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司馬遷與公羊學
關燈
小
中
大
經說：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孟子·公孫醜》） 又： 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餘歲。
（《孟子·盡心》） 後來的司馬遷也在說，“孔子卒後，至于今五百歲……小子何敢讓焉。
”（《太史公自序》）他也以“聖王”自居，在續《春秋》了。
于此，如果我們不以五行說來解釋，那麼他們的“五百”有些什麼内容，就是簡單的“五百”？漢賈誼在《新書數甯》中也有“聖王之起，大以五百為紀”的話，“以五百為紀”是明确的五行說，其後揚雄在《法言》中更有專文讨論這“五百”問題，他說：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于群倫，經諸範，五百。
（《法言·序》） 可見“五百”是以“五”為紀的五行說的擴大，可以稱之為“大五行”。
後于思、孟的鄒衍所鼓吹的“主運”說，正是這種以“五”為紀的五行說，而說明天道以及人事依此演變不已。
“行”、“運”與“曆”的意義都相同，所以“五行”可稱為“主運”，又可以稱之為“曆數”，《論語·堯曰》的“天之曆數在爾躬”，用現代的話說，是：“按照五行的發展規律，該你當天子了。
” 雖然先秦諸子以及兩漢經師多說“五行”，但五行說的大師是鄒衍，在《史記》中曾經介紹他的學說道： 鄒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
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始終》、《大聖》之篇十餘萬言。
其語闳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于無垠。
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并世盛衰，因載其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
……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
……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
……作“主運”。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在這段記載内可以看出鄒衍的五行說是用以說明曆史演變法則的，他的曆史法則是以黃帝作中心，推測到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的時代，這是“學究天人”的理論，“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是天學；“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是人學；而“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是天人相應。
這種天人之學是曆史的傳統，它深入人心，也是自然與人之間關系的探索。
這種探索不是無益的。
人不能脫離自然而創造社會，兩者之間人為樞紐。
人如何适應自然的演變是最大的問題，不适應将招緻災難，此所以在漢代的天人之際，變作陰陽災異之學，《公羊》也受此影響而發展下來，董仲舒、司馬遷都是如此。
鄒衍雖然沒有明确提出“五百”，然而他的“主運”就是“五德終始之運”，中心思想離不開“五百”，因此鄒衍既是“大九州”的提倡者，也是“大五行”的提倡者。
這是非同小可的事業，這是哲學史上的大問題，也是科學史上的重要問題。
五行是時間運轉，九州是空間區劃，宇宙即空時，鄒衍是墨家後讨論空時的大家，他的時代當于希臘的亞裡士多德；他也是這方面的大家。
《鹽鐵論》中曾經介紹鄒衍的“大九州”說。
其中說： 鄒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曠之道，将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萬方，猶無準平而欲知高下，無規矩而欲知方圓也。
于是推大聖終始之運，比喻王公列士，中國名山通谷以至海外，所謂中國者，天下八十分之一。
（《鹽鐵論·論鄒》） 大五行雖然是擴大了的五行，還隻是有限的時間概念；大九州是擴大了的九州說，也是有限的空間概念，因為這總的數量是确定的。
但在現實的領域，時空有限，在理論上他的時空是無限的，所以他說：“其語闳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于無垠。
”無垠即無限。
這是鄒衍在哲學史上的貢獻，實際上，人所接觸的時空是有限的，而理論上或者是理想上的時空無限，是富有想象力的假設，在邏輯上，也許在事實上是駁不倒的。
司馬遷受鄒衍的影響而鼓吹五行說，他也說“五百”是大五行，并且以為是孔子以後五百年應運而生的人，有絕對自信，因而說，“小子何敢讓焉”。
這種自信的态度未免使人難于接受而引起後人的譏評。
司馬貞的《史記索隐》就指責說：“太史公略取于《孟子》，而揚雄孫盛深所不然，所謂多見不知量也。
”這裡的“略取于《孟子》”是指“五百”說，而“多見不知量”是指責他不應以當代孔子自居，這是不知自量。
其實司馬遷相信這種學說，因而有這種自信。
事實上，《史記》在中國史學史中的地位不下于《春秋》，就此而論，司馬遷是可以自負的。
孔子修《春秋》并學《易》，是學究天人的。
司馬遷也是史學家而講五行，曆史不能隻講人而不知天，所以他說《史記》是“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史記·太史公自序》）他也使《易》和《春秋》聯系起來。
他曾經說：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
……《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史記·太史公自序》） 後來劉歆繼承了這種思想，把《易》與《春秋》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他出自今文學派，但又表彰古文，因之他以《公羊》義法來說《左氏》。
他也是第一個正式溝通今古經學的人，《漢書·律曆志》曾經引述劉歆的學說道：“《經》元一以統治，《易》太極之首也。
《春秋》二以目歲，《易》兩儀之中也。
于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
……象事成敗，《易》吉兇之效也。
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
