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漢武帝之大一統與董仲舒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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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
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
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
……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
是故王者上謹于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
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
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群生，人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桀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
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于物也。
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
”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禮，然後謂之君子。
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
”此之謂也。
（《漢書·董仲舒傳》） 這是關于冊命：“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的對策。
他還是從災異談起，雖然天人相應，災異之說，貫穿于西漢社會中，但實屬巫術迷信，我們說董仲舒于此思想混亂，無價值可言。
但下面他談道：“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群生……桀然有文以相接……是其得天之靈，貴于物也。
”卻是對于人生價值之新估計，是“人”的重大發現，人為萬物之靈，貴于萬物，不能自小，所以孔子說：“天地之性人為貴！”沒有人就沒有天地，沒有宇宙，沒有空間、時間。
沒有人，宇宙中沒有燦爛的文化，文化、文明是人類的創造；沒有這種創造，是蠻荒，是木石，蠻荒的木石無知覺，不存在任何認識，時間、空間、宇宙萬物存在等于不存在，不存在等于無。
儒家發現了“人”，董仲舒強調人為萬物之靈，萬物之中人為貴，我們不能小看了這種發現。
發現人，重視人，才有人文，才有文明，使人們了解是人主宰世界，而不是神！後來儒家又提出人為天地立心，更使宇宙活躍起來，宇宙才是一個完整的宇宙，而不單純是星河！ 武帝又問，“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仲舒答道： 臣聞夫樂而不亂，複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
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
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
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
然夏上終，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
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
夏因于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
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
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緻，用夏之忠者。
（《漢書·董仲舒傳》） 他首次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這為後人所诟病的理論。
“道”指天道，天道指什麼，董無定義，當然指禮義之天，所以為三聖所守而不變。
以禮義為天的性質不變，從儒家的“天人之際”的立場言，不能說錯。
天非惡，如果是惡，不會有萬物生長及人類的繁殖。
“人受命于天”而超出群生，有父子之親，長幼之序，燦爛有文，驩然有愛，此皆為天地之性之表現于人類者。
從邏輯上講，從自然本身的性質來說，這都是卓識，相反，不會有人生，不會有人類文明，如果不是有這麼一個合理的宇宙。
這種“天道”不能變，變則人類無生存的環境，除非它越變越好，變好不可能，希望不變壞，于是天道不變的理論是符合人類的要求與希望的。
我們從現在科學、哲學的角度看，都應當同意此時的儒家和後來的理學對于天的形容。
道不變，而朝廷政治可變，這就是“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孔子原意是正确的，夏、商、周之文化發展，是有損有益的過程，而董仲舒則以此三代為典範不能越。
這一方面說明道之不變；另一方面說明“損益”是在一定的範圍内，在一定範圍内就符合“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最高原則。
這就是董仲舒的理論陷入機械循環，使其天道觀為之減色。
這種理論又見于《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其中說： 《春秋》曰：“王正月。
”《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
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
”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于天下……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
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當十二色曆，各法而正色，逆數三而複绌三之前曰五帝，帝疊首一色順數，五而相複，禮樂各以其法象其宜，順數四而相複，鹹作國号，遷官邑，易官名，制禮作樂，故湯受命而王，應天變夏作殷，号時正白統，故親夏虞绌唐謂之帝堯，以神農為赤帝……爵謂之帝舜。
軒轅曰黃帝，推神農以為九皇。
……武王受命，作宮邑于鄗，制爵五等……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于洛陽，成文武之制，作勺樂以奉天。
……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
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绌夏親周故宋，樂宜親招武……合伯子男為一等。
然則其略說奈何？曰，三正以黑統，初正日月朔于營室，鬥建寅，天統氣始通化物……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
親赤統故曰分平明，平明朝正。
正白統奈何？曰正白統者曆正日月朔于虛，鬥建醜……其色白，故朝正曰白。
……正赤統奈何？曰正赤繞者，大節緩帻尚赤，旗赤，大寶玉赤。
……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統天下曰，三統五端化四方之本也。
天始廢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國，法天奉本執端要以統天下朝諸侯也。
……其謂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緻其氣，萬物皆應而正。
統正其餘皆正。
凡歲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應，正内而外應，動作舉錯，靡不變化随從，可謂法正也，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
”《春秋》曰“杞伯來朝”。
王者之後稱公，杞何以稱伯？《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當行新王。
《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号，绌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瑞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農為九皇，而改号軒轅，謂之皇帝，因存帝颛顼、帝喾、帝堯之帝号，绌虞而号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于杞，存湯之後于宋，以方百裡，爵号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
《春秋》作新王之事。
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為王者之後，绌夏改号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绌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
我們說董仲舒的天人之應的理論混亂不清，以緻下獄當死，不敢複言災異。
表現在改制問題上亦迂腐難通，但這是當時的大學問，非公羊家不能道。
其說有三統，黑統、白統、赤統，一如五行之循環往複，新王必有新統，是謂“三王之道，所祖不同”。
統正則其餘皆正，而正統之要在正月，故《公羊》稱“元年春，王正月……大一統也”。
以奉行正朔表現為人一統之體現。
在三統體系下，春秋時代，以《春秋》當新王，而新周，故宋。
當代及其上兩代為“三王”，三王之上繼之五帝，五帝之上為九皇，皇之上绌為民矣。
而王者之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主天，夏文主地，《春秋》主人，是謂四法，四法如四時，周而複始。
然後談大一統，他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此所謂大一統亦天人合一之大一統。
