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司馬遷與公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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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通。
這是曆史上的大事，不絕天地間的交通，曆史始終散亂無序，也就是對于人類曆史的發展，言人人殊，有專業巫的出現，逐漸有文字有記載，是真正曆史的萌芽，但仍多依于巫的口誦，史在巫的頭腦裡、口頭上，而家族相傳，成為世襲，且人不能離天而獨立，四時變遷，陰陽寒暖都是“天意”，而通曉天意者也是巫，這是天人之學的第二步，也是史學發展史上的第二步，即史詩時代。
詩亡然後《春秋》作，西周開始，史與巫分，正太史公所謂“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
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适晉”之事實。
各國都有春秋，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太史公發揚其義曰：“餘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别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是為史學發展之第三步，史學與倫理結合，以儒家之道德标準評價曆史是非，而天人之學與之同步發展，第一步，天人不分；第二步，巫為天人媒介；第三步，史官學通天人。
因人事以知天意，故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事。
至此，古代之史，職司天人，漢代學者，遂以《易》代天，以《春秋》代人，《易》與《春秋》遂為天人之學的象征。
而《春秋》主要是《公羊春秋》。
司馬遷是前期公羊學派的重要人物，我們不能忽視這一點，否則，我們對這位偉大的曆史學家就很難正确評價他。
司馬遷是把他的《史記》比做孔子的《春秋》的，在《太史公自序》中他曾經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他是在繼孔子之後，續作《春秋》了。
“五百歲”在先秦儒家看來是曆史循環發展法則，到司馬遷的時代又是“至今五百歲”，他應當“當仁不讓”了。
但他還是表示了謙遜之意，當壺遂問他是否打算作一部新的《春秋》的時候，他卻說，“唯唯，否否，不然……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謬矣。
”在當時的經師看來，孔子是因為“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
《春秋》本來世據亂世而作，以明一王之法，這一王之法即《春秋》，本來“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孔子“素王”，故可以為王立法，後來公羊學家遂說《春秋》為漢立法，而孔子能夠先知；這仍然是“天人之學”。
可太史公繼《春秋》而作，又是為了什麼？是據亂世為新王立法，壺遂對此是不肯放過的，所以他追問道：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鹹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史記·太史公自序》） 《春秋》是據亂世而作，今“夫子上遇明天子……鹹各序其宜”，你究竟是為了什麼？司馬遷隻好退卻了，他說：“唯唯，否否，不然。
餘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
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
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
且餘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謬矣。
”（《史記·太史公自序》）《春秋》本來是“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
”如果他在繼作《春秋》，是“欲以何明”？想幹什麼呢？太史公隻好說：①他不是在繼作《春秋》，而《春秋》也是在褒周室；②他生當聖世，正是應當歌功頌德的時代，假使不如此，是“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司馬遷在回避問題，其實他還是要繼作《春秋》。
對于漢朝，他有歌頌的一面，他也有心懷郁結而不滿的一面，這正是《春秋》之有褒有貶。
雖然他說不是在作《春秋》，是在“述故事”。
但孔子自己也說“述而不作”，孔子的《春秋》是在立一王之法，司馬遷的《史記》是否也有此意圖？ 西漢，尤其是武帝時代，是大一統的封建帝國，雖然秦也有過短暫的統一，但在統一前後都是戰火紛飛的時代，他們無暇，也沒有意圖粉飾這個一統局面。
秦始皇是一位務實的帝王，他一生忙于戰争與建設，信任法家，沒有想到儒家大一統的輝煌局面，這輝煌的局面表現了“天人的一統”，真正的大一統，要改正朔，易服色；這雖然無當于事實，但一統必須有一統的曆法與服色；儒家，尤其是公羊學派，正是這種一統的鼓吹者，這是擴大了的一統，包括天、人，所以是大一統。
秦一統而沒有一統的鋪張，而且不久即亡，不為後來儒家所承認，說他是一個“閏統”，未能完成曆史上一統的大業，未完成的事業要由漢來完成。
太史公是歌頌一統的，而漢之大一統，是由秦末農民起義奠基，所以在《史記》中他曾經反複談此問題，比如他說，“桀纣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
天下之端，自涉發難。
”（《太史公自序》）所謂“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也就是說“新的天下一統之端，自陳涉發難始”。
