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司馬遷與公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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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祚，成于漢家，五年之間，号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可以看出太史公對于陳涉首難曾經反複強調。
因為沒有這一首難，推不倒暴秦，也就沒有漢代的一統。
在《自序》中他更把陳涉與湯、武、孔子并列，這是一個絕不平凡的曆史地位，雖然在《史記》中沒有《陳涉本紀》，但商湯、周武、孔子是曆史上的“聖王”和“聖人”。
《史記》對于湯武的評價說，“昔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後在位。
湯、武之王乃由契、後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弑。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湯、武都是“累世積德”的聖王，而《史記》對于孔子的稱贊是“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
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
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全聖矣”。
（《史記·孔子世家》）太史公使陳涉與湯、武、孔子并列，好像不倫，卻是最高的曆史地位。
湯、武伐桀纣，孔子作《春秋》，與陳涉之首難，代表中國曆史發展之不同階段，他們都是劃時代的人物，是改寫曆史的大人物。
《春秋》不是一個朝代，是指一部史書，但《公羊春秋》是為大一統的天下立法，而中國大一統天下的形成是建基于壟畝之間的陳涉、吳廣，這是“王迹之興，起于闾巷……鄉秦之禁，适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亡土不王”。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安在無土不王”是劃時代的大事，過去是“無土不王”，而今是“無土而王”。
這是陳涉、吳廣起義的奇迹，肯定這“無土而王”，也就是肯定了地主封建，隻有地主封建社會，才能有當時的大一統。
這一方面是太史公的卓識，一方面是《公羊春秋》的傳統。
在中國，肯定農民起義之曆史作用，自《公羊》起。
但中國大一統的過程，在思想上，在過程中，是經過反複的。
一直到項羽，農民起義已經摧毀秦政權後，他并沒有重建大一統帝國的宏圖遠略，他是舊六國貴族出身，仍然保存着舊貴族的傳統思想，他要恢複諸侯割據的局面，史稱“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将相，謂曰：……滅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諸君與藉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
（《史記·項羽本紀》）于是形成這麼一種局面，曾經是一統的國家，又為許多諸侯所分割，但曆史不會退轉，劉邦戰勝了項羽，漢朝終于建立了大一統的天下。
劉邦繼續陳涉、吳廣的傳統，他們是無土而王，無土者無宗，他們不具備宗法貴族的身份。
太史公肯定了陳涉起義，肯定了項羽滅秦，更加肯定了漢朝的一統。
這一統是經過幾百年的戰争，多少代的思想家輿論鼓吹出來的，而最有力的鼓吹者是公羊學派。
我們說公羊義頗不俗，适應曆史發展，為社會先導，過去說這先導思想是為後王立法，為漢代立法：大一統法。
司馬遷是一位偉大的曆史學家，曆史家的作用不僅是總結過去，還要指示未來。
他對于當時許多新生事物都加以肯定，這種肯定和公羊有一定的關系。
司馬遷曾經說：“餘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
……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
……《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
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
……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
……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太史公自序》）這段文字包含着許多今文《春秋》的義例問題，後來經過公羊學派的發揮，在我國曆史上産生了很大作用與影響。
當社會處于變革時期，各種社會關系随之有所變動，于是出現過去未曾有過的現象。
舊統治者為了維護這即将崩潰的社會秩序，适應這種環境新現象，遂強調封建道德與倫理思想，于是儒家在《公羊春秋》中制定出新的道德标準以為社會準則，後來經過公羊學派的不斷發揮，越走越遠而漫無邊際，以緻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
司馬遷在《自序》中首先提出，“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這是司馬遷接受了董仲舒的影響而在鼓吹“天人之學”。
所謂“五百歲”的問題，也就是“五百”的問題。
什麼是“五百”？這是戰國時代五行說的繁衍，子思、孟子和鄒衍的五行說都和“五百”有關。
《中庸》有過“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律水土”等記載。
後來注疏雖然沒有把“上律天時”解釋成五行說，但隻有五行說的天時為可律，否則當時的學術水平還找不到他種自然律。
《十二紀》和《月令》中的五行律正是由此而來。
《論語·堯曰》也有“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的文字，這些也見于僞《古文尚書·大禹谟》，僞《孔傳》以為曆數即天道，是指曆運之數。
什麼是曆運之數？這種運數以五為紀，可以稱作“五運”，而通稱“五行”，“運”、“行”在字義上是相通的。
