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宋儒之“春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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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陷于非義也。
雖然為章句者則守之矣，為道者則未之守也。
（《春秋權衡》卷八） “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與“張三世”說，同為說《春秋》者說，是否《春秋》原義，可見仁見智。
孔子本人并無以《春秋》當王義，為漢制法，亦後人附會。
但《公羊》說實為中國曆史哲學之精華，假《春秋》立說，東周以後，無王，非無王也，無大一統之王，故以《春秋》當新王，“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首倡大一統，而隐公不能當王，周天子不能當王，遂以“春秋”當王。
大一統者王，“春秋”倡大一統，故“春秋”當王。
此為公羊學派之非常異義，源自孔子之以宗周為王，不貶四夷，因演為大一統說。
東周以後非一統，秦一統而短命，漢立國後，武帝尊儒術而攘夷，足為大一統之負荷者。
前此，文為一統而實不一統，故雲《春秋》為漢立法，語雖荒誕，但倡此義者，假《春秋》以倡一統，漢大一統矣，遂以《春秋》與漢合，而說《春秋》為漢立法。
原父不解《公羊》，遂有誤解，但原父究為宋人首先注意《公羊》之大義者。
《公羊》講“權”，于不可變易之“經”外，注重“權”，有經無權，則使大義凝于一點而無回旋餘地。
此義實與“文不與而實與”之說有相同處，“文不與”是經，在形式上不能變通，而實際上可變，“實與”是權。
經與權合，文與實并，遂使《春秋》義法，靈活多變。
世無不變之事實，事實在變，根據事實歸納之定理，随之而變，故實變在先，而文變在後，此為經必從權之邏輯必然，原父于此有所發揮道： 十有四年（僖公）春，諸侯城緣陵。
緣陵者何？杞之邑也。
曷為城之，封杞也。
曷為不曰城杞，不與封杞也。
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
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
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春秋傳》） 此亦《公羊傳》原有義。
《公羊》僖公十四年傳：“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孰城之，城杞也。
曷為城杞，滅也。
孰滅之，蓋徐莒脅之。
曷為不言徐莒脅之？為桓公諱也。
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
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
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
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
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原父稍易其文而守其義。
《公羊》于僖公元年、二年、十四年；文公十四年，宣公十一年，定公元年，都有類似發揮。
時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一統天下，名實俱亡，有能出而維護秩序，救亡抗暴，内諸夏而外夷狄者，實贊許之，但原則上是不能贊許的，諸侯固不得專封。
文不與是經而實與是權，行權者聖而守經者賢。
《公羊》倡“尊王攘夷”，宋代《春秋》賢者，無不加以發揮。
蓋兩宋始終在四夷交侵中。
《公羊》尊王，但王綱已墜而不尊，于是以《春秋》當新王，原父雖有異議，但亦倡尊王，雲： 十有三年（文公）春王正月。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世室屋壞。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
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
……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
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
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
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