又說，“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于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除暴，平定海内，卒踐
這是曆史上的大事，不絕天地間的交通，曆史始終散亂無序，也就是對于人類曆史的發展，言人人殊，有專業巫的出現，逐漸有文字有記載，是真正曆史的萌芽，但仍多依于巫的口誦，史在巫的頭腦裡、口頭上，而家族相傳，成為世襲，且人不能離天而獨立，四時變遷，陰陽寒暖都是“天意”，而通曉天意者也是巫，這是天人之學的第二步，也是史學發展史上的第二步，即史詩時代。
詩亡然後《春秋》作，西周開始，史與巫分，正太史公所謂“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
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适晉”之事實。
各國都有春秋，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太史公發揚其義曰：“餘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别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是為史學發展之第三步，史學與倫理結合，以儒家之道德标準評價曆史是非，而天人之學與之同步發展，第一步，天人不分；第二步，巫為天人媒介；第三步，史官學通天人。
因人事以知天意，故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事。
至此，古代之史，職司天人，漢代學者，遂以《易》代天，以《春秋》代人，《易》與《春秋》遂為天人之學的象征。
而《春秋》主要是《公羊春秋》。
司馬遷是前期公羊學派的重要人物，我們不能忽視這一點，否則，我們對這位偉大的曆史學家就很難正确評價他。
司馬遷是把他的《史記》比做孔子的《春秋》的，在《太史公自序》中他曾經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他是在繼孔子之後，續作《春秋》了。
“五百歲”在先秦儒家看來是曆史循環發展法則，到司馬遷的時代又是“至今五百歲”，他應當“當仁不讓”了。
但他還是表示了謙遜之意，當壺遂問他是否打算作一部新的《春秋》的時候，他卻說，“唯唯，否否，不然……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謬矣。
”在當時的經師看來，孔子是因為“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
《春秋》本來世據亂世而作，以明一王之法，這一王之法即《春秋》，本來“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孔子“素王”，故可以為王立法，後來公羊學家遂說《春秋》為漢立法，而孔子能夠先知；這仍然是“天人之學”。
可太史公繼《春秋》而作，又是為了什麼？是據亂世為新王立法，壺遂對此是不肯放過的，所以他追問道：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鹹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史記·太史公自序》） 《春秋》是據亂世而作，今“夫子上遇明天子……鹹各序其宜”，你究竟是為了什麼？司馬遷隻好退卻了，他說：“唯唯，否否，不然。
餘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
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
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
且餘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謬矣。
”（《史記·太史公自序》）《春秋》本來是“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
”如果他在繼作《春秋》，是“欲以何明”？想幹什麼呢？太史公隻好說：①他不是在繼作《春秋》，而《春秋》也是在褒周室；②他生當聖世，正是應當歌功頌德的時代，假使不如此，是“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司馬遷在回避問題，其實他還是要繼作《春秋》。
對于漢朝，他有歌頌的一面，他也有心懷郁結而不滿的一面，這正是《春秋》之有褒有貶。
雖然他說不是在作《春秋》，是在“述故事”。
但孔子自己也說“述而不作”，孔子的《春秋》是在立一王之法，司馬遷的《史記》是否也有此意圖？ 西漢，尤其是武帝時代，是大一統的封建帝國，雖然秦也有過短暫的統一，但在統一前後都是戰火紛飛的時代，他們無暇，也沒有意圖粉飾這個一統局面。
秦始皇是一位務實的帝王，他一生忙于戰争與建設，信任法家，沒有想到儒家大一統的輝煌局面，這輝煌的局面表現了“天人的一統”，真正的大一統，要改正朔，易服色；這雖然無當于事實，但一統必須有一統的曆法與服色；儒家，尤其是公羊學派，正是這種一統的鼓吹者，這是擴大了的一統，包括天、人，所以是大一統。
秦一統而沒有一統的鋪張，而且不久即亡，不為後來儒家所承認，說他是一個“閏統”，未能完成曆史上一統的大業，未完成的事業要由漢來完成。
太史公是歌頌一統的，而漢之大一統，是由秦末農民起義奠基，所以在《史記》中他曾經反複談此問題，比如他說，“桀纣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
天下之端，自涉發難。
”（《太史公自序》）所謂“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也就是說“新的天下一統之端，自陳涉發難始”。
又說，“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于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除暴，平定海内，卒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