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司馬遷與公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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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是我國劃時代的史學家，也是卓越的思想家，這我在《司馬遷的曆史哲學》一文中已經談過。
中國古代史家，可以分作三個階段，即：神的時代、巫的時代及史的時代。
孟子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離婁》下）也道出部分史實，《詩》指史詩，是巫的專職，曆史保存在巫的口中、手中，至少數百千年，我們的《楚辭·天問》及《詩經》中的《雅》、《頌》，還保存了許多史詩，這時還是神人不分的曆史，神是人，人也是神。
原來神人雜處，人可以為神，神職人員是當時學者，無所不知，當然亦是史家，到後來人神不分，神職亦有變化，于是巫出。
重黎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社會巫之祖先，《國語·楚語》中曾經有關于重黎的記載。
楚國是一個文化發達而保存古老傳統比較多的地區，楚昭王知道有關人神雜處的許多傳說，但他不明白其中究竟，所以問道： 《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将能登天乎？ 觀射父為之詳細地解釋道： 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渎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觸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
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複舊常，無相侵渎，是謂重黎絕地天通。
其後三苗複九黎之德，堯複育重黎之後不忘舊典者，使複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
這是我國遠古時代的“天人之學”，楚昭王已經不清楚了，由淵博的觀射父作解答。
當少昊時代，九黎亂德，使民神雜糅，“夫人作享，家為巫史”。
這兩句的解釋是“現代化”了的結果，當時還不存在巫史，隻能是“民神同位”。
颛顼繼立後乃使神人分開，使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
也就是使重代表天，而黎代表了人，使人神分開，各有專職，可以說是神職專業化，是巫的起源，而重黎是最早的巫。
楚昭王所謂《周書》是指《尚書·呂刑》，《呂刑》中有“苗民弗用靈……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
和觀射父的解答并不相符，但觀射父的話補充了古史中最重要的一段，即神、巫、史演變的由來，而司馬遷的世系正好上始重黎，他說：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正黎以司地。
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複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
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
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适晉，晉中軍随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
自司馬氏去周适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聩其後也。
在秦者名錯，與張儀争論，于是惠王使錯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
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靳孫昌……昌生無澤……無澤生喜……喜生談，談為太史公。
太史公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
……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匮》之書。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餘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
貶天子，退諸侯、讨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别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
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
……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兒，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鹹各序其宜。
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
餘聞之先人曰……《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
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
且餘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謬矣。
（《史記·太史公自序》） 這是司馬遷自傳的一部分，作為一個曆史學家，這是具有充分自信的自傳，他相信自己，更相信曆史。
中國幾千年來的史學發達在世界上是無與倫比的，我們要歸功于孔子與司馬遷。
正如這篇自傳所說，在原始社會以及階級社會初期，巫史是知識界的權威，他們通曉天人之際，因而他們是當時的哲學家，也是“宗教家”，他們知道人類事業的發展過程，因而他們是曆史家，這人類事業的過程，巫史們認為許多出于天造，通天意者是神，而神無專職，人人可以為神，于是秩序混亂，遂有重黎之絕地
中國古代史家，可以分作三個階段，即：神的時代、巫的時代及史的時代。
孟子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離婁》下）也道出部分史實，《詩》指史詩，是巫的專職，曆史保存在巫的口中、手中，至少數百千年，我們的《楚辭·天問》及《詩經》中的《雅》、《頌》，還保存了許多史詩，這時還是神人不分的曆史，神是人，人也是神。
原來神人雜處，人可以為神，神職人員是當時學者，無所不知，當然亦是史家，到後來人神不分，神職亦有變化，于是巫出。
重黎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社會巫之祖先，《國語·楚語》中曾經有關于重黎的記載。
楚國是一個文化發達而保存古老傳統比較多的地區，楚昭王知道有關人神雜處的許多傳說，但他不明白其中究竟，所以問道： 《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将能登天乎？ 觀射父為之詳細地解釋道： 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渎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觸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
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複舊常，無相侵渎，是謂重黎絕地天通。
其後三苗複九黎之德，堯複育重黎之後不忘舊典者，使複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
這是我國遠古時代的“天人之學”，楚昭王已經不清楚了，由淵博的觀射父作解答。
當少昊時代，九黎亂德，使民神雜糅，“夫人作享，家為巫史”。
這兩句的解釋是“現代化”了的結果，當時還不存在巫史，隻能是“民神同位”。
颛顼繼立後乃使神人分開，使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
也就是使重代表天，而黎代表了人，使人神分開，各有專職，可以說是神職專業化，是巫的起源，而重黎是最早的巫。
楚昭王所謂《周書》是指《尚書·呂刑》，《呂刑》中有“苗民弗用靈……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
和觀射父的解答并不相符，但觀射父的話補充了古史中最重要的一段，即神、巫、史演變的由來，而司馬遷的世系正好上始重黎，他說：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正黎以司地。
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複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
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
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适晉，晉中軍随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
自司馬氏去周适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聩其後也。
在秦者名錯，與張儀争論，于是惠王使錯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
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靳孫昌……昌生無澤……無澤生喜……喜生談，談為太史公。
太史公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
……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匮》之書。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餘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
貶天子，退諸侯、讨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别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
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
……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兒，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鹹各序其宜。
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
餘聞之先人曰……《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
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
且餘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謬矣。
（《史記·太史公自序》） 這是司馬遷自傳的一部分，作為一個曆史學家，這是具有充分自信的自傳，他相信自己，更相信曆史。
中國幾千年來的史學發達在世界上是無與倫比的，我們要歸功于孔子與司馬遷。
正如這篇自傳所說，在原始社會以及階級社會初期，巫史是知識界的權威，他們通曉天人之際，因而他們是當時的哲學家，也是“宗教家”，他們知道人類事業的發展過程，因而他們是曆史家，這人類事業的過程，巫史們認為許多出于天造，通天意者是神，而神無專職，人人可以為神，于是秩序混亂，遂有重黎之絕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