”（《春秋傳》） 周公不之魯而居周，乃“欲天下之一乎周”，“一乎周”是以周天子為大一統主，夷狄而進于爵，天下太平。
原父于此持《公羊》義，以夷狄為可變者，夷狄可以進為中國，中國可以退為夷狄。
他曾于《春秋傳》昭公十二年下，指出，“晉伐鮮虞，其謂之晉何？夷狄之也。
曷為夷狄之？其為師之道于此焉，以夷狄為之也”。
晉姬姓國，宗周本族而謂之夷狄，因用師無道而緻此；是諸夏退而為夷狄。
又《春秋權衡》卷十三說： 二十三年（昭公）吳敗蔡胡沈頓之師。
《公羊》曰：“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詞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
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
”非也，此欲自文飾其短爾。
按，戰者兇事，非禮讓之事，就令夷狄主之，又何不得，而《春秋》不肯乎！又夷狄所以為夷狄者，正以狡詐無義爾。
中國所以為中國者，亦正以禮義尊尊爾。
今《春秋》所以退中國不使主戰者，以其不為中國之行也。
而夷狄能結日偏戰，不為狡詐，何故不得主中國乎！中國有惡則不得進，狄有善又不得進，豈褒貶之指哉！且王室亂，非蔡、胡、沈、頓所能任其愛也，何故夷之為夷狄乎？故于吳則沒其偏戰之善，而誣以詐戰之惡，于中國則罔以夷狄之行而強诋以罪。
此敝由日月為例也，試不用日月之例，則戰自戰，敗自敗，了然分矣。
原父不主昭公二十三年《公羊》吳敗蔡、胡等國之義，以為中國有惡不進，夷狄有善亦不進，進退失據，非褒貶之指。
但原父之大義，亦取自《公羊》，所謂“《春秋》所以退中國不使主戰者，以其不為中國之行也。
而夷狄能結日偏戰，不為狡詐，何故不得主中國乎”！此《公羊》進退中國、夷狄之義，中國有惡則退為夷狄，夷狄有善則進為中國；中國夷狄可以互易，以禮義為之準繩。
禮樂文明是大一統的文明，天下一統于禮樂，是謂之為大一統，民族之間無差别境界，無種族之分，僅文野之别，“先進于禮樂野人也”，野人為殷遺氏，國人為周貴族，并不因貴族身份及民族區别而混淆其文野。
兩宋理學大師多尊《春秋》而納之于理學範疇，最著有程頤、胡安國及朱熹，下面将有論述。
如今論述左綿趙鵬飛之“春秋學”。
清初納蘭容若為趙之《春秋經筌》序曰： 《春秋》之傳五，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列于學官者三焉。
《漢志》二十三家，《隋志》九十七部，《唐志》六十六家，未有舍三傳而别自為傳者。
自啖助趙匡稍有去取折衷，至宋諸儒各自為傳，或不取傳注，專以經解經，或以傳為案，以經為斷，或以傳有乖謬，則棄而信經；往往用意太過，不能得是非之公。
嗚呼，聖人之志，不明于後世久矣。
蓋嘗讀《黃氏日抄》，見所采木讷趙氏之說，恒有契于心焉。
……善哉木讷子之言乎！善學《春秋》者，當先平吾心，以經明經，而無惑于異端，則褒貶自見。
納蘭師徐乾學，以上序道出宋人“春秋學”之特色，唐以前未有舍三傳而自為傳者，唐人啖助、趙匡，于三傳始有去取折衷，至宋人則舍三傳而各自為傳，不取舊傳，以經解經；或以傳為案而以經為斷；或以傳有乖謬，則棄傳而信經。
結果，往往用意太過，不能得是非之公。
所論先當，宋儒太過在于信《春秋》過深，以為其中有微言大義，遊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于是“用意太過”，即深文周納，一字一褒，一字一貶，孔子似無暇為此者，此朱子之所以因《通鑒》而作《綱目》，一如孔子之因舊史而修《春秋》。
《春秋》非斷爛朝報，有書法，先秦史家都有一定法規，故孔子雲，“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知我罪我，亦以有書法在也，但非如宋人所想。
趙氏之《春秋經筌》于三傳注訓，獨取《谷梁》之範甯。
他說。
“三傳固無足據，然公吾心而評之，亦時有得聖意者。
若何休庇護其學，吾未嘗觀焉，唯範甯為近公。
至于論三家則均舉其失，曰：‘失之誣，失之俗，失之短’，不私其所學也。
其師之失，亦從而箴之，故谷梁子之傳實賴甯為多。
”既主範甯而及《谷梁》，而去書法乃取自《公羊》，如桓公十八年，春王正月，雲： 孔子非史官，聊寓之于《春秋》，故先雖死，終戮屍于黃壤而不赦，此《春秋》之法也。
故曰：“罪我者其惟《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
愚因是而知《春秋》之書法，非時王也，夫子自任也。
”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書法兼三者而有之，乃天子事。
但趙氏以為立書法者非時王，乃孔子自任之。
孔子自任王者事，是孔子自任為王，漢人有孔子為素王說，即非王而任王者事為素王。
此義非《谷梁》所能有，範甯慮不及此，長于此道者，乃《公羊》與何休。
若然，趙氏口雖雲《谷梁》範甯，心實在《公羊》與何休。
《公羊》多非常義，其論經、權，亦不尋常，趙氏亦發揮此義，曰：“聖人治天下之道不外于《大學》、《中庸》；《大學》、《中庸》皆修内者也；修外者聖人所不錄。
