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何休對于公羊學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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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夷與北狄交王室不絕若線，他也知道這種矛盾，于是指出昭、定、哀間定為“太平世”也隻是“文緻太平”而已。
《公羊春秋解诂》有雲： 《春秋》定、哀之間，文緻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複為譏，唯有二名，故譏之。
此《春秋》之制也。
（定公六年） 定、哀之間本不太平，隻能是“文緻太平”，根據《公羊》書法，這也是“文然實不然”。
公羊學派把《春秋》當做一種政治綱領，對于朝政具有指導性權威。
他們說《公羊》代表着新王太平之治，宣公十六年說：“成周宣榭災何以書？記實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
”何休于此《解诂》： 孔予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
……示周不複興，故系宣榭于成周。
…… 是以周為三恪之一，杞是夏後，宋是殷後，故黜杞故宋而新《春秋》，新王尚無所屬，故以《春秋》當新王，王者立法，無新王，而因《春秋》為新王立法。
《春秋》具“法人”的資格，實在是“法王”的資格，所以《解诂》又說： 《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
（隐公二年） 《春秋》而可以改周受命，是周後之新王。
但《春秋》究竟是一部曆史書，不是人王或者政府，于是又以魯當新王，以魯當受命的新王，《解诂》有雲： 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諸侯皆稱君，所以通其義于王者，惟王者然後改元立号。
《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魯，故因以錄即位。
明王者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
（隐公元年） 以上“《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魯”語義含混，于此徐彥疏有雲： 問曰：《公羊》以魯隐公為受命王，黜周為二王後，按：《長義》雲，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今隐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
……如此若為通乎？答曰：《孝經》說雲，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然則其微似之語，獨傳子夏，子夏傳與公羊氏。
五世乃至漢胡母生，董仲舒推演其文，然後世人乃聞此言矣。
孔子卒後三百歲何不全身之有。
又《春秋》藉位于魯以托王業，隐公之爵不進稱王，周王之号不退為公，何以為不正名，何以為不順言乎？又奉天命而作，何不謙讓之有。
這是《春秋公羊經傳解诂》開宗明義時的問答，以《春秋》當新王，又托命于魯，本來是含混的概念。
以上答問曰“《春秋》藉位于魯以托王業”，以《春秋》當新王，但《春秋》不可能王，于是藉王位于魯。
所以《春秋》在三世學說中，據魯、新周而故宋黜杞。
據魯而不進隐公為王，不退周王為公，仍名正言順。
以魯當新王，而以昭、定、哀之世為太平世，并且以大一統國王看魯君，所以說“明王者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
其實這隻是書面上的要求，是“文緻太平”，是“文然而實不然”，當時中國并不太平，魯國不過是面臨滅亡的小諸侯。
因此《公羊》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
何休把《公羊春秋》當做一部理想的政治典範，太平、升平、據亂，是《公羊》社會發展規律，這是大的規律，在具體曆史事件中，比如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他也指出各種模型，如以昭、定、哀為太平世，但與事實不符，他們不是講事實，他們講理論，在曆史理論方面應該如此。
理論脫離事實，所以我們說何休僅是在作書面的總結。
公羊學派的曆史哲學決定他們的政治理論。
如今我們分析他們有關政治理論中有關問題。
公羊學派最主要的理論是大一統，這，他們曾經有過許多發揮。
何休于此沒有進一步的說明，隻是強調了“一法度，尊天子”。
這是因為時代變了，東漢末年，大一統的局面正在瓦解，天子不尊，法令不一，諸侯割據的形勢正在形成，于是遂有“一法度，尊天子”的呼聲，同時他也在譏世卿而贊揚孔子的“隳三都”。
但何休之解釋大一統，究不同于過去，他在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條下雲： 統者始也，總系之辭。
天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雲政教之始。
以往，公羊學者之論大一統，是“天人之學”，一統于天人，要改正朔，易服色以應天。
如今何休抛棄天而及草木昆蟲。
《公羊》義法之變始于《白虎通》，它反映了豪門地主階級的強大而企圖削弱天子的地位，天子不是一尊，天下并非一家，如雲： 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子之三統也。
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謙讓之至也。
