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漢武帝之大一統與董仲舒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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衆庶街巷有馬，仟佰之間成群，乘牝牝者，擯而不得會聚。
守闾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号。
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媿辱焉。
于是武帝“外事四夷，内興功利”。
（《漢書》）其實武帝不是功利主義者，他是一位雄心勃勃，要恢複三代之治的人。
他控制着财富，控制着甲兵，外事四夷而撻伐匈奴。
富于理想的漢武帝在内政上更要有所作為了，他不甘心于無為，不甘心于黃老的玄默，他要開創一個嶄新的局面，他熟習曆史，而曆史上的名帝聖王，作法與風度并不一緻，但都有作為，于是他心中無數，無所适從。
不能求教于申韓與黃老，申韓導緻秦始皇的統一，也導緻秦二世的滅亡；也不能求教于黃老，那是他父、祖的作風，窦太後的遺産，是他要抛棄的思想體系；也不能求教于章句經師，他們是無話可說的。
而董仲舒海闊天空的議論使他驚奇，這正好是投其所好。
關于人事的策問，已如上述，武帝進而追求“天人之際”了。
《漢書·董仲舒傳》說： 于是天子複冊之。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
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
今子大夫明于陰陽所以造化，習于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複之。
《詩》不雲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朕将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武帝認為董仲舒關于“天人之應”說得太少，而問他，你既然懂得陰陽造化，習于先聖道業，然而未盡文采。
你以為我不能理解，或者是我聽不明白？那麼你為什麼不痛快地說出來？出于黃老申韓之家的少年統治者，在國富民強之後，不甘心于玄默，不甘心于無為，他似乎醉心于公羊學派的大一統理論，醉心于儒家的天人之學，從此出發，遂有後來的一切措施，他要求文采，要求富麗堂皇。
于此董仲舒曾有逐條答複。
董仲舒對一策曰： 陛下發德音，下明诏，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
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國家将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自非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
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
…… 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
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甯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
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
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
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
…… 臣聞天之所大奉命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緻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
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
……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争壤土，廢德政而任刑罰。
……邪氣積于下，怨惡畜于上。
上下不和，則陰陽缪戾而妖孽生矣。
此災害所由起也。
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
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
……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纣行暴則民鄙夭。
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镕，唯冶者之所鑄。
…… 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
正次王，王次春。
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
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雲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于天。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
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
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天使陽出布施于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于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得獨成歲。
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
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
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
為政而任刑，不順于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
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
”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
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
《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
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
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
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内聞盛德而皆徕臣，諸福之物，可緻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緻此物，而身卑賤不得緻也。
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緻之位，操可緻之勢，又有能緻之資……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
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
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
教化廢而奸邪并出，刑罰不能勝者，其堤防壞也。
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
立大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複修教化而崇起之。
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
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
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專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
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
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
”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
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
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
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
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
《詩》雲：“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為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漢書·董仲舒傳》） 現在看，在曆史上的帝王中能夠作出武帝策問者，是絕無僅有，這不是他的臣下代庖，當時的群臣沒有這種水平。
武帝首先自改制作樂談起，其次談“天人之際”，“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習聞其号，未燭厥理。
”“天人”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國古代哲學家首先提出天人之際，然後是人人之際。
當時他們不了解“天”，但知道天能降災或降福于人，而認為人的作為可以改變天的态度，而不是通過努力來克服自然，荀子有改變自然的想法，但思孟一派則使天神秘化，降至漢初，遂有董仲舒的天人之學，此後，谶緯學興，天人之學更向宗教方面發展。
中國古代有受命之說，以為人君受天命而王，故武帝問，“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遂有董仲舒之長篇議論，實無高見，但開西漢災異、陰陽之先，“國家将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這是對于失道者的警告；對于有道者，則“天之所大奉命使之
衆庶街巷有馬，仟佰之間成群，乘牝牝者，擯而不得會聚。
守闾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号。
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媿辱焉。
于是武帝“外事四夷，内興功利”。
（《漢書》）其實武帝不是功利主義者，他是一位雄心勃勃，要恢複三代之治的人。
他控制着财富，控制着甲兵，外事四夷而撻伐匈奴。
富于理想的漢武帝在内政上更要有所作為了，他不甘心于無為，不甘心于黃老的玄默，他要開創一個嶄新的局面，他熟習曆史，而曆史上的名帝聖王，作法與風度并不一緻，但都有作為，于是他心中無數，無所适從。
不能求教于申韓與黃老，申韓導緻秦始皇的統一，也導緻秦二世的滅亡；也不能求教于黃老，那是他父、祖的作風，窦太後的遺産，是他要抛棄的思想體系；也不能求教于章句經師，他們是無話可說的。
而董仲舒海闊天空的議論使他驚奇，這正好是投其所好。
關于人事的策問，已如上述，武帝進而追求“天人之際”了。
《漢書·董仲舒傳》說： 于是天子複冊之。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
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
今子大夫明于陰陽所以造化，習于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複之。
《詩》不雲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朕将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武帝認為董仲舒關于“天人之應”說得太少，而問他，你既然懂得陰陽造化，習于先聖道業，然而未盡文采。
你以為我不能理解，或者是我聽不明白？那麼你為什麼不痛快地說出來？出于黃老申韓之家的少年統治者，在國富民強之後，不甘心于玄默，不甘心于無為，他似乎醉心于公羊學派的大一統理論，醉心于儒家的天人之學，從此出發，遂有後來的一切措施，他要求文采，要求富麗堂皇。
于此董仲舒曾有逐條答複。
董仲舒對一策曰： 陛下發德音，下明诏，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
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國家将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自非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
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
…… 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
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甯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
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
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
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
…… 臣聞天之所大奉命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緻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
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
……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争壤土，廢德政而任刑罰。
……邪氣積于下，怨惡畜于上。
上下不和，則陰陽缪戾而妖孽生矣。
此災害所由起也。
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
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
……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纣行暴則民鄙夭。
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镕，唯冶者之所鑄。
…… 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
正次王，王次春。
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
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雲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于天。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
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
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天使陽出布施于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于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得獨成歲。
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
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
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
為政而任刑，不順于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
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
”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
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
《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
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
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
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内聞盛德而皆徕臣，諸福之物，可緻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緻此物，而身卑賤不得緻也。
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緻之位，操可緻之勢，又有能緻之資……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
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
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
教化廢而奸邪并出，刑罰不能勝者，其堤防壞也。
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
立大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複修教化而崇起之。
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
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
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專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
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
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
”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
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
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
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
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
《詩》雲：“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為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漢書·董仲舒傳》） 現在看，在曆史上的帝王中能夠作出武帝策問者，是絕無僅有，這不是他的臣下代庖，當時的群臣沒有這種水平。
武帝首先自改制作樂談起，其次談“天人之際”，“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習聞其号，未燭厥理。
”“天人”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國古代哲學家首先提出天人之際，然後是人人之際。
當時他們不了解“天”，但知道天能降災或降福于人，而認為人的作為可以改變天的态度，而不是通過努力來克服自然，荀子有改變自然的想法，但思孟一派則使天神秘化，降至漢初，遂有董仲舒的天人之學，此後，谶緯學興，天人之學更向宗教方面發展。
中國古代有受命之說，以為人君受天命而王，故武帝問，“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遂有董仲舒之長篇議論，實無高見，但開西漢災異、陰陽之先，“國家将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這是對于失道者的警告；對于有道者，則“天之所大奉命使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