然于《春秋》若予威公者權也。
于《春秋》而不予威公，則天下其胥為夷乎！孔子予之，而孟子鄙之。
孔子予之，權也；權以濟時為重。
孟子鄙之者，正也；正以垂萬世之法。
孔孟相濟，後世可鑒焉。
不相濟不足為孔孟。
”（《春秋經筌》卷七）王者内修而守經，霸者外修而達權；此常人之理解，而趙氏以為，齊桓霸業，孔子許之，乃孔子之達權，無齊桓管仲則吾人被發左衽矣。
而孟子鄙桓、文則為孟子之守經。
經與權合乃孔孟之相濟。
而賢者守經，聖者達權！ 趙氏又取《公羊》義而倡大一統，《春秋經筌》定公元年，《春王》下雲： 群公之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正月”，謹始也。
歲之終，天子頒來歲之正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行之，所以尊王室而大一統也。
王室既微，正朔之頒與否，固不可知，而天下諸侯實用周正，無改也。
《春秋》不從其不頒而廢一統之義，故于元年必書“王正月”焉。
此《春秋》所以行天子之權欤？ 以《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為大一統，乃《公羊》義，今趙氏從之。
大一統有廣、狹義，最廣義為天人之一統，其次為夷狄進于爵，夷夏之一統，再次為諸侯奉正朔，形式上之一統。
天王頒正朔，諸侯行之，乃大一統之再次義；但有此一統亦勝于無。
大一統必尊王，否則，何謂“一統”？“尊王”賴有強大之王朝中央，中央在過去即指中國，反對或敵視中國者為夷狄，故尊王必攘夷。
依《公羊》義，王者無敵，無敵故王者乃大一統。
但春秋時代，王者弱小，淪為諸侯，《春秋》書法，亦隻能“文無敵于天下而實弱小”。
趙氏于此雲： 王者無敵于天下，王靈不振，動而取敗，無敵之勢微矣。
而《春秋》尊王之書，不以其勢微，而廢無敵之義，故每避就其文，以存其義。
王師伐戎，為戎所敗，而聖人不與戎之敗王師也。
書曰，“王師敗績于茅戎”。
若王師之自敗焉，所以存周室也。
不書戰，見王者無敵。
不地，以志天下皆王土。
其尊王也，至矣。
尊王所以責天下，不能敵王忾也。
（《春秋經筌》卷十） 王者無敵于天下而為戎所敗，但《春秋》上“王師敗績于茅戎”，若王師之自敗。
自敗、他敗都是敗于人而非勝，所謂“王者無敵”，乃空談，而書法如此。
以空談書法，狀王者無敵，故王者乃《春秋》而非周天子，但《春秋》來自孔子，孔子代周王立法，而非王，故雲“素王”。
宋人談經不主三傳，但談義法，又不能回避《公羊》，此亦“文不與《公羊》而實與之”。
《公羊》固俎豆千秋也。
《公羊》富于大義，而大一統及“尊王攘夷”為其要義。
時至南宋，迫于形勢，談《春秋》者衆，胡安國、朱熹為其最著者，此外，在紹興中有關郡葉夢得，夢得亦有《春秋傳》，此固北宋之傳統，欲揚《春秋》而抛棄三傳。
葉氏之《春秋傳序》雲： 自孔子沒而三家作，吾不知于孔子親聞之欤？傳聞之欤？至于今千有餘歲，天下之言《春秋》者惟三而已。
孟子不雲乎，“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而子之自言，則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夫《春秋》者史也，所以作《春秋》者經也。
故可與通天下曰事，不可與通天下曰義。
《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于史而事未必實，以不知經，故也。
《公羊》、《谷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于經而義未必當，以不知史，故也。
由乎百世之後，而出乎百世之上，孰能覆事之實而察義之當欤？唯知《春秋》之所以作為天下也，為後世也。
其所自比者天也。
其所同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
《公》、《谷》、《左》三傳各有所失，故另作新傳以說經，在學術上為進步，徒守舊章，永無新路。
在哲學上為創舉，以曆史說義理，重新論天人之際。
過去儒家本以《易》與《春秋》代表天人，如今以《春秋》代表天人合一。
葉石林以《春秋》為孔子作《天書》；此外有所發揮，亦不能自外于《公羊》，如雲，“《春秋》之義，或與其文，或與其實，楚丘之城非不善，而文不得許其專；吳子之聘未必善，而文不得與其進”，此實自《公羊》之“文不與而實與”處來。
稍後有陳傅良之《春秋後傳》。
陳氏申《左》，故又有《左氏章指》，南宋甯宗開禧三年（公元1207年）樓序《春秋後傳》雲： 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以為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曰變例，竊以為未安。
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閱世變，蓋有所謂隐桓莊闵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
