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何休對于公羊學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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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面呼之欲出了。
《白虎通》不循《公羊》原有義，在走回頭路。
天子不尊，于是諸侯對于天子有“不純臣”之義： 王者不純臣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土傳子孫，世世稱君，南面而治……異于群臣也。
（《白虎通·王者不臣》） 其實在東漢并不存在強大的諸侯，列侯雖然享受優厚的待遇，但不許他們參與政治。
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光武曾下诏重申“阿附蕃王法”，凡附益諸侯王者都要受到嚴厲的處分，以後又下诏逮捕王侯賓客，牽連至死者達八千人。
這說明一種事實，列侯雖受限制，但具有潛在力量。
不過在當時具有強大實力者不是這些名義上的諸侯，而是豪門世族，後來取得割據地位的正是他們。
《白虎通》在遷就他們而貶低天子，也不倡大一統，但何休并沒沿《白虎通》的路子走下去，他在提倡正本抑末。
《公羊》隐公三年“譏世卿”何休《解诂》雲： 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
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為，其秉政久，思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
“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代表先秦新興地主階級的要求，是後來科舉制度的理論根據，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中最為人稱道的所在。
這和代表宗法貴族的世祿世卿制度是不相容的，但何休的時代是豪門世族興起的時代，這些選賢的辦法已行不通了。
魏晉以後世族大家變為世襲貴族，而寒門無法與之争，“九品中正”也是上品無寒門。
“隳三都”是《公羊傳》中所肯定的一件大事，事見于定公十二年傳，從孔子維護一統的角度看，三都的建立是削弱魯公的舉動，所以他主張“隳三都”。
我們知道孔子的思想與公羊派的思想不完全一緻，《公羊》發揮了孔子思想的一面而靠近法家，它所主張的大一統也不同于孔子，這新的大一統設想不同于宗周的一統，而何休的時代又不同于《公羊》産生的時代，一個是向着一統方面發展，一個是向着分裂。
戰國以後，秦漢一統已經維持了數百年，可以說公羊派的理想實現了，故雲《公羊春秋》為漢立法。
但何休的時代不同了，世族強大，豪門擁兵，少數民族崛起，出現了新的割據現象。
何休之所以鼓吹“隳三都”，弱臣勢，不能不反映當時的具體情況。
他在《解诂》中說： 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
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
”季氏悅其言而堕之。
……書者，善定公任大聖，複古制，弱臣勢也。
（定公十二年） 雖然《公羊傳》與何休的議論相同，但出發點并不一緻。
他們也都不理解，三都強大，陪臣執國命，是社會發展必然結果。
宗法領主沒落了，新興統治者從陪臣執國命始，他們是新制度的創造者及負荷者，新的一統思想自此萌芽，沒有新興的階級，沒有新興的力量，不會有新的大一統。
何休的時代與《公羊》産生的時代不同，戰國末産生的新興地主階級，到何休時代已變為世族豪門，本來是要求一統的力量，如今異化，變作割據的力量。
過去是宗法貴族妨礙了大一統，如今是世族門閥破壞了大一統。
不同的時代遭遇到類似的問題，本應有不同的解決方案，但何休是不理解的。
漢代經師都說谶緯，講陰陽災異，在何休的思想中也不免此，但已是末路了，非其主流。
何休是今文學派大師，不同于古文學派，也不同于今古合流的鄭玄，因此他們之間，經常發生争論，這種争論對于學術發展是有益處的。
東漢末期，政治上日趨腐敗，世族割據，農民起義蜂起，但學術事業頗為繁榮，這是戰國百家争鳴後，又一個繁盛時期，就經學論，有不同學派之争鳴，形成所謂“漢學”，在經學外，漢末思想也是活躍的，為魏晉玄學開了先路。
何休與鄭玄曾經展開過激烈的争論。
鄭玄是漢末漢學大師，他的淵博的學識，求實的作風，為後代經師注疏事業建立下堅實基礎，當然，漢學建樹不僅鄭玄一人，服虔、賈逵、鄭興、鄭衆、馬融、許慎等都是。
他們繼承漢代經師傳統，走向平實，以其淵博的知識，疏解中國經典，豐富了古經典内容，保存了中華文化，沒有他們的成就，我們似乎沒法談古代華夏文明，清代樸學，繼承了漢末傳統，一反明末浮誇不實作風，走向平實，使漢學水平達到一個新高峰，但時代已變，樸學脫離現實更遠，而公羊複興，于是維新變法之聲起，《公羊》為清末改革者立法矣。
何休是堅定的今文經學者，曾著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廢疾》等書，用以鼓吹《公羊》，批判《左》、《谷》。
于此鄭玄反駁而著：《發墨守》、《箴膏肓》、《起廢疾》等書，針鋒相對。