這是一種曆史發展規律，或者說是自然發展規律，而應用于社會曆史；這又是一種“天人之學”。
“五百歲”是以五為紀的大五行論，是以五為紀的曆史發展周期。
孟子多言“五百”，曾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可以看出太史公對于陳涉首難曾經反複強調。
因為沒有這一首難，推不倒暴秦，也就沒有漢代的一統。
在《自序》中他更把陳涉與湯、武、孔子并列，這是一個絕不平凡的曆史地位，雖然在《史記》中沒有《陳涉本紀》，但商湯、周武、孔子是曆史上的“聖王”和“聖人”。
《史記》對于湯武的評價說，“昔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後在位。
湯、武之王乃由契、後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弑。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湯、武都是“累世積德”的聖王，而《史記》對于孔子的稱贊是“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
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
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全聖矣”。
（《史記·孔子世家》）太史公使陳涉與湯、武、孔子并列，好像不倫，卻是最高的曆史地位。
湯、武伐桀纣，孔子作《春秋》，與陳涉之首難，代表中國曆史發展之不同階段，他們都是劃時代的人物，是改寫曆史的大人物。
《春秋》不是一個朝代，是指一部史書，但《公羊春秋》是為大一統的天下立法，而中國大一統天下的形成是建基于壟畝之間的陳涉、吳廣，這是“王迹之興，起于闾巷……鄉秦之禁，适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亡土不王”。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安在無土不王”是劃時代的大事，過去是“無土不王”，而今是“無土而王”。
這是陳涉、吳廣起義的奇迹，肯定這“無土而王”，也就是肯定了地主封建，隻有地主封建社會，才能有當時的大一統。
這一方面是太史公的卓識，一方面是《公羊春秋》的傳統。
在中國，肯定農民起義之曆史作用，自《公羊》起。
但中國大一統的過程，在思想上，在過程中，是經過反複的。
一直到項羽，農民起義已經摧毀秦政權後，他并沒有重建大一統帝國的宏圖遠略，他是舊六國貴族出身，仍然保存着舊貴族的傳統思想，他要恢複諸侯割據的局面，史稱“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将相，謂曰：……滅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諸君與藉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
（《史記·項羽本紀》）于是形成這麼一種局面，曾經是一統的國家，又為許多諸侯所分割，但曆史不會退轉，劉邦戰勝了項羽，漢朝終于建立了大一統的天下。
劉邦繼續陳涉、吳廣的傳統，他們是無土而王，無土者無宗，他們不具備宗法貴族的身份。
太史公肯定了陳涉起義，肯定了項羽滅秦，更加肯定了漢朝的一統。
這一統是經過幾百年的戰争，多少代的思想家輿論鼓吹出來的，而最有力的鼓吹者是公羊學派。
我們說公羊義頗不俗，适應曆史發展，為社會先導，過去說這先導思想是為後王立法，為漢代立法：大一統法。
司馬遷是一位偉大的曆史學家，曆史家的作用不僅是總結過去，還要指示未來。
他對于當時許多新生事物都加以肯定，這種肯定和公羊有一定的關系。
司馬遷曾經說：“餘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
……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
……《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
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
……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
……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太史公自序》）這段文字包含着許多今文《春秋》的義例問題，後來經過公羊學派的發揮，在我國曆史上産生了很大作用與影響。
當社會處于變革時期，各種社會關系随之有所變動，于是出現過去未曾有過的現象。
舊統治者為了維護這即将崩潰的社會秩序，适應這種環境新現象，遂強調封建道德與倫理思想，于是儒家在《公羊春秋》中制定出新的道德标準以為社會準則，後來經過公羊學派的不斷發揮，越走越遠而漫無邊際，以緻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
司馬遷在《自序》中首先提出，“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這是司馬遷接受了董仲舒的影響而在鼓吹“天人之學”。
所謂“五百歲”的問題，也就是“五百”的問題。
什麼是“五百”？這是戰國時代五行說的繁衍，子思、孟子和鄒衍的五行說都和“五百”有關。
《中庸》有過“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律水土”等記載。
後來注疏雖然沒有把“上律天時”解釋成五行說，但隻有五行說的天時為可律，否則當時的學術水平還找不到他種自然律。
《十二紀》和《月令》中的五行律正是由此而來。
《論語·堯曰》也有“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的文字，這些也見于僞《古文尚書·大禹谟》，僞《孔傳》以為曆數即天道，是指曆運之數。
什麼是曆運之數？這種運數以五為紀，可以稱作“五運”，而通稱“五行”，“運”、“行”在字義上是相通的。
這是一種曆史發展規律，或者說是自然發展規律，而應用于社會曆史；這又是一種“天人之學”。
“五百歲”是以五為紀的大五行論，是以五為紀的曆史發展周期。
孟子多言“五百”，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