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複知有王矣。
桓公之後，齊
雖然為章句者則守之矣，為道者則未之守也。
（《春秋權衡》卷八） “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與“張三世”說，同為說《春秋》者說，是否《春秋》原義，可見仁見智。
孔子本人并無以《春秋》當王義，為漢制法，亦後人附會。
但《公羊》說實為中國曆史哲學之精華，假《春秋》立說，東周以後，無王，非無王也，無大一統之王，故以《春秋》當新王，“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首倡大一統，而隐公不能當王，周天子不能當王，遂以“春秋”當王。
大一統者王，“春秋”倡大一統，故“春秋”當王。
此為公羊學派之非常異義，源自孔子之以宗周為王，不貶四夷，因演為大一統說。
東周以後非一統，秦一統而短命，漢立國後，武帝尊儒術而攘夷，足為大一統之負荷者。
前此，文為一統而實不一統，故雲《春秋》為漢立法，語雖荒誕，但倡此義者，假《春秋》以倡一統，漢大一統矣，遂以《春秋》與漢合，而說《春秋》為漢立法。
原父不解《公羊》，遂有誤解，但原父究為宋人首先注意《公羊》之大義者。
《公羊》講“權”，于不可變易之“經”外，注重“權”，有經無權，則使大義凝于一點而無回旋餘地。
此義實與“文不與而實與”之說有相同處，“文不與”是經，在形式上不能變通，而實際上可變，“實與”是權。
經與權合，文與實并，遂使《春秋》義法，靈活多變。
世無不變之事實，事實在變，根據事實歸納之定理，随之而變，故實變在先，而文變在後，此為經必從權之邏輯必然，原父于此有所發揮道： 十有四年（僖公）春，諸侯城緣陵。
緣陵者何？杞之邑也。
曷為城之，封杞也。
曷為不曰城杞，不與封杞也。
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
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
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春秋傳》） 此亦《公羊傳》原有義。
《公羊》僖公十四年傳：“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孰城之，城杞也。
曷為城杞，滅也。
孰滅之，蓋徐莒脅之。
曷為不言徐莒脅之？為桓公諱也。
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
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
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
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
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原父稍易其文而守其義。
《公羊》于僖公元年、二年、十四年；文公十四年，宣公十一年，定公元年，都有類似發揮。
時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一統天下，名實俱亡，有能出而維護秩序，救亡抗暴，内諸夏而外夷狄者，實贊許之，但原則上是不能贊許的，諸侯固不得專封。
文不與是經而實與是權，行權者聖而守經者賢。
《公羊》倡“尊王攘夷”，宋代《春秋》賢者，無不加以發揮。
蓋兩宋始終在四夷交侵中。
《公羊》尊王，但王綱已墜而不尊，于是以《春秋》當新王，原父雖有異議，但亦倡尊王，雲： 十有三年（文公）春王正月。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世室屋壞。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
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
……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
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
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
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
”（《春秋傳》） 周公不之魯而居周，乃“欲天下之一乎周”，“一乎周”是以周天子為大一統主，夷狄而進于爵，天下太平。
原父于此持《公羊》義，以夷狄為可變者，夷狄可以進為中國，中國可以退為夷狄。
他曾于《春秋傳》昭公十二年下，指出，“晉伐鮮虞，其謂之晉何？夷狄之也。
曷為夷狄之？其為師之道于此焉，以夷狄為之也”。
