惟其微言隐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
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
夫觀百物，然後知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
于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
故學《春秋》者，必優遊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
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
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于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複也。
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有宋崇甯二年癸未四月乙亥 伊川程頤序 “崇甯”為宋徽宗年号。
以上所謂“《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
此炳如日星的大義，不知何所指，孔子沒有說過，遊、夏不能贊一辭，後人亦言人人殊。
《左氏》大義見于《五十凡》，《公羊》大義見于何休總結，而《谷梁》少發揮；是以程氏之說亦難落實。
而“其微言隐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
于難知處求大義，學者必須“優遊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
這種功夫，優遊涵泳，實近于理學家之修養功夫，以修養功夫體會《春秋》大義，是以《春秋》大義倫理化的結果。
冶《春秋》義法與理學概念于一爐，為兩宋“春秋學”之特色。
但以此說《春秋》未免深文周納，南宋理學大師朱熹，于此頗不同于小程。
在理學上朱熹繼承北宋二程、張載而集大成，但在“春秋學”上，朱熹表現了求實精神，不于平凡處求玄妙，無微言時求大義。
他曾經說： 孔子作《春秋》以讨亂賊，則緻治之法垂于萬世，是亦一治也。
當時魯史，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
孔子亦何嘗有義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辭隐義，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
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惡了然在目，觀者知所懲勸，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犯爾。
（六人《春秋集傳釋義綱領》引） 程頤認為不能以《史》視《春秋》，而朱子以為《春秋》“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惡了然在目”。
看法完全相反。
程子又說，“于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
”朱子卻說，“孔子亦何嘗有意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辭隐義！”一個說《春秋》隐微處非上智不能窺其用心；一個說《春秋》平實如史書，無甚隐微難知處。
理解不同，程頤遂據其所知作新傳，而朱熹不複在《春秋》本書内穿鑿，借《資治通鑒》以為傳，本史法直書，作《資治通鑒綱目》以為經。
程頤别有《春秋傳》，通過對《春秋》之“優遊涵泳”而“造其微”的地方，蓋有數端： 1.《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程氏傳雲： 元年，隐之始年。
春，天時，正月，王正。
書“春王正月”示人君上奉天時，下承王正。
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人道立矣。
周正月，非春也。
假天時以立義爾。
平王之時，王道絕矣。
《春秋》假周以正王法。
隐不書即位，明大法于怡也。
諸侯之立，必由王命。
隐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為君也。
法即立矣，諸公或書或不書，義各不同。
既不受命于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是也。
繼世者既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莊、闵、僖是也。
桓、宣、定之書即位，桓弒君而定，宣受弑賊之立，定為逐君者所立；皆無王無君，何命之受！故書其自即位也，定之比宣，則義有間矣。
程氏說“王與天同大，人道立矣”，所以周王稱“天王”，此亦“尊王”之義。
《春秋》隐公元年王正月之書法，《公羊》以為義在大一統，程氏則義在“尊王”。
兩者本為一事，大一統于周，尊周王而後有大一統。
程氏義不遠于《公羊》，但是否孔子修《春秋》原義，則“髒腑不能語，醫師面如土”，孔子不言，《春秋》無論，後人固可以各有理解。
桓公弑君而自立，宣公受弑君賊之立，定公為逐君者所立；既無王命，又非繼統，而《春秋》書其“即位”何？程氏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