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漢武帝之大一統與董仲舒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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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武帝紀》記其大略雲: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禦史列侯中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谏之士,丞相绾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

     這是儒家以外的學派受到排擠了,同年七月,又: 議立明堂,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征魯申公。

     魯申公是當時有名的儒生,這次受到朝廷尊榮的敬禮。

    事情的發起者是外戚田蚡與窦嬰。

    《漢書·窦嬰田蚡傳》說: 孝景崩,武帝初即位。

    ……于是乃以嬰為丞相,蚡為太尉。

    嬰、蚡俱好儒術,推毂趙绾為禦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

    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以興太平。

     他們的舉動太急進了,不特要施行他們的政治主張,并且要排除在政治上、學派上的敵人,于是支持儒者又遭失敗。

    同上傳:“(嬰蚡)舉谪諸窦宗室無行者除其屬籍。

    ……以至毀日至窦太後,太後好黃老言,而嬰、蚡、趙绾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窦太後滋不悅。

    二年,禦史大夫趙绾請毋奏事東宮。

    窦太後大怒曰:‘此欲複為新垣平邪?’乃罷逐趙绾、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

    ”這次儒家的失敗有兩種原因,第一是學術的,迎魯申公和設明堂,是儒家的主張,最為崇尚黃老學派的窦太後所反對。

    建立明堂是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天子布政之宮及祭天所在,國之大事,一般人不能輕議,河間獻王就因為奏對三雍宮而被黜,何況趙绾、王臧。

    第二是政治的,窦嬰、田蚡打算實行他們的主張,必得皇室允許,而當時掌大權者是窦太後而不是武帝,于是他們要求不要奏事于窦太後,并且除掉她的心腹爪牙。

    其實武帝初即位也莫奈何他的祖母,儒生們遂遭逢失敗。

    還是在景帝時,窦太後就曾經和儒家有過紛争,當轅固生于景帝朝為詩博士時,窦太後曾經征詢他對《老子》一書的意見,他刻薄地答道: 此家人言耳! 結果轅固生幾乎被殺。

    這樣一位笃信黃老的頑固老人當道,儒家是很難有所作為的。

    此外,對魯申公等這批經師,漢武帝本人的冷淡也是一個原因。

    當朝廷以蒲輪安車迎接他來之後: 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

    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政者不在多言,固力行何如耳。

    ”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

    然已招緻,即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

    (《漢書·儒林傳》) 在武帝的意想中,魯申公一定有一番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說出,想不到他竟說出“為政者不在多言,固力行何如耳”的話來。

    “多言”是為了說出一番治國的道理,而經師無能,除背誦外,無思想可言,于是武帝隻好沉默,失望,悔恨,即使沒有窦太後的反對,這些經師也不會有什麼作為! 漢武帝建元六年五月窦太後死,武帝在政治上去掉了掣肘的人,第二年,元光元年五月,遂诏舉賢良,董仲舒、公孫弘等人出而局勢變。

    我們說過,漢武帝是大有作為的人物,他希望作為一個大一統的統治者而君臨天下,不同于他父、祖兩代的無為而治。

    我們從有名的“天人三策”中可以知道武帝思想要略。

    第一策道: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甯,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阙。

    故廣延四方之豪俊,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

    今子大夫褒然為舉首,朕甚嘉之。

    子大夫其精心緻思,朕垂聽而間焉。

     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

    當虞氏之樂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

    聖王已沒,鐘鼓筦弦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壞矣。

    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缪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複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後息與?烏乎!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将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号,未燭厥理。

    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

    科别其條,勿猥勿并,取之于術,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洩,興于朕躬,毋悼後害。

    子大夫其盡心。

    靡有所隐,朕将親覽焉。

    (《漢書·董仲舒傳》) 這種理想,這種策問是他的祖、父,文、景時代沒法想象的,也不可能提出的,那時的一統天下還不穩定,隻能是休息生養,談不到複興三代的禮樂太平。

    這是些誇大而富于理想的策問:“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聖王已沒……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壞矣。

    ”武帝提出改制的問題,但他對于改制的含義模糊,不知道要改些什麼制,如何來改制。

    于是他問道:“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王道大壞矣。

    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豈其所持操或誖缪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複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後息與?”這些問題無所不包,災異之變,天人之際更是武帝關心的所在。

    如果被問的是法家,他們将回答:“五帝不相複,三王不相襲。

    ”隻有變法而不是改制。

    如果被問的是道家,他們将回答:“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

    ”就是拘守章句的經師也将回答:“為政者不在多言。

    ”而董仲舒的對策使漢武帝為之驚奇,乃複冊之曰: 蓋聞虞舜之時,遊于岩郎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

    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也治。

    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

     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

    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幹玉戚,八佾陳于庭,而頌聲興。

    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曰,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

     殷人執五刑以督奸,傷肌膚以懲惡。

    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

    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 烏乎!朕夙寐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

    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雲獲也。

    今陰陽錯缪,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诨,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于文系而不得騁與?将所由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漢書·董仲舒傳》) 根據以上策問,武帝提出一些矛盾而不容易解決的問題。

    漢文帝、景帝是近乎“垂拱無為”的人,窦太後更是笃信黃老學說。

    而武帝本人則是“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的雄才大略帝王,他要有所作為,但曆史事實是虞舜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日不暇食而宇内亦治。

    那麼他究竟是應當守“虞舜之無為”還是效法“文王之日昃不暇食”?文帝、景帝是比較節儉的,武帝則富于理想而鋪張。

    究竟應當作“良玉之不琢”,還是作“非文無以輔德”?景帝任用晁錯,近于申韓,而武帝則景仰于成康之刑措。

    何去何從,是當時也是曆史上的大事,是頗費斟酌的文題。

    武帝談論的雖然是曆史,其實是他要解決的切身問題。

     這切身實際問題的産生,是由當時的社會和曆史所決定的。

    漢初高祖劉邦時代,時當變亂之後,天下初定,物質基礎不雄厚,天子不能具鈞驷,而強敵在外,以緻受困于白登,呂後時猶有冒頓之辱。

    于是文景時代不得不休息生養,黃老學派擡頭,内政上近于垂拱無為而外對匈奴和親。

    武帝繼位後,經過漢初幾十年的休息生養,社會經濟日益繁榮,《漢書·食貨志》說: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廪庾盡滿,而府庫餘财。

    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

    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漏積于外,腐敗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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