晉姬姓國，宗周本族而謂之夷狄，因用師無道而緻此；是諸夏退而為夷狄。
又《春秋權衡》卷十三說： 二十三年（昭公）吳敗蔡胡沈頓之師。
《公羊》曰：“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詞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
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
”非也，此欲自文飾其短爾。
按，戰者兇事，非禮讓之事，就令夷狄主之，又何不得，而《春秋》不肯乎！又夷狄所以為夷狄者，正以狡詐無義爾。
中國所以為中國者，亦正以禮義尊尊爾。
今《春秋》所以退中國不使主戰者，以其不為中國之行也。
而夷狄能結日偏戰，不為狡詐，何故不得主中國乎！中國有惡則不得進，狄有善又不得進，豈褒貶之指哉！且王室亂，非蔡、胡、沈、頓所能任其愛也，何故夷之為夷狄乎？故于吳則沒其偏戰之善，而誣以詐戰之惡，于中國則罔以夷狄之行而強诋以罪。
此敝由日月為例也，試不用日月之例，則戰自戰，敗自敗，了然分矣。
原父不主昭公二十三年《公羊》吳敗蔡、胡等國之義，以為中國有惡不進，夷狄有善亦不進，進退失據，非褒貶之指。
但原父之大義，亦取自《公羊》，所謂“《春秋》所以退中國不使主戰者，以其不為中國之行也。
而夷狄能結日偏戰，不為狡詐，何故不得主中國乎”！此《公羊》進退中國、夷狄之義，中國有惡則退為夷狄，夷狄有善則進為中國；中國夷狄可以互易，以禮義為之準繩。
禮樂文明是大一統的文明，天下一統于禮樂，是謂之為大一統，民族之間無差别境界，無種族之分，僅文野之别，“先進于禮樂野人也”，野人為殷遺氏，國人為周貴族，并不因貴族身份及民族區别而混淆其文野。
兩宋理學大師多尊《春秋》而納之于理學範疇，最著有程頤、胡安國及朱熹，下面将有論述。
如今論述左綿趙鵬飛之“春秋學”。
清初納蘭容若為趙之《春秋經筌》序曰： 《春秋》之傳五，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列于學官者三焉。
《漢志》二十三家，《隋志》九十七部，《唐志》六十六家，未有舍三傳而别自為傳者。
自啖助趙匡稍有去取折衷，至宋諸儒各自為傳，或不取傳注，專以經解經，或以傳為案，以經為斷，或以傳有乖謬，則棄而信經；往往用意太過，不能得是非之公。
嗚呼，聖人之志，不明于後世久矣。
蓋嘗讀《黃氏日抄》，見所采木讷趙氏之說，恒有契于心焉。
……善哉木讷子之言乎！善學《春秋》者，當先平吾心，以經明經，而無惑于異端，則褒貶自見。
納蘭師徐乾學，以上序道出宋人“春秋學”之特色，唐以前未有舍三傳而自為傳者，唐人啖助、趙匡，于三傳始有去取折衷，至宋人則舍三傳而各自為傳，不取舊傳，以經解經；或以傳為案而以經為斷；或以傳有乖謬，則棄傳而信經。
結果，往往用意太過，不能得是非之公。
所論先當，宋儒太過在于信《春秋》過深，以為其中有微言大義，遊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于是“用意太過”，即深文周納，一字一褒，一字一貶，孔子似無暇為此者，此朱子之所以因《通鑒》而作《綱目》，一如孔子之因舊史而修《春秋》。
《春秋》非斷爛朝報，有書法，先秦史家都有一定法規，故孔子雲，“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知我罪我，亦以有書法在也，但非如宋人所想。
趙氏之《春秋經筌》于三傳注訓，獨取《谷梁》之範甯。
他說。
“三傳固無足據，然公吾心而評之，亦時有得聖意者。
若何休庇護其學，吾未嘗觀焉，唯範甯為近公。
至于論三家則均舉其失，曰：‘失之誣，失之俗，失之短’，不私其所學也。
其師之失，亦從而箴之，故谷梁子之傳實賴甯為多。
”既主範甯而及《谷梁》，而去書法乃取自《公羊》，如桓公十八年，春王正月，雲： 孔子非史官，聊寓之于《春秋》，故先雖死，終戮屍于黃壤而不赦，此《春秋》之法也。
故曰：“罪我者其惟《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
愚因是而知《春秋》之書法，非時王也，夫子自任也。
”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書法兼三者而有之，乃天子事。
但趙氏以為立書法者非時王，乃孔子自任之。
孔子自任王者事，是孔子自任為王，漢人有孔子為素王說，即非王而任王者事為素王。
此義非《谷梁》所能有，範甯慮不及此，長于此道者，乃《公羊》與何休。
若然，趙氏口雖雲《谷梁》範甯，心實在《公羊》與何休。
《公羊》多非常義，其論經、權，亦不尋常，趙氏亦發揮此義，曰：“聖人治天下之道不外于《大學》、《中庸》；《大學》、《中庸》皆修内者也；修外者聖人所不錄。
然于《春秋》若予威公者權也。
于《春秋》而不予威公，則天下其胥為夷乎！孔子予之，而孟子鄙之。
孔子予之，權也；權以濟時為重。
孟子鄙之者，正也；正以垂萬世之法。
孔孟相濟，後世可鑒焉。
不相濟不足為孔孟。
