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何休對于公羊學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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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佳話。
但因他們的學派不同，理論各異，彼此之間缺乏共同語言，因而争論側重于考辨史實。
公羊學雖富于理想，長于曆史哲學的發揮，但有時未免曲解史實以附會他們的理論。
鄭玄則是一位淵博的學者，因為學識淵博，所以在史實争辯中可以左右逢源，何休遭遇到學術上的硬敵，以緻有“入室操戈”之歎！ 在《左氏膏肓》中，何休曾經抨擊《左傳》隐公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的理論說： 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為政，無攝代之義。
昔周公居攝，死不記崩。
今隐公生稱侯，死稱薨，何因得為攝者。
何休反對魯隐公居攝說，以為《公羊》無居攝義，因為隐公“生稱侯，死稱薨”，乃正式即位，非居攝者。
鄭玄針對何休的議論，加以駁斥，說： 周公攝政，仍以成王為主，直攝其政事而已，所有大事，禀王命以行之，緻政之後，乃死。
故卒稱薨，不記崩。
隐公所攝，則位亦攝之，以桓為太子，所有大事，皆專命以行。
攝位被殺，在君位而死，故生稱公，死稱薨，是與周公異也。
且《公羊》以為諸侯無攝，宋穆公雲：“吾立乎此，攝也。
”以此言之，安得非《左氏》。
（《箴膏肓》）鄭玄舉出幾點理由：①周公攝政，仍以成王為主，攝政而不攝位；魯隐公攝政亦攝位，所有大事皆專命以行。
②周公緻政而後死，不死于攝政，所以卒稱薨，不記崩；魯隐公在位而死，故生稱公，死稱薨。
③當時諸侯有居攝義，宋穆公雲雲，可以為證，就上述争論來評論，何劭公是以史實遷就《公羊》，有歪曲處，鄭康成的說法據史實為證，無曲解處，是樸學本色，劭公于此有“入室操戈”之感矣。
何劭公還有曲解史實的例子，如關于季武子作三軍。
《左傳》襄公十一年雲： 季武子将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這是魯國的大事，等于後來的三家分晉，田氏奪齊，雖然他們還沒有廢除魯公，但這是卑公室而不是尊公室，《左傳》也沒有說這是“尊公室”，但劭公說： 《左氏》說雲，“尊公室”。
休以為與“舍中軍”義同，于義《左氏》為短。
（《箴膏肓》引） 這完全不是事實，所以鄭玄駁斥說： 《左氏傳》雲“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謂三家始專兵甲，卑公室。
雲《左氏》說者“尊公室”，失《左氏》義遠矣。
（《箴膏肓》） 鄭玄即以《左氏》作證，指出這是何休的曲解，失《左氏》義。
又《公羊傳》桓公十一年有：“古者鄭國處于留”的記載，鄭玄說： 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宗周畿内，今京兆鄭縣是也。
桓公生武公，武公生莊公，遷易東周畿内，國在虢郐之間，今河南新鄭是也。
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守之東，鄭受封至此适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于留，祭仲将往省留之事乎？（《發墨守》） 以上是相當精彩的考據小品，置之清人樸學集中毫無遜色。
雖然結論并不正确，但方法正确，而何休一派的今文家言，有時曲解史實，一直到清末的康有為先生仍然如此，我們敬愛的古史辨派，執今文家言，亦有此弊。
曆史學派而不顧曆史事實，所以他們的理論有精華亦有不可取處。
對鄭玄的抨擊，何休無法作答，何休實際上也結束了早期的公羊學派。
何休是為前期公羊學派作總結的人，如今我們可以為何休的公羊學作總結了。
自戰國至東漢末，公羊學有了許多變化與發展，積累了許多義法、公式。
但後來的公羊學随着社會的發展與演變，違背了過去的義法，過去的義法亦脫離了當時的現實，因此何休有時進退失據，因此歪曲事實，曲解曆史，變作公羊學派一種消極作風。
先秦公羊學本來是新興地主階級思想意識的反映，而新興地主階級和過去的宗法貴族有千絲萬縷的關系，因此公羊學派的曆史哲學能向前看，但有時回顧，未免徘徊于兩者間，法後王而好古。
西漢社會所創造的現實，适當地解決了公羊派的矛盾觀點，這時實現了他們向往的大一統，而今文學學派也取得了經師中的正統地位。
東漢社會發展到一個更新的階段，世族地主出現了，新興力量變作舊的堡壘，原來公羊所鼓吹的大一統，有被抛棄的危險了，因為世族豪門都是割據諸侯的候補者。
《白虎通》的出現，使公羊學走上背叛自己的路。
于是早期公羊學處于日暮途窮的境地，何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作《公羊春秋》義法的總結，這總結脫離了當時的社會實際，因而隻能是書面上的總結，無現實意義。
不過他究竟保存了公羊學派的精華，這是在我國古代少有的曆史哲學，在後來的長期封建社會内，當地主階級無路的時候，他們又想到公羊，想到何休。