《漢書·董仲舒傳》師古注：“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于一也。
”萬物歸于一統，是真正的大一統！
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
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
……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
是故王者上謹于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
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
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群生，人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桀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
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于物也。
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
”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禮，然後謂之君子。
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
”此之謂也。
（《漢書·董仲舒傳》） 這是關于冊命：“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的對策。
他還是從災異談起，雖然天人相應，災異之說，貫穿于西漢社會中，但實屬巫術迷信，我們說董仲舒于此思想混亂，無價值可言。
但下面他談道：“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群生……桀然有文以相接……是其得天之靈，貴于物也。
”卻是對于人生價值之新估計，是“人”的重大發現，人為萬物之靈，貴于萬物，不能自小，所以孔子說：“天地之性人為貴！”沒有人就沒有天地，沒有宇宙，沒有空間、時間。
沒有人，宇宙中沒有燦爛的文化，文化、文明是人類的創造；沒有這種創造，是蠻荒，是木石，蠻荒的木石無知覺，不存在任何認識，時間、空間、宇宙萬物存在等于不存在，不存在等于無。
儒家發現了“人”，董仲舒強調人為萬物之靈，萬物之中人為貴，我們不能小看了這種發現。
發現人，重視人，才有人文，才有文明，使人們了解是人主宰世界，而不是神！後來儒家又提出人為天地立心，更使宇宙活躍起來，宇宙才是一個完整的宇宙，而不單純是星河！ 武帝又問，“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仲舒答道： 臣聞夫樂而不亂，複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
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
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
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
然夏上終，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
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
夏因于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
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
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緻，用夏之忠者。
（《漢書·董仲舒傳》） 他首次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這為後人所诟病的理論。
“道”指天道，天道指什麼，董無定義，當然指禮義之天，所以為三聖所守而不變。
以禮義為天的性質不變，從儒家的“天人之際”的立場言，不能說錯。
天非惡，如果是惡，不會有萬物生長及人類的繁殖。
“人受命于天”而超出群生，有父子之親，長幼之序，燦爛有文，驩然有愛，此皆為天地之性之表現于人類者。
從邏輯上講，從自然本身的性質來說，這都是卓識，相反，不會有人生，不會有人類文明，如果不是有這麼一個合理的宇宙。
這種“天道”不能變，變則人類無生存的環境，除非它越變越好，變好不可能，希望不變壞，于是天道不變的理論是符合人類的要求與希望的。
我們從現在科學、哲學的角度看，都應當同意此時的儒家和後來的理學對于天的形容。
道不變，而朝廷政治可變，這就是“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孔子原意是正确的，夏、商、周之文化發展，是有損有益的過程，而董仲舒則以此三代為典範不能越。
這一方面說明道之不變；另一方面說明“損益”是在一定的範圍内，在一定範圍内就符合“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最高原則。
這就是董仲舒的理論陷入機械循環，使其天道觀為之減色。
這種理論又見于《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其中說： 《春秋》曰：“王正月。
”《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
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
”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于天下……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
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當十二色曆，各法而正色，逆數三而複绌三之前曰五帝，帝疊首一色順數，五而相複，禮樂各以其法象其宜，順數四而相複，鹹作國号，遷官邑，易官名，制禮作樂，故湯受命而王，應天變夏作殷，号時正白統，故親夏虞绌唐謂之帝堯，以神農為赤帝……爵謂之帝舜。
軒轅曰黃帝，推神農以為九皇。
……武王受命，作宮邑于鄗，制爵五等……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于洛陽，成文武之制，作勺樂以奉天。
……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
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绌夏親周故宋，樂宜親招武……合伯子男為一等。
然則其略說奈何？曰，三正以黑統，初正日月朔于營室，鬥建寅，天統氣始通化物……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
親赤統故曰分平明，平明朝正。
正白統奈何？曰正白統者曆正日月朔于虛，鬥建醜……其色白，故朝正曰白。
……正赤統奈何？曰正赤繞者，大節緩帻尚赤，旗赤，大寶玉赤。
……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統天下曰，三統五端化四方之本也。
天始廢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國，法天奉本執端要以統天下朝諸侯也。
……其謂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緻其氣，萬物皆應而正。
統正其餘皆正。
凡歲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應，正内而外應，動作舉錯，靡不變化随從，可謂法正也，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
”《春秋》曰“杞伯來朝”。
王者之後稱公，杞何以稱伯？《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當行新王。
《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号，绌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瑞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農為九皇，而改号軒轅，謂之皇帝，因存帝颛顼、帝喾、帝堯之帝号，绌虞而号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于杞，存湯之後于宋，以方百裡，爵号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
《春秋》作新王之事。
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為王者之後，绌夏改号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绌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
我們說董仲舒的天人之應的理論混亂不清，以緻下獄當死，不敢複言災異。
表現在改制問題上亦迂腐難通，但這是當時的大學問，非公羊家不能道。
其說有三統，黑統、白統、赤統，一如五行之循環往複，新王必有新統，是謂“三王之道，所祖不同”。
統正則其餘皆正，而正統之要在正月，故《公羊》稱“元年春，王正月……大一統也”。
以奉行正朔表現為人一統之體現。
在三統體系下，春秋時代，以《春秋》當新王，而新周，故宋。
當代及其上兩代為“三王”，三王之上繼之五帝，五帝之上為九皇，皇之上绌為民矣。
而王者之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主天，夏文主地，《春秋》主人，是謂四法，四法如四時，周而複始。
然後談大一統，他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此所謂大一統亦天人合一之大一統。
《漢書·董仲舒傳》師古注：“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于一也。
”萬物歸于一統，是真正的大一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