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公羊學派之形成與大一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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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傳雲：
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
納者何？入辭也。
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
何大乎其弗克納？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接納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
……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
”引師而去之。
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
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貶。
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
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
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諸侯已不得專廢置，何況大夫。
但大夫有實力可以專廢置，可以專廢置卻引師去，于是《公羊》有： 大其弗克納。
是贊賞其“弗克納”，贊賞其“弗克納”，而貶之稱“人”，究竟是“大夫不得專廢置”，不得專廢置而文與。
全篇共有三個層次：其一，大其弗克納；其二，貶其為大夫而專廢置；其三，大夫可專廢置而不專，故實與而文不與。
曲折婉轉，是《公羊》之多姿，但亦未免深文周納，《春秋》果如是乎？文不與是經，實與是權，《公羊》義法是可以行權的，雖然權有悖于經，《公羊》桓公十一年許祭仲以知權。
祭仲為保存鄭國，能自貶損以行權，《公羊》稱贊道： 古之人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
權者何？權者反于經，然後有善者也。
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
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
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
權反于經，經是最高原則，但可以有條件地行權，因之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
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既反于經，又不合于權，君子所不為。
儒家經典，《公羊》外無道行權者，因為它違背了傳統的道德規範：經。
但在社會發展中，經偏保守而權應現實，不能違背現實而行權，行之既久，權可變為經，“文不與而實與”，文即經，而實即權，《公羊》是肯定現實也掌握現實的。
現實與傳統的矛盾有時是複雜多端，比如定公十二年魯“隳三都”，《左傳》、《谷梁》于此無評，《公羊》則頗有議論：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堕費。
曷為帥師堕，帥師堕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
”于是帥師堕郈，帥師堕費。
以上“孔子曰”，不見它書，僅見《公羊》，正好代表了公羊學派的觀點。
邑有百雉之城，是新興力量在膨脹，也就是說，新過程在醞釀中。
當時是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表面看起來新興者是分裂因素，是和大一統的要求不相容的。
其實大一統要求新王，而不是統一于舊王周，新王是建築在新生力量基礎上的，舊貴族是當時的割據者，新王則是鏟平舊割據的力量，新興力量才是大一統的負荷者。
《公羊》主張大一統，反對分裂，因之主張“隳三都”，但新的一統不能建築在舊過程的基礎上，對舊的分裂，正好是新統一的基礎，沒有“三家分晉”、“田氏代齊”這一系列新生事物的發生，不會有田齊、三晉後來的強大及秦漢的大一統。
對魯國的“祿去公室，政在大夫”也應作如是觀。
《公羊》和《周禮》雖然在經學上分為今、古，也隻是經學上的問題，在政治主張上，兩書都有大一統的要求，《公羊》在理論上闡述，而《周禮》在制度上說明，一文一質，正好是相輔相成，兩者也同為齊學。
但他們都是在不清算舊基礎上建立新的一統，以緻有時自相矛盾，而無法解脫。
比如《公羊》“譏三軍”雲： 作三軍何以書？譏。
何譏乎？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
（襄公十一年傳） 因魯為次國，本無中軍，隻有上、下二軍。
又昭公五年《公羊》雲：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中軍者何？複古也。
“作三軍”非古，故譏；“舍中軍”複古，故褒；公然“複古”，何有于新王之大一統？在“立子”的問題上，《公羊》理論也是自相矛盾，它一方面譏世卿，一方面主張立子為立嫡立貴；立嫡立貴與世卿制密切相關，譏世卿則應當尚賢，否則，卿何自而來？總之，《公羊》要建立一個大一統的國家，公羊派的理解是新王的一統，但它并沒有清算已經存在的舊基礎，在舊的基礎上，也就是在諸侯林立的基礎上建立新一統，新王而舊基礎，是沒法建立大一統的。