何休看到這些書後，慨歎道：“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後漢書·鄭玄傳》）“入室操戈”遂為學術論争中
《白虎通》不循《公羊》原有義，在走回頭路。
天子不尊，于是諸侯對于天子有“不純臣”之義： 王者不純臣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土傳子孫，世世稱君，南面而治……異于群臣也。
（《白虎通·王者不臣》） 其實在東漢并不存在強大的諸侯，列侯雖然享受優厚的待遇，但不許他們參與政治。
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光武曾下诏重申“阿附蕃王法”，凡附益諸侯王者都要受到嚴厲的處分，以後又下诏逮捕王侯賓客，牽連至死者達八千人。
這說明一種事實，列侯雖受限制，但具有潛在力量。
不過在當時具有強大實力者不是這些名義上的諸侯，而是豪門世族，後來取得割據地位的正是他們。
《白虎通》在遷就他們而貶低天子，也不倡大一統，但何休并沒沿《白虎通》的路子走下去，他在提倡正本抑末。
《公羊》隐公三年“譏世卿”何休《解诂》雲： 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
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為，其秉政久，思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
“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代表先秦新興地主階級的要求，是後來科舉制度的理論根據，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中最為人稱道的所在。
這和代表宗法貴族的世祿世卿制度是不相容的，但何休的時代是豪門世族興起的時代，這些選賢的辦法已行不通了。
魏晉以後世族大家變為世襲貴族，而寒門無法與之争，“九品中正”也是上品無寒門。
“隳三都”是《公羊傳》中所肯定的一件大事，事見于定公十二年傳，從孔子維護一統的角度看，三都的建立是削弱魯公的舉動，所以他主張“隳三都”。
我們知道孔子的思想與公羊派的思想不完全一緻，《公羊》發揮了孔子思想的一面而靠近法家，它所主張的大一統也不同于孔子，這新的大一統設想不同于宗周的一統，而何休的時代又不同于《公羊》産生的時代，一個是向着一統方面發展，一個是向着分裂。
戰國以後，秦漢一統已經維持了數百年，可以說公羊派的理想實現了，故雲《公羊春秋》為漢立法。
但何休的時代不同了，世族強大，豪門擁兵，少數民族崛起，出現了新的割據現象。
何休之所以鼓吹“隳三都”，弱臣勢，不能不反映當時的具體情況。
他在《解诂》中說： 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
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
”季氏悅其言而堕之。
……書者，善定公任大聖，複古制，弱臣勢也。
（定公十二年） 雖然《公羊傳》與何休的議論相同，但出發點并不一緻。
他們也都不理解，三都強大，陪臣執國命，是社會發展必然結果。
宗法領主沒落了，新興統治者從陪臣執國命始，他們是新制度的創造者及負荷者，新的一統思想自此萌芽，沒有新興的階級，沒有新興的力量，不會有新的大一統。
何休的時代與《公羊》産生的時代不同，戰國末産生的新興地主階級，到何休時代已變為世族豪門，本來是要求一統的力量，如今異化，變作割據的力量。
過去是宗法貴族妨礙了大一統，如今是世族門閥破壞了大一統。
不同的時代遭遇到類似的問題，本應有不同的解決方案，但何休是不理解的。
漢代經師都說谶緯，講陰陽災異，在何休的思想中也不免此，但已是末路了，非其主流。
何休是今文學派大師，不同于古文學派，也不同于今古合流的鄭玄，因此他們之間，經常發生争論，這種争論對于學術發展是有益處的。
東漢末期，政治上日趨腐敗，世族割據，農民起義蜂起，但學術事業頗為繁榮，這是戰國百家争鳴後，又一個繁盛時期，就經學論，有不同學派之争鳴，形成所謂“漢學”，在經學外，漢末思想也是活躍的，為魏晉玄學開了先路。
何休與鄭玄曾經展開過激烈的争論。
鄭玄是漢末漢學大師，他的淵博的學識，求實的作風，為後代經師注疏事業建立下堅實基礎，當然，漢學建樹不僅鄭玄一人，服虔、賈逵、鄭興、鄭衆、馬融、許慎等都是。
他們繼承漢代經師傳統，走向平實，以其淵博的知識，疏解中國經典，豐富了古經典内容，保存了中華文化，沒有他們的成就，我們似乎沒法談古代華夏文明，清代樸學，繼承了漢末傳統，一反明末浮誇不實作風，走向平實，使漢學水平達到一個新高峰，但時代已變，樸學脫離現實更遠，而公羊複興，于是維新變法之聲起，《公羊》為清末改革者立法矣。
何休是堅定的今文經學者，曾著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廢疾》等書，用以鼓吹《公羊》，批判《左》、《谷》。
于此鄭玄反駁而著：《發墨守》、《箴膏肓》、《起廢疾》等書，針鋒相對。
何休看到這些書後，慨歎道：“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後漢書·鄭玄傳》）“入室操戈”遂為學術論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