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公羊學派之形成與大一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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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于此節何休引緯書作證曰：“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趍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
’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烏，化為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
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卻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
”“立法”本來為現在和以後，“現在”既不可行，隻好俟諸異日，但落實為漢立法，必須孔子先知，于是緯書在這方面有充分發揮。
緯書内容複雜，但不乏有用處，未可厚非也。
的确《公羊》大一統的思想沒有落空，漢武帝時代真正出現了大一統，《公羊》理想實現了。
但實現了的理想并不等于一個理想的現實。
這個現實仍然存在許多問題，公羊大師董仲舒曾經想用儒術粉飾這個現實，但粉飾的儒術隻是一種鼓吹而無當于現實，于是武帝失望，董仲舒無術，漢代始終是儒法并用的天下。
《公羊》産生于新舊交替之間，矛盾重重，反映在公羊學的理論上也是前後不一。
它一方面不能忘記諸侯割據的現實，一方面又在規劃大一統，理想與現實的矛盾，是任何一位改革者都會遭遇到的現實。
《公羊》于此遂調停于兩者之間，倡為“實與而文不與”的義法。
社會的發展，封建割據逐漸萎縮，天下趨向一統，新興的地主階級要建立大一統的天下取代諸侯之割據，《公羊》代表了這種傾向，充分肯定了這種理想；但現實是封建諸侯，現實的影響并不示弱于未來的理想，有時《公羊》也首鼠兩端，在義法上遂有“實與而文不與”，如《公羊》僖公元年雲：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
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
孰亡之？蓋狄滅之。
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
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
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
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
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
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僖公二年也有類似記載，狄滅衛，齊桓公城楚丘，封衛，而《春秋》諱言之。
《公羊》發揮道：“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
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此類事尚見于僖公十四年，文公十四年，宣公十一年，定公元年等《傳》。
我們比較《春秋》三傳的記載。
《左傳》于諸侯救邢遷于夷儀也是肯定的，說： 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
凡侯伯救患分災讨罪，禮也。
（僖公元年） 這是“實與而文亦與”，“凡”是五十凡，乃《左傳》中的主要義例。
“文”是原則，“實”是當時的實際，《公羊》之“文不與”，是依傳統原則表示反對，但按實際情況說，亦隻能如此。
《左傳》則原則、實際兩可之。
是《公羊》與《左傳》之原則有别，《公羊》原則是傳統，而《左傳》則遷就實際。
《谷梁》也完全肯定，“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
美齊侯之功也。
”這裡不存在“實與而文不與”，而美桓公。
于僖公二年事，則《谷梁》部分同于《公羊》而措辭不同，原文雲： 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
……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
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
（《谷梁》僖公二年） 《谷梁》與其仁而不與有義，我們很難理解《谷梁》關于“仁”、“義”的定義，無法估價，但不完全肯定可知。
為什麼《公羊》有這種“文”、“實”之間的矛盾，當然還是過渡期間的新舊交錯，理想與事實之别。
《公羊》的理想是建立大一統，在這種大一統的局面下，雖然建立諸侯，但諸侯上統于天子，而不得割據專封，不得相互吞并，夷狄而滅諸夏，尤為不許。
但發生了諸侯兼并，夷狄入侵的事實，齊桓公出，能夠北伐山戎南伐楚，代行天子方伯的職權，“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公羊》實際贊成這種舉動，也就是說希望維持一個表面一統的局面，因之諸侯有能行方伯職權者，實與之，但諸侯不得專封，而文不能與。
但這種局面不僅發生于諸侯間，而在侯國大夫間亦曾發生，《公羊》文公十
于此節何休引緯書作證曰：“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趍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
’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烏，化為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
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卻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
”“立法”本來為現在和以後，“現在”既不可行，隻好俟諸異日，但落實為漢立法，必須孔子先知，于是緯書在這方面有充分發揮。
緯書内容複雜，但不乏有用處，未可厚非也。
的确《公羊》大一統的思想沒有落空，漢武帝時代真正出現了大一統，《公羊》理想實現了。
但實現了的理想并不等于一個理想的現實。
這個現實仍然存在許多問題，公羊大師董仲舒曾經想用儒術粉飾這個現實，但粉飾的儒術隻是一種鼓吹而無當于現實，于是武帝失望，董仲舒無術，漢代始終是儒法并用的天下。
《公羊》産生于新舊交替之間，矛盾重重，反映在公羊學的理論上也是前後不一。
它一方面不能忘記諸侯割據的現實，一方面又在規劃大一統，理想與現實的矛盾，是任何一位改革者都會遭遇到的現實。
《公羊》于此遂調停于兩者之間，倡為“實與而文不與”的義法。
社會的發展，封建割據逐漸萎縮，天下趨向一統，新興的地主階級要建立大一統的天下取代諸侯之割據，《公羊》代表了這種傾向，充分肯定了這種理想；但現實是封建諸侯，現實的影響并不示弱于未來的理想，有時《公羊》也首鼠兩端，在義法上遂有“實與而文不與”，如《公羊》僖公元年雲：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
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
孰亡之？蓋狄滅之。
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
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
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
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
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
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僖公二年也有類似記載，狄滅衛，齊桓公城楚丘，封衛，而《春秋》諱言之。
《公羊》發揮道：“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
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此類事尚見于僖公十四年，文公十四年，宣公十一年，定公元年等《傳》。
我們比較《春秋》三傳的記載。
《左傳》于諸侯救邢遷于夷儀也是肯定的，說： 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
凡侯伯救患分災讨罪，禮也。
（僖公元年） 這是“實與而文亦與”，“凡”是五十凡，乃《左傳》中的主要義例。
“文”是原則，“實”是當時的實際，《公羊》之“文不與”，是依傳統原則表示反對，但按實際情況說，亦隻能如此。
《左傳》則原則、實際兩可之。
是《公羊》與《左傳》之原則有别，《公羊》原則是傳統，而《左傳》則遷就實際。
《谷梁》也完全肯定，“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
美齊侯之功也。
”這裡不存在“實與而文不與”，而美桓公。
于僖公二年事，則《谷梁》部分同于《公羊》而措辭不同，原文雲： 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
……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
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
（《谷梁》僖公二年） 《谷梁》與其仁而不與有義，我們很難理解《谷梁》關于“仁”、“義”的定義，無法估價，但不完全肯定可知。
為什麼《公羊》有這種“文”、“實”之間的矛盾，當然還是過渡期間的新舊交錯，理想與事實之别。
《公羊》的理想是建立大一統，在這種大一統的局面下，雖然建立諸侯，但諸侯上統于天子，而不得割據專封，不得相互吞并，夷狄而滅諸夏，尤為不許。
但發生了諸侯兼并，夷狄入侵的事實，齊桓公出，能夠北伐山戎南伐楚，代行天子方伯的職權，“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公羊》實際贊成這種舉動，也就是說希望維持一個表面一統的局面，因之諸侯有能行方伯職權者，實與之，但諸侯不得專封，而文不能與。
但這種局面不僅發生于諸侯間，而在侯國大夫間亦曾發生，《公羊》文公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