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公羊學派之形成與大一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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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公之與山戎，不必言戰，直言驅之可也，這是在“大”桓公之驅山戎，雖因操之過急而貶稱為人，亦“文不與而實與”。
此時凡能抵禦戎狄入侵，《公羊》都與之，如莊公十八年雲： 夏，公追戎于濟西。
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 為中國追也。
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
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
當夷狄未進于爵時，隻能是嚴夷夏之别，不能用夷變夏，故《公羊》雲： 大其為中國追。
“中國”是莊嚴的稱号，但是可變的稱号，所傳聞世，以王室為中國，諸夏為外；所聞世以諸夏為中國而外夷狄；所見世則夷狄進于爵而王者無外，無外為大，是為“大中國”，亦即大一統。
《公羊》莊公十年：“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午歸。
荊者何？州名也。
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
蔡侯獻午則何以名？絕。
曷為絕之？獲也。
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時楚為“夷”，蔡為“中國”，楚獲蔡侯，是“夷狄之獲中國”，這是《公羊》所不許，于是獲者，被獲者都遭貶絕。
“不與夷狄之獲中國”是反對“夷狄”之侵略中國；但“不與夷狄之主中國”有時卻是“文不與而實與”，因為《公羊》中的夷夏之分是可變的，不是種族上的區别，而是政治和文化上的分野，在政治與文化接近“中國”時，夷狄也就接近華夏，夷狄而入主“中國”，如有利于大一統也會加以肯定，如《公羊》哀公十二年雲：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
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
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
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而重吳，吳當時為夷狄，曷為重夷狄之主中國？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這是虛拟的一統，實不一統而文一統，一統則夷狄進于爵，大一統則天下無外，這是《公羊》書法中之最可取處。
我們多處強調，在《公羊》中的“中國”、“夏”與“夷狄”，不是狹隘的種族概念，它定義于政治與文化的水平，夷狄可進為“中國”，華夏可退為夷狄，所以在《公羊》中多處稱許夷狄，如昭公二十三年有雲：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齧。
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
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
于此，何休有最适當的《解诂》說：“中國所以異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
王室亂，莫肯救，君臣上下敗壞，亦新有夷狄之行，故不使主之。
”“中國”、“夷狄”之别在乎“尊尊”，尊尊是倫理概念，也是政治概念。
時王室已亂，而左右上下莫能正，敗壞無行，是“中國”而有夷狄行，亦新夷狄也，夷狄不能主中國，是“中國”不能主中國。
反之，如“夷狄”能匡王室而尊尊，“夷狄”亦新中國，中國當然可以入主中國。
這是《公羊》之最勝義，而何休發揮得當，兩千年來，何休為《公羊》之第一解人，其功在董仲舒上。
這種理論對于維護中國之一統，以及民族間的團結與融合都起了無比的作用。
夷狄而安于夷狄，永遠是儒家排斥的對象，自孔子起，即嚴夷夏之防，孟子、荀子莫不如此，所以孔子盛道齊桓、管仲，而許管仲以仁，以其能解救“中國不絕若線”的危險局面，但孔子的立場是維護一統，維護周天子之一統，是為“尊尊”。
孟子時代，王室淪為附庸，遂主張以新王而一統天下；荀子時代，大一統的局面更加成熟，韓非、李斯，出于荀門，一統局面由他們促成，但法家思想不同于儒家，秦的一統非儒家理想中的一統，漢繼秦立，漢高、文、景，都非儒家，于是儒家之大一統有待漢武帝之完成，而董仲舒出。
一統而排斥“夷狄”，隻能是“小一統”，《公羊》的理想是大一統，所以在《公羊》中稱許“夷狄”者，随處可見，貶“中國”的亦有多處，不存在狹隘的民族思想，華夏族及漢族的形成以及其所代表的燦爛文明，都是綜合群體而不單純。