”可知劉歆的“天人之學
（《孟子·公孫醜》） 又： 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餘歲。
（《孟子·盡心》） 後來的司馬遷也在說，“孔子卒後，至于今五百歲……小子何敢讓焉。
”（《太史公自序》）他也以“聖王”自居，在續《春秋》了。
于此，如果我們不以五行說來解釋，那麼他們的“五百”有些什麼内容，就是簡單的“五百”？漢賈誼在《新書數甯》中也有“聖王之起，大以五百為紀”的話，“以五百為紀”是明确的五行說，其後揚雄在《法言》中更有專文讨論這“五百”問題，他說：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于群倫，經諸範，五百。
（《法言·序》） 可見“五百”是以“五”為紀的五行說的擴大，可以稱之為“大五行”。
後于思、孟的鄒衍所鼓吹的“主運”說，正是這種以“五”為紀的五行說，而說明天道以及人事依此演變不已。
“行”、“運”與“曆”的意義都相同，所以“五行”可稱為“主運”，又可以稱之為“曆數”，《論語·堯曰》的“天之曆數在爾躬”，用現代的話說，是：“按照五行的發展規律，該你當天子了。
” 雖然先秦諸子以及兩漢經師多說“五行”，但五行說的大師是鄒衍，在《史記》中曾經介紹他的學說道： 鄒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
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始終》、《大聖》之篇十餘萬言。
其語闳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于無垠。
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并世盛衰，因載其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
……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
……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
……作“主運”。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在這段記載内可以看出鄒衍的五行說是用以說明曆史演變法則的，他的曆史法則是以黃帝作中心，推測到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的時代，這是“學究天人”的理論，“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是天學；“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是人學；而“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是天人相應。
這種天人之學是曆史的傳統，它深入人心，也是自然與人之間關系的探索。
這種探索不是無益的。
人不能脫離自然而創造社會，兩者之間人為樞紐。
人如何适應自然的演變是最大的問題，不适應将招緻災難，此所以在漢代的天人之際，變作陰陽災異之學，《公羊》也受此影響而發展下來，董仲舒、司馬遷都是如此。
鄒衍雖然沒有明确提出“五百”，然而他的“主運”就是“五德終始之運”，中心思想離不開“五百”，因此鄒衍既是“大九州”的提倡者，也是“大五行”的提倡者。
這是非同小可的事業，這是哲學史上的大問題，也是科學史上的重要問題。
五行是時間運轉，九州是空間區劃，宇宙即空時，鄒衍是墨家後讨論空時的大家，他的時代當于希臘的亞裡士多德；他也是這方面的大家。
《鹽鐵論》中曾經介紹鄒衍的“大九州”說。
其中說： 鄒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曠之道，将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萬方，猶無準平而欲知高下，無規矩而欲知方圓也。
于是推大聖終始之運，比喻王公列士，中國名山通谷以至海外，所謂中國者，天下八十分之一。
（《鹽鐵論·論鄒》） 大五行雖然是擴大了的五行，還隻是有限的時間概念；大九州是擴大了的九州說，也是有限的空間概念，因為這總的數量是确定的。
但在現實的領域，時空有限，在理論上他的時空是無限的，所以他說：“其語闳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于無垠。
”無垠即無限。
這是鄒衍在哲學史上的貢獻，實際上，人所接觸的時空是有限的，而理論上或者是理想上的時空無限，是富有想象力的假設，在邏輯上，也許在事實上是駁不倒的。
司馬遷受鄒衍的影響而鼓吹五行說，他也說“五百”是大五行，并且以為是孔子以後五百年應運而生的人，有絕對自信，因而說，“小子何敢讓焉”。
這種自信的态度未免使人難于接受而引起後人的譏評。
司馬貞的《史記索隐》就指責說：“太史公略取于《孟子》，而揚雄孫盛深所不然，所謂多見不知量也。
”這裡的“略取于《孟子》”是指“五百”說，而“多見不知量”是指責他不應以當代孔子自居，這是不知自量。
其實司馬遷相信這種學說，因而有這種自信。
事實上，《史記》在中國史學史中的地位不下于《春秋》，就此而論，司馬遷是可以自負的。
孔子修《春秋》并學《易》，是學究天人的。
司馬遷也是史學家而講五行，曆史不能隻講人而不知天，所以他說《史記》是“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史記·太史公自序》）他也使《易》和《春秋》聯系起來。
他曾經說：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
……《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史記·太史公自序》） 後來劉歆繼承了這種思想，把《易》與《春秋》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他出自今文學派，但又表彰古文，因之他以《公羊》義法來說《左氏》。
他也是第一個正式溝通今古經學的人，《漢書·律曆志》曾經引述劉歆的學說道：“《經》元一以統治，《易》太極之首也。
《春秋》二以目歲，《易》兩儀之中也。
于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
……象事成敗，《易》吉兇之效也。
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
”可知劉歆的“天人之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