（《白虎通·三正》） 王者存二王之後，與本朝為三，所以通三統，是《公羊》古義，但“明天下非一家之有”，卻是新說，傳統儒家及古經典都是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如今卻說“天下非一家之有”，是公開主張分裂，是反映當時豪門世族政治要求，“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公羊春秋解诂》有雲： 《春秋》定、哀之間，文緻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複為譏，唯有二名，故譏之。
此《春秋》之制也。
（定公六年） 定、哀之間本不太平，隻能是“文緻太平”，根據《公羊》書法，這也是“文然實不然”。
公羊學派把《春秋》當做一種政治綱領，對于朝政具有指導性權威。
他們說《公羊》代表着新王太平之治，宣公十六年說：“成周宣榭災何以書？記實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
”何休于此《解诂》： 孔予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
……示周不複興，故系宣榭于成周。
…… 是以周為三恪之一，杞是夏後，宋是殷後，故黜杞故宋而新《春秋》，新王尚無所屬，故以《春秋》當新王，王者立法，無新王，而因《春秋》為新王立法。
《春秋》具“法人”的資格，實在是“法王”的資格，所以《解诂》又說： 《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
（隐公二年） 《春秋》而可以改周受命，是周後之新王。
但《春秋》究竟是一部曆史書，不是人王或者政府，于是又以魯當新王，以魯當受命的新王，《解诂》有雲： 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諸侯皆稱君，所以通其義于王者，惟王者然後改元立号。
《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魯，故因以錄即位。
明王者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
（隐公元年） 以上“《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魯”語義含混，于此徐彥疏有雲： 問曰：《公羊》以魯隐公為受命王，黜周為二王後，按：《長義》雲，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今隐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
……如此若為通乎？答曰：《孝經》說雲，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然則其微似之語，獨傳子夏，子夏傳與公羊氏。
五世乃至漢胡母生，董仲舒推演其文，然後世人乃聞此言矣。
孔子卒後三百歲何不全身之有。
又《春秋》藉位于魯以托王業，隐公之爵不進稱王，周王之号不退為公，何以為不正名，何以為不順言乎？又奉天命而作，何不謙讓之有。
這是《春秋公羊經傳解诂》開宗明義時的問答，以《春秋》當新王，又托命于魯，本來是含混的概念。
以上答問曰“《春秋》藉位于魯以托王業”，以《春秋》當新王，但《春秋》不可能王，于是藉王位于魯。
所以《春秋》在三世學說中，據魯、新周而故宋黜杞。
據魯而不進隐公為王，不退周王為公，仍名正言順。
以魯當新王，而以昭、定、哀之世為太平世，并且以大一統國王看魯君，所以說“明王者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
其實這隻是書面上的要求，是“文緻太平”，是“文然而實不然”，當時中國并不太平，魯國不過是面臨滅亡的小諸侯。
因此《公羊》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
何休把《公羊春秋》當做一部理想的政治典範，太平、升平、據亂，是《公羊》社會發展規律，這是大的規律，在具體曆史事件中，比如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他也指出各種模型，如以昭、定、哀為太平世，但與事實不符，他們不是講事實，他們講理論，在曆史理論方面應該如此。
理論脫離事實，所以我們說何休僅是在作書面的總結。
公羊學派的曆史哲學決定他們的政治理論。
如今我們分析他們有關政治理論中有關問題。
公羊學派最主要的理論是大一統，這，他們曾經有過許多發揮。
何休于此沒有進一步的說明，隻是強調了“一法度，尊天子”。
這是因為時代變了，東漢末年，大一統的局面正在瓦解，天子不尊，法令不一，諸侯割據的形勢正在形成，于是遂有“一法度，尊天子”的呼聲，同時他也在譏世卿而贊揚孔子的“隳三都”。
但何休之解釋大一統，究不同于過去，他在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條下雲： 統者始也，總系之辭。
天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雲政教之始。
以往，公羊學者之論大一統，是“天人之學”，一統于天人，要改正朔，易服色以應天。
如今何休抛棄天而及草木昆蟲。
《公羊》義法之變始于《白虎通》，它反映了豪門地主階級的強大而企圖削弱天子的地位，天子不是一尊，天下并非一家，如雲： 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子之三統也。
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謙讓之至也。
（《白虎通·三正》） 王者存二王之後，與本朝為三，所以通三統，是《公羊》古義，但“明天下非一家之有”，卻是新說，傳統儒家及古經典都是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如今卻說“天下非一家之有”，是公開主張分裂，是反映當時豪門世族政治要求，“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