但《公羊》的主張隻是理想，因為當時不存在“一統”，更沒有大一統，于是《公羊》隻能為後王立法，為後王立法是寄希望于将來，《公羊》哀公十四年有雲： 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
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
此時凡能抵禦戎狄入侵，《公羊》都與之，如莊公十八年雲： 夏，公追戎于濟西。
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 為中國追也。
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
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
當夷狄未進于爵時，隻能是嚴夷夏之别，不能用夷變夏，故《公羊》雲： 大其為中國追。
“中國”是莊嚴的稱号，但是可變的稱号，所傳聞世，以王室為中國，諸夏為外；所聞世以諸夏為中國而外夷狄；所見世則夷狄進于爵而王者無外，無外為大，是為“大中國”，亦即大一統。
《公羊》莊公十年：“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午歸。
荊者何？州名也。
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
蔡侯獻午則何以名？絕。
曷為絕之？獲也。
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時楚為“夷”，蔡為“中國”，楚獲蔡侯，是“夷狄之獲中國”，這是《公羊》所不許，于是獲者，被獲者都遭貶絕。
“不與夷狄之獲中國”是反對“夷狄”之侵略中國；但“不與夷狄之主中國”有時卻是“文不與而實與”，因為《公羊》中的夷夏之分是可變的，不是種族上的區别，而是政治和文化上的分野，在政治與文化接近“中國”時，夷狄也就接近華夏，夷狄而入主“中國”，如有利于大一統也會加以肯定，如《公羊》哀公十二年雲：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
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
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
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而重吳，吳當時為夷狄，曷為重夷狄之主中國？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這是虛拟的一統，實不一統而文一統，一統則夷狄進于爵，大一統則天下無外，這是《公羊》書法中之最可取處。
我們多處強調，在《公羊》中的“中國”、“夏”與“夷狄”，不是狹隘的種族概念，它定義于政治與文化的水平，夷狄可進為“中國”，華夏可退為夷狄，所以在《公羊》中多處稱許夷狄，如昭公二十三年有雲：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齧。
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
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
于此，何休有最适當的《解诂》說：“中國所以異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
王室亂，莫肯救，君臣上下敗壞，亦新有夷狄之行，故不使主之。
”“中國”、“夷狄”之别在乎“尊尊”，尊尊是倫理概念，也是政治概念。
時王室已亂，而左右上下莫能正，敗壞無行，是“中國”而有夷狄行，亦新夷狄也，夷狄不能主中國，是“中國”不能主中國。
反之，如“夷狄”能匡王室而尊尊，“夷狄”亦新中國，中國當然可以入主中國。
這是《公羊》之最勝義，而何休發揮得當，兩千年來，何休為《公羊》之第一解人，其功在董仲舒上。
這種理論對于維護中國之一統，以及民族間的團結與融合都起了無比的作用。
夷狄而安于夷狄，永遠是儒家排斥的對象，自孔子起，即嚴夷夏之防，孟子、荀子莫不如此，所以孔子盛道齊桓、管仲，而許管仲以仁，以其能解救“中國不絕若線”的危險局面，但孔子的立場是維護一統，維護周天子之一統，是為“尊尊”。
孟子時代，王室淪為附庸，遂主張以新王而一統天下；荀子時代，大一統的局面更加成熟，韓非、李斯，出于荀門，一統局面由他們促成，但法家思想不同于儒家，秦的一統非儒家理想中的一統，漢繼秦立，漢高、文、景，都非儒家，于是儒家之大一統有待漢武帝之完成，而董仲舒出。
一統而排斥“夷狄”，隻能是“小一統”，《公羊》的理想是大一統，所以在《公羊》中稱許“夷狄”者，随處可見，貶“中國”的亦有多處，不存在狹隘的民族思想，華夏族及漢族的形成以及其所代表的燦爛文明，都是綜合群體而不單純。
但《公羊》的主張隻是理想，因為當時不存在“一統”，更沒有大一統，于是《公羊》隻能為後王立法，為後王立法是寄希望于将來，《公羊》哀公十四年有雲： 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
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