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何休對于公羊學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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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學經過兩漢經師的發展，至東漢末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是兩漢公羊義法的總結。
應當說，何休是前期公羊學集大成的人物，如果沒有他的總結，則公羊學無法表現其系統的曆史哲學。
沒有這種曆史哲學的流傳，則清儒無法發現公羊學的價值所在。
這種發現也并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常州學派之創始人莊存與，發現了《公羊春秋》，但沒有發現何休的總結，孔廣森發現了何休的總結，但偏離了方向，至劉逢祿，始能比較正确地理解何休。
清末廖平大張今文旗幟，驚于公羊之非常異義，而多變其說，至南海康有為，乃大有發展，于是《公羊》家喻戶曉，以為救世之良方，變法之指針矣！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今山東瑕丘縣）人。
父豹為少府。
休為人質樸，讷于言，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
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拜，休坐廢锢，乃作《公羊春秋解诂》，覃思十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谟，不與一般經師同流。
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
休善曆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廢疾》。
（見《後漢書·儒林傳》）據《漢書》，齊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赢公，赢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睦孟，睦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顔安樂。
彭祖為《春秋》嚴氏學，安樂為《春秋》顔氏學。
何休《春秋公羊序》雲：“昔孔子有雲，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緻，治世之要務也。
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至有背經任意，反傳違戾者。
……是以講誦師言，至于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闵笑者，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
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
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随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
餘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母生條例，多得其正。
”公羊經師多言災異，以實其“天人之學”，加以五行、三統，衍變多端，其中乃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
遂使經師講誦言百萬，猶有不解，甚至援引他經，失其句讀。
而古學貴文章者，譏之為俗儒，遂使賈逵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稍後鄭玄，更入室操戈矣。
今古文藝争，方興未艾。
何休在《公羊春秋解诂》中，于所謂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更多所發揮而不乏精義。
《公羊》雖有異義，但屬于曆史學派，它通過自己所理解的法則解釋《春秋》，也就是解釋曆史，因而影響政治；而它的政治理論淵源于它的曆史學說。
傳世的儒家講“天人之學”，天人之學自古以來有許多變化，但可以一言概括，即自然與人際關系，中國古代哲學家以此為本，是唯一正途，沒有自然，人民無所依附，利用自然，征服自然，是後來的事。
其初，是服從自然，希圖了解自然，有所了解後，于是利用自然。
這是科學發展的道路。
墨家于此有偉大的貢獻。
但何休避開“天人之學”，他理解自然，但不談自然，抛棄了天人之學的聯系，《易》與《春秋》的結合，而講《春秋》與《孝經》，這是人際關系。
以人際關系代替天人之際，是後漢學者一種轉變。
這種轉變，一方面擺脫使人厭煩的陰陽災異，一方面也使儒家失去對宇宙的興趣，失去了宇宙的儒家與經師即變為章句儒，于是魏晉大師章句學興，而唐宋集其成，于是有經書的注疏之學，注疏學興，儒家之哲學思想沉淪。
沒有哲學思想的儒家，不能與外來的佛及内地的道相競争，于是轉入鄉野，經師變作人師矣。
《公羊春秋解诂》中有許多“非常異義可怪”的曆史學說，這些曆史學說又集中在何休的《春秋文谥例》中，他曾經歸納《春秋》的文例，指出： 此《春秋》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贊之義，以矯枉撥亂為受命品道之端，正德之紀也。
以上之“三科、九旨”又是全書之主旨所在。
何休說，“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
内其國而外諸夏，内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
”這是何休根據經師傳統，總結出來的《公羊傳》有關曆史學理論，也是政治理論。
這些理論有他繼承的傳統學說，比如自胡母子都以及嚴、顔兩家的公羊學，也有他自己的理解與創造。
他把曆史分作三個階段，即：所見異辭階段、所聞異辭階段、所傳聞異辭階段。