秦始皇出，以萬鈞之力，打破封建，建立一統！項羽出，以更大的雷霆之力，打破一統，恢複割據，而劉邦出，遂使天下複定于一。
幾次反複，新舊相争，新生力量終于勝利，但曆史的發展曲折多變，此後事實，并非一帆風順。
納者何？入辭也。
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
何大乎其弗克納？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接納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
……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
”引師而去之。
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
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貶。
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
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
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諸侯已不得專廢置，何況大夫。
但大夫有實力可以專廢置，可以專廢置卻引師去，于是《公羊》有： 大其弗克納。
是贊賞其“弗克納”，贊賞其“弗克納”，而貶之稱“人”，究竟是“大夫不得專廢置”，不得專廢置而文與。
全篇共有三個層次：其一，大其弗克納；其二，貶其為大夫而專廢置；其三，大夫可專廢置而不專，故實與而文不與。
曲折婉轉，是《公羊》之多姿，但亦未免深文周納，《春秋》果如是乎？文不與是經，實與是權，《公羊》義法是可以行權的，雖然權有悖于經，《公羊》桓公十一年許祭仲以知權。
祭仲為保存鄭國，能自貶損以行權，《公羊》稱贊道： 古之人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
權者何？權者反于經，然後有善者也。
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
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
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
權反于經，經是最高原則，但可以有條件地行權，因之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
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既反于經，又不合于權，君子所不為。
儒家經典，《公羊》外無道行權者，因為它違背了傳統的道德規範：經。
但在社會發展中，經偏保守而權應現實，不能違背現實而行權，行之既久，權可變為經，“文不與而實與”，文即經，而實即權，《公羊》是肯定現實也掌握現實的。
現實與傳統的矛盾有時是複雜多端，比如定公十二年魯“隳三都”，《左傳》、《谷梁》于此無評，《公羊》則頗有議論：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堕費。
曷為帥師堕，帥師堕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
”于是帥師堕郈，帥師堕費。
以上“孔子曰”，不見它書，僅見《公羊》，正好代表了公羊學派的觀點。
邑有百雉之城，是新興力量在膨脹，也就是說，新過程在醞釀中。
當時是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表面看起來新興者是分裂因素，是和大一統的要求不相容的。
其實大一統要求新王，而不是統一于舊王周，新王是建築在新生力量基礎上的，舊貴族是當時的割據者，新王則是鏟平舊割據的力量，新興力量才是大一統的負荷者。
《公羊》主張大一統，反對分裂，因之主張“隳三都”，但新的一統不能建築在舊過程的基礎上，對舊的分裂，正好是新統一的基礎，沒有“三家分晉”、“田氏代齊”這一系列新生事物的發生，不會有田齊、三晉後來的強大及秦漢的大一統。
對魯國的“祿去公室，政在大夫”也應作如是觀。
《公羊》和《周禮》雖然在經學上分為今、古，也隻是經學上的問題，在政治主張上，兩書都有大一統的要求，《公羊》在理論上闡述，而《周禮》在制度上說明，一文一質，正好是相輔相成，兩者也同為齊學。
但他們都是在不清算舊基礎上建立新的一統，以緻有時自相矛盾，而無法解脫。
比如《公羊》“譏三軍”雲： 作三軍何以書？譏。
何譏乎？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
（襄公十一年傳） 因魯為次國，本無中軍，隻有上、下二軍。
又昭公五年《公羊》雲：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中軍者何？複古也。
“作三軍”非古，故譏；“舍中軍”複古，故褒；公然“複古”，何有于新王之大一統？在“立子”的問題上，《公羊》理論也是自相矛盾，它一方面譏世卿，一方面主張立子為立嫡立貴；立嫡立貴與世卿制密切相關，譏世卿則應當尚賢，否則，卿何自而來？總之，《公羊》要建立一個大一統的國家，公羊派的理解是新王的一統，但它并沒有清算已經存在的舊基礎，在舊的基礎上，也就是在諸侯林立的基礎上建立新一統，新王而舊基礎，是沒法建立大一統的。
秦始皇出，以萬鈞之力，打破封建，建立一統！項羽出，以更大的雷霆之力，打破一統，恢複割據，而劉邦出，遂使天下複定于一。
幾次反複，新舊相争，新生力量終于勝利，但曆史的發展曲折多變，此後事實，并非一帆風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