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漢武帝之大一統與董仲舒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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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緻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
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如《書》之“白魚入于王舟”。
這種理止于巫術，所以仲舒實近大巫。
但于巫術的思想迷漫于以後的朝野社會，董仲舒的再傳弟子眭弘，他更誇大其說道： 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
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
石立後有白烏數千，下集其旁。
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複生。
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柱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
”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
泰山者，岱宗之嶽。
王者易姓告代之處。
今大石自立，僵立複走，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匹夫為天子者。
枯社木複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複興者也。
……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裡，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
孟使友人内官長賜上此書。
（《漢書·睦弘傳》） 這真是“與虎謀皮”的謬論，在家天下已久的封建社會，而鼓吹漢帝讓位于當時賢人，而退自封百裡，如殷周二位後之為“三恪”。
這是因災異而至禅讓，本來禮樂文明之極緻，在政治上也未嘗不以禅讓為目标，此堯舜故事，所以為儒家所樂道，曆史在發展，退後不可能，在當時未免是儒生的妄想。
但此為政治野心家所利用，于是西漢晚期，災異頻繁，山雨欲來的局面形成，哀帝不得表示禅位于董賢，而王莽究竟取代孺子嬰！ 因為武帝問到改制作樂，所以董仲舒暢談教化問題。
我們以為這是對策中的積極因素，董氏迂腐而近于巫，但其教化理論實多精彩處。
他說當時“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
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
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
……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
立大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這是“富而後教”理論的優良傳統，萬民從利，如水之走下，這是曆史時代各種社會的普遍現象，但富而不教，必至萬民不正，萬民不正則奸邪當道，是遠于禮樂文明者，秦統一後即如此，他們“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專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
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
不能學秦，必須更化，董仲舒一策的核心是勸武帝更化，以達到禮樂文明的“三代”世界。
他說：“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
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
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
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董仲舒的對策實在是誇大而思想混亂，但這種對策為武帝所醉心，此所以能為武帝所賞識，它不同于黃老申韓，不主張寒酸的恭儉而要富麗堂皇地有所作為，是重要原因。
董仲舒在第二次的對策中說： 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萬事，見素王之文焉。
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
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此之謂也。
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
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
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
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
”儉非聖人之中制也。
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于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
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于禮誼而恥犯其上。
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
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并起。
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智，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此太平之緻也。
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
……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于内而緻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陛下親耕借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雲獲者，士素不厲也。
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
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
……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
今吏既亡教訓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奸為市……是以陰陽錯缪，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夫長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
……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
……遍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
……（《漢書·董仲舒傳》） 我們曾經在災異學說上指責董仲舒思想之混亂，但也指出他的“富而後教”主張之可取，在第二策中他又重點談選賢與教育問題。
從曆史說起，堯舜時代之所以教化大行，在于得賢，堯有舜、禹、稷衆聖之輔佐，于是“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
周文王亦因得太公而安天下。
孔子作《春秋》行素王之事，其誼與古聖王同。
漢繼秦後，并有天下，而功未加于百姓者，關鍵在于未能養士求賢。
“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
”必先養士而賢有來源，而養士在于教育，養士之教育，以“大學”（太學）為主，“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
”在秦以前，私人講學盛行而國學不張，董仲舒之重視大學教育以養士，實屬卓見。
“士”字之定義因曆史發展而有不同，其初為從事耕種之農民，後為自由農民之甲士者，士遂為有文化有道德之賢才，故選士實為選材，而選材是為了改良政治，如果“諸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
遍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
大學教育為了養士，而養士為了選賢，選賢為了充實各級政府，改良政治。
這是三王之政，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
緻君堯舜始終是封建社會有為的政治家之最高目标，這是良性循環，從根本處着手，在任何一個社會，任何時代，欲求政治上的清明，都必從“選士”開始，不選而任，貴者世襲，未有不亡者！而選才出自教育，教育為立國之本。
董仲舒究竟是經學大師，儒家發展中之傑出代表人物，于此我們對他懷有敬意。
三代之治是非文無以輔德，高文化一定有豐富的文采，所以董仲舒也說“儉非聖人之中制也。
……常玉不琢，不成文章”，适當的文采玄黃之制是允許的。
這是對武帝問“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之不同作風而提出問題。
曆史上以為殷質，周文，是本實，周之文化物質水平已超過殷商，比較起來，殷為質樸而周有文采，一文一質正好代表了社會發展水平。
漢代統治者歸之為作風不同而各有所得，而董仲舒重文亦有見識。
在第三策内，漢武帝複究心于“天人之應”。
本來在第一策中已談天命問題，于此複問“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
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
……今子大夫明于陰陽所以造化，習于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你不說，是怕我聽不懂嗎？或者越聽越糊塗？于是董仲舒道： 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無所殊。
……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