我們依照過去的大五行及大九州說，也可以把這三階段分作大小：大三階與小三階。
大三階，傳聞世也就是上古史的階段，所聞世是中古史，而所見世是近現代史。
但又以為傳聞世，上古史階段是衰亂世，由衰亂升平以及太平，是他們的曆史發展法則。
他們把理想的太平世放在現代而不是托諸上古，這
應當說，何休是前期公羊學集大成的人物，如果沒有他的總結，則公羊學無法表現其系統的曆史哲學。
沒有這種曆史哲學的流傳，則清儒無法發現公羊學的價值所在。
這種發現也并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常州學派之創始人莊存與，發現了《公羊春秋》，但沒有發現何休的總結，孔廣森發現了何休的總結，但偏離了方向，至劉逢祿，始能比較正确地理解何休。
清末廖平大張今文旗幟，驚于公羊之非常異義，而多變其說，至南海康有為，乃大有發展，于是《公羊》家喻戶曉，以為救世之良方，變法之指針矣！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今山東瑕丘縣）人。
父豹為少府。
休為人質樸，讷于言，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
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拜，休坐廢锢，乃作《公羊春秋解诂》，覃思十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谟，不與一般經師同流。
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
休善曆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廢疾》。
（見《後漢書·儒林傳》）據《漢書》，齊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赢公，赢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睦孟，睦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顔安樂。
彭祖為《春秋》嚴氏學，安樂為《春秋》顔氏學。
何休《春秋公羊序》雲：“昔孔子有雲，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緻，治世之要務也。
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至有背經任意，反傳違戾者。
……是以講誦師言，至于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闵笑者，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
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
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随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
餘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母生條例，多得其正。
”公羊經師多言災異，以實其“天人之學”，加以五行、三統，衍變多端，其中乃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
遂使經師講誦言百萬，猶有不解，甚至援引他經，失其句讀。
而古學貴文章者，譏之為俗儒，遂使賈逵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稍後鄭玄，更入室操戈矣。
今古文藝争，方興未艾。
何休在《公羊春秋解诂》中，于所謂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更多所發揮而不乏精義。
《公羊》雖有異義，但屬于曆史學派，它通過自己所理解的法則解釋《春秋》，也就是解釋曆史，因而影響政治；而它的政治理論淵源于它的曆史學說。
傳世的儒家講“天人之學”，天人之學自古以來有許多變化，但可以一言概括，即自然與人際關系，中國古代哲學家以此為本，是唯一正途，沒有自然，人民無所依附，利用自然，征服自然，是後來的事。
其初，是服從自然，希圖了解自然，有所了解後，于是利用自然。
這是科學發展的道路。
墨家于此有偉大的貢獻。
但何休避開“天人之學”，他理解自然，但不談自然，抛棄了天人之學的聯系，《易》與《春秋》的結合，而講《春秋》與《孝經》，這是人際關系。
以人際關系代替天人之際，是後漢學者一種轉變。
這種轉變，一方面擺脫使人厭煩的陰陽災異，一方面也使儒家失去對宇宙的興趣，失去了宇宙的儒家與經師即變為章句儒，于是魏晉大師章句學興，而唐宋集其成，于是有經書的注疏之學，注疏學興，儒家之哲學思想沉淪。
沒有哲學思想的儒家，不能與外來的佛及内地的道相競争，于是轉入鄉野，經師變作人師矣。
《公羊春秋解诂》中有許多“非常異義可怪”的曆史學說，這些曆史學說又集中在何休的《春秋文谥例》中，他曾經歸納《春秋》的文例，指出： 此《春秋》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贊之義，以矯枉撥亂為受命品道之端，正德之紀也。
以上之“三科、九旨”又是全書之主旨所在。
何休說，“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
内其國而外諸夏，内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
”這是何休根據經師傳統，總結出來的《公羊傳》有關曆史學理論，也是政治理論。
這些理論有他繼承的傳統學說，比如自胡母子都以及嚴、顔兩家的公羊學，也有他自己的理解與創造。
他把曆史分作三個階段，即：所見異辭階段、所聞異辭階段、所傳聞異辭階段。
我們依照過去的大五行及大九州說，也可以把這三階段分作大小：大三階與小三階。
大三階，傳聞世也就是上古史的階段，所聞世是中古史，而所見世是近現代史。
但又以為傳聞世，上古史階段是衰亂世，由衰亂升平以及太平，是他們的曆史發展法則。
他們把理想的太平世放在現代而不是托諸上古，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