”（《春秋經筌》卷七）王者内修而守經，霸者外修而達權；此常人之理解，而趙氏以為，齊桓霸業，孔子許之，乃孔子之達權，無齊桓管仲則吾人被發左衽矣。
而孟子鄙桓、文則為孟子之守經。
經與權合乃孔孟之相濟。
而賢者守經，聖者達權！ 趙氏又取《公羊》義而倡大一統，《春秋經筌》定公元年，《春王》下雲： 群公之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正月”，謹始也。
歲之終，天子頒來歲之正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行之，所以尊王室而大一統也。
王室既微，正朔之頒與否，固不可知，而天下諸侯實用周正，無改也。
《春秋》不從其不頒而廢一統之義，故于元年必書“王正月”焉。
此《春秋》所以行天子之權欤？ 以《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為大一統，乃《公羊》義，今趙氏從之。
大一統有廣、狹義，最廣義為天人之一統，其次為夷狄進于爵，夷夏之一統，再次為諸侯奉正朔，形式上之一統。
天王頒正朔，諸侯行之，乃大一統之再次義；但有此一統亦勝于無。
大一統必尊王，否則，何謂“一統”？“尊王”賴有強大之王朝中央，中央在過去即指中國，反對或敵視中國者為夷狄，故尊王必攘夷。
依《公羊》義，王者無敵，無敵故王者乃大一統。
但春秋時代，王者弱小，淪為諸侯，《春秋》書法，亦隻能“文無敵于天下而實弱小”。
趙氏于此雲： 王者無敵于天下，王靈不振，動而取敗，無敵之勢微矣。
而《春秋》尊王之書，不以其勢微，而廢無敵之義，故每避就其文，以存其義。
王師伐戎，為戎所敗，而聖人不與戎之敗王師也。
書曰，“王師敗績于茅戎”。
若王師之自敗焉，所以存周室也。
不書戰，見王者無敵。
不地，以志天下皆王土。
其尊王也，至矣。
尊王所以責天下，不能敵王忾也。
（《春秋經筌》卷十） 王者無敵于天下而為戎所敗，但《春秋》上“王師敗績于茅戎”，若王師之自敗。
自敗、他敗都是敗于人而非勝，所謂“王者無敵”，乃空談，而書法如此。
以空談書法，狀王者無敵，故王者乃《春秋》而非周天子，但《春秋》來自孔子，孔子代周王立法，而非王，故雲“素王”。
宋人談經不主三傳，但談義法，又不能回避《公羊》，此亦“文不與《公羊》而實與之”。
《公羊》固俎豆千秋也。
《公羊》富于大義，而大一統及“尊王攘夷”為其要義。
時至南宋，迫于形勢，談《春秋》者衆，胡安國、朱熹為其最著者，此外，在紹興中有關郡葉夢得，夢得亦有《春秋傳》，此固北宋之傳統，欲揚《春秋》而抛棄三傳。
葉氏之《春秋傳序》雲： 自孔子沒而三家作，吾不知于孔子親聞之欤？傳聞之欤？至于今千有餘歲，天下之言《春秋》者惟三而已。
孟子不雲乎，“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而子之自言，則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夫《春秋》者史也，所以作《春秋》者經也。
故可與通天下曰事，不可與通天下曰義。
《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于史而事未必實，以不知經，故也。
《公羊》、《谷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于經而義未必當，以不知史，故也。
由乎百世之後，而出乎百世之上，孰能覆事之實而察義之當欤？唯知《春秋》之所以作為天下也，為後世也。
其所自比者天也。
其所同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
《公》、《谷》、《左》三傳各有所失，故另作新傳以說經，在學術上為進步，徒守舊章，永無新路。
在哲學上為創舉，以曆史說義理，重新論天人之際。
過去儒家本以《易》與《春秋》代表天人，如今以《春秋》代表天人合一。
葉石林以《春秋》為孔子作《天書》；此外有所發揮，亦不能自外于《公羊》，如雲，“《春秋》之義，或與其文，或與其實，楚丘之城非不善，而文不得許其專；吳子之聘未必善，而文不得與其進”，此實自《公羊》之“文不與而實與”處來。
稍後有陳傅良之《春秋後傳》。
陳氏申《左》，故又有《左氏章指》，南宋甯宗開禧三年（公元1207年）樓序《春秋後傳》雲： 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以為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曰變例，竊以為未安。
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閱世變，蓋有所謂隐桓莊闵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
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複知有王矣。
桓公之後，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