清代乾嘉以來，公羊學派複興的原因，根源在此，他們找到了公羊，找到何休的總結，但這種尋找并不是坦途，乃是： 衆裡尋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但因他們的學派不同，理論各異，彼此之間缺乏共同語言，因而争論側重于考辨史實。
公羊學雖富于理想，長于曆史哲學的發揮，但有時未免曲解史實以附會他們的理論。
鄭玄則是一位淵博的學者，因為學識淵博，所以在史實争辯中可以左右逢源，何休遭遇到學術上的硬敵，以緻有“入室操戈”之歎！ 在《左氏膏肓》中，何休曾經抨擊《左傳》隐公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的理論說： 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為政，無攝代之義。
昔周公居攝，死不記崩。
今隐公生稱侯，死稱薨，何因得為攝者。
何休反對魯隐公居攝說，以為《公羊》無居攝義，因為隐公“生稱侯，死稱薨”，乃正式即位，非居攝者。
鄭玄針對何休的議論，加以駁斥，說： 周公攝政，仍以成王為主，直攝其政事而已，所有大事，禀王命以行之，緻政之後，乃死。
故卒稱薨，不記崩。
隐公所攝，則位亦攝之，以桓為太子，所有大事，皆專命以行。
攝位被殺，在君位而死，故生稱公，死稱薨，是與周公異也。
且《公羊》以為諸侯無攝，宋穆公雲：“吾立乎此，攝也。
”以此言之，安得非《左氏》。
（《箴膏肓》）鄭玄舉出幾點理由：①周公攝政，仍以成王為主，攝政而不攝位；魯隐公攝政亦攝位，所有大事皆專命以行。
②周公緻政而後死，不死于攝政，所以卒稱薨，不記崩；魯隐公在位而死，故生稱公，死稱薨。
③當時諸侯有居攝義，宋穆公雲雲，可以為證，就上述争論來評論，何劭公是以史實遷就《公羊》，有歪曲處，鄭康成的說法據史實為證，無曲解處，是樸學本色，劭公于此有“入室操戈”之感矣。
何劭公還有曲解史實的例子，如關于季武子作三軍。
《左傳》襄公十一年雲： 季武子将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這是魯國的大事，等于後來的三家分晉，田氏奪齊，雖然他們還沒有廢除魯公，但這是卑公室而不是尊公室，《左傳》也沒有說這是“尊公室”，但劭公說： 《左氏》說雲，“尊公室”。
休以為與“舍中軍”義同，于義《左氏》為短。
（《箴膏肓》引） 這完全不是事實，所以鄭玄駁斥說： 《左氏傳》雲“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謂三家始專兵甲，卑公室。
雲《左氏》說者“尊公室”，失《左氏》義遠矣。
（《箴膏肓》） 鄭玄即以《左氏》作證，指出這是何休的曲解，失《左氏》義。
又《公羊傳》桓公十一年有：“古者鄭國處于留”的記載，鄭玄說： 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宗周畿内，今京兆鄭縣是也。
桓公生武公，武公生莊公，遷易東周畿内，國在虢郐之間，今河南新鄭是也。
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守之東，鄭受封至此适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于留，祭仲将往省留之事乎？（《發墨守》） 以上是相當精彩的考據小品，置之清人樸學集中毫無遜色。
雖然結論并不正确，但方法正确，而何休一派的今文家言，有時曲解史實，一直到清末的康有為先生仍然如此，我們敬愛的古史辨派，執今文家言，亦有此弊。
曆史學派而不顧曆史事實，所以他們的理論有精華亦有不可取處。
對鄭玄的抨擊，何休無法作答，何休實際上也結束了早期的公羊學派。
何休是為前期公羊學派作總結的人，如今我們可以為何休的公羊學作總結了。
自戰國至東漢末，公羊學有了許多變化與發展，積累了許多義法、公式。
但後來的公羊學随着社會的發展與演變，違背了過去的義法，過去的義法亦脫離了當時的現實，因此何休有時進退失據，因此歪曲事實，曲解曆史，變作公羊學派一種消極作風。
先秦公羊學本來是新興地主階級思想意識的反映，而新興地主階級和過去的宗法貴族有千絲萬縷的關系，因此公羊學派的曆史哲學能向前看，但有時回顧，未免徘徊于兩者間，法後王而好古。
西漢社會所創造的現實，适當地解決了公羊派的矛盾觀點，這時實現了他們向往的大一統，而今文學學派也取得了經師中的正統地位。
東漢社會發展到一個更新的階段，世族地主出現了，新興力量變作舊的堡壘，原來公羊所鼓吹的大一統，有被抛棄的危險了，因為世族豪門都是割據諸侯的候補者。
《白虎通》的出現，使公羊學走上背叛自己的路。
于是早期公羊學處于日暮途窮的境地，何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作《公羊春秋》義法的總結，這總結脫離了當時的社會實際，因而隻能是書面上的總結，無現實意義。
不過他究竟保存了公羊學派的精華，這是在我國古代少有的曆史哲學，在後來的長期封建社會内，當地主階級無路的時候，他們又想到公羊，想到何休。
清代乾嘉以來，公羊學派複興的原因，根源在此，他們找到了公羊，找到何休的總結，但這種尋找并不是坦途，乃是： 衆裡尋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