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于古，考之于今。
故《
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如《書》之“白魚入于王舟”。
這種理止于巫術，所以仲舒實近大巫。
但于巫術的思想迷漫于以後的朝野社會，董仲舒的再傳弟子眭弘，他更誇大其說道： 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
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
石立後有白烏數千，下集其旁。
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複生。
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柱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
”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
泰山者，岱宗之嶽。
王者易姓告代之處。
今大石自立，僵立複走，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匹夫為天子者。
枯社木複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複興者也。
……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裡，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
孟使友人内官長賜上此書。
（《漢書·睦弘傳》） 這真是“與虎謀皮”的謬論，在家天下已久的封建社會，而鼓吹漢帝讓位于當時賢人，而退自封百裡，如殷周二位後之為“三恪”。
這是因災異而至禅讓，本來禮樂文明之極緻，在政治上也未嘗不以禅讓為目标，此堯舜故事，所以為儒家所樂道，曆史在發展，退後不可能，在當時未免是儒生的妄想。
但此為政治野心家所利用，于是西漢晚期，災異頻繁，山雨欲來的局面形成，哀帝不得表示禅位于董賢，而王莽究竟取代孺子嬰！ 因為武帝問到改制作樂，所以董仲舒暢談教化問題。
我們以為這是對策中的積極因素，董氏迂腐而近于巫，但其教化理論實多精彩處。
他說當時“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
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
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
……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
立大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這是“富而後教”理論的優良傳統，萬民從利，如水之走下，這是曆史時代各種社會的普遍現象，但富而不教，必至萬民不正，萬民不正則奸邪當道，是遠于禮樂文明者，秦統一後即如此，他們“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專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
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
不能學秦，必須更化，董仲舒一策的核心是勸武帝更化，以達到禮樂文明的“三代”世界。
他說：“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
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
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
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董仲舒的對策實在是誇大而思想混亂，但這種對策為武帝所醉心，此所以能為武帝所賞識，它不同于黃老申韓，不主張寒酸的恭儉而要富麗堂皇地有所作為，是重要原因。
董仲舒在第二次的對策中說： 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萬事，見素王之文焉。
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
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此之謂也。
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
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
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
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
”儉非聖人之中制也。
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于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
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于禮誼而恥犯其上。
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
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并起。
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智，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此太平之緻也。
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
……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于内而緻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陛下親耕借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雲獲者，士素不厲也。
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
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
……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
今吏既亡教訓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奸為市……是以陰陽錯缪，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夫長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
……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
……遍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
……（《漢書·董仲舒傳》） 我們曾經在災異學說上指責董仲舒思想之混亂，但也指出他的“富而後教”主張之可取，在第二策中他又重點談選賢與教育問題。
從曆史說起，堯舜時代之所以教化大行，在于得賢，堯有舜、禹、稷衆聖之輔佐，于是“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
周文王亦因得太公而安天下。
孔子作《春秋》行素王之事，其誼與古聖王同。
漢繼秦後，并有天下，而功未加于百姓者，關鍵在于未能養士求賢。
“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
”必先養士而賢有來源，而養士在于教育，養士之教育，以“大學”（太學）為主，“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
”在秦以前，私人講學盛行而國學不張，董仲舒之重視大學教育以養士，實屬卓見。
“士”字之定義因曆史發展而有不同，其初為從事耕種之農民，後為自由農民之甲士者，士遂為有文化有道德之賢才，故選士實為選材，而選材是為了改良政治，如果“諸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
遍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
大學教育為了養士，而養士為了選賢，選賢為了充實各級政府，改良政治。
這是三王之政，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
緻君堯舜始終是封建社會有為的政治家之最高目标，這是良性循環，從根本處着手，在任何一個社會，任何時代，欲求政治上的清明，都必從“選士”開始，不選而任，貴者世襲，未有不亡者！而選才出自教育，教育為立國之本。
董仲舒究竟是經學大師，儒家發展中之傑出代表人物，于此我們對他懷有敬意。
三代之治是非文無以輔德，高文化一定有豐富的文采，所以董仲舒也說“儉非聖人之中制也。
……常玉不琢，不成文章”，适當的文采玄黃之制是允許的。
這是對武帝問“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之不同作風而提出問題。
曆史上以為殷質，周文，是本實，周之文化物質水平已超過殷商，比較起來，殷為質樸而周有文采，一文一質正好代表了社會發展水平。
漢代統治者歸之為作風不同而各有所得，而董仲舒重文亦有見識。
在第三策内，漢武帝複究心于“天人之應”。
本來在第一策中已談天命問題，于此複問“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
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
……今子大夫明于陰陽所以造化，習于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你不說，是怕我聽不懂嗎？或者越聽越糊塗？于是董仲舒道： 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無所殊。
……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
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于古，考之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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