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公羊學派之形成與大一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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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學派屬于儒家體系，因此有關本學派之形成必須從孔子談起。
《史記·孔子世家》記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後，子曰：“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于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
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
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
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存，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至于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春秋》為中國古代史籍之共名，《左傳》昭公二年記晉韓宣子聘于魯，“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是魯有《春秋》，《國語·晉語》雲羊舌肸習于《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曰“教之以春秋”。
晉楚當時本以《乘》及《梼杌》，名史，而《墨子·明鬼》又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史記彙注考證》作者說，“豈列國之史，皆曰春秋乎？或曰，春秋者，史記大共之名，故《釋名》雲，春秋立人事，卒歲而究備春秋”。
（見《史記·孔子世家》注） “春秋”本為史書之共名，故孟子雲，“詩亡然後春秋作”。
（《孟子·離婁》下）《詩》指史詩，世界各國多有史詩，為巫史之專職，社會進入文明階段後，巫變為史，而詩變為春秋。
孔子之《春秋》則因魯史而重修，此後各國春秋亡，《春秋》遂為孔子書之專稱。
史詩與春秋之大别有二： 1.史詩神人不分，神話與史實無别。
2.史詩無義法，而春秋别善惡。
《公羊傳》，哀公十四年記西狩獲麟後，孔子修《春秋》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亡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
”《春秋》而可以撥亂反正，是《春秋》為王者立法，為後王立法。
為王者立法乃聖王事，而孔子聖而非王，故有“素王”說，諸多非常異議可怪之論自此起矣。
公羊學實際是繼承孟、荀兩家學說而有所發展，孟、荀兩家雖然曆史學說與孔子不同，但他們同倡一統，比如“孟子見梁襄王……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朱注曰，“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在夷夏的問題上，孟子的理論也為公羊之可變體系建立下建築，比如孟子說，“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
（《孟子·滕文公》上）“用夏變夷”是夷可變為夏，雖然他不承認夏可變為夷。
荀子更多談“一天下”，如《荀子·非十二子》篇有“一天下，财萬物”，《荀子·仲尼》篇說“文王載百裡而天下一”。
公羊發展了“一天下”的說法，而倡大一統。
但公羊與孟子最大不同處，是公羊盛道齊桓而孟子說，“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
（《孟子·梁惠王》上）當公孫醜問曰： 夫子當路于齊，管仲，晏子之功，可複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其實仲尼本人道桓文之事，尤其是桓公與管仲，更是他稱許的人物，時當春秋，王綱已墜，而齊桓公因管仲之力得以一匡天下，使中國免于被發左衽，因之許管仲以“仁”。
時至戰國，周王已淪為附庸，七國并立，昔日夷狄已成華夏，故孟子雲，“吾聞用夏變夷者”，夷已變夏，但新夷又出；此時此地，以周天子為中心，而提倡霸主事業，已不可能，必須有新王出，一統天下，而不是恢複宗周之舊傳統，是以有“公羊學派”出，新王出，一天下，非複宗周之“文一統而實不一統”，故号為大一統。
大一統思想之深入人心，遂為後來廢封建建立郡縣之大一統，建立了思想基礎。
法家與公羊本相近，公羊為齊學；齊學、魯學同屬儒家，魯學遵傳統，而齊學貴創新，新的儒家遂多法家氣息，公羊如此，荀子如此，故雲公羊雖繼承孟、荀，在政治思想上則以荀子為主，漢代公羊大師董仲舒亦複如此。
《公羊傳》在開宗明義中首創大一統，隐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王者孰謂？謂文
《史記·孔子世家》記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後，子曰：“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于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
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
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
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存，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至于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春秋》為中國古代史籍之共名，《左傳》昭公二年記晉韓宣子聘于魯，“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是魯有《春秋》，《國語·晉語》雲羊舌肸習于《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曰“教之以春秋”。
晉楚當時本以《乘》及《梼杌》，名史，而《墨子·明鬼》又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史記彙注考證》作者說，“豈列國之史，皆曰春秋乎？或曰，春秋者，史記大共之名，故《釋名》雲，春秋立人事，卒歲而究備春秋”。
（見《史記·孔子世家》注） “春秋”本為史書之共名，故孟子雲，“詩亡然後春秋作”。
（《孟子·離婁》下）《詩》指史詩，世界各國多有史詩，為巫史之專職，社會進入文明階段後，巫變為史，而詩變為春秋。
孔子之《春秋》則因魯史而重修，此後各國春秋亡，《春秋》遂為孔子書之專稱。
史詩與春秋之大别有二： 1.史詩神人不分，神話與史實無别。
2.史詩無義法，而春秋别善惡。
《公羊傳》，哀公十四年記西狩獲麟後，孔子修《春秋》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亡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
”《春秋》而可以撥亂反正，是《春秋》為王者立法，為後王立法。
為王者立法乃聖王事，而孔子聖而非王，故有“素王”說，諸多非常異議可怪之論自此起矣。
公羊學實際是繼承孟、荀兩家學說而有所發展，孟、荀兩家雖然曆史學說與孔子不同，但他們同倡一統，比如“孟子見梁襄王……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朱注曰，“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在夷夏的問題上，孟子的理論也為公羊之可變體系建立下建築，比如孟子說，“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
（《孟子·滕文公》上）“用夏變夷”是夷可變為夏，雖然他不承認夏可變為夷。
荀子更多談“一天下”，如《荀子·非十二子》篇有“一天下，财萬物”，《荀子·仲尼》篇說“文王載百裡而天下一”。
公羊發展了“一天下”的說法，而倡大一統。
但公羊與孟子最大不同處，是公羊盛道齊桓而孟子說，“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
（《孟子·梁惠王》上）當公孫醜問曰： 夫子當路于齊，管仲，晏子之功，可複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其實仲尼本人道桓文之事，尤其是桓公與管仲，更是他稱許的人物，時當春秋，王綱已墜，而齊桓公因管仲之力得以一匡天下，使中國免于被發左衽，因之許管仲以“仁”。
時至戰國，周王已淪為附庸，七國并立，昔日夷狄已成華夏，故孟子雲，“吾聞用夏變夷者”，夷已變夏，但新夷又出；此時此地，以周天子為中心，而提倡霸主事業，已不可能，必須有新王出，一統天下，而不是恢複宗周之舊傳統，是以有“公羊學派”出，新王出，一天下，非複宗周之“文一統而實不一統”，故号為大一統。
大一統思想之深入人心，遂為後來廢封建建立郡縣之大一統，建立了思想基礎。
法家與公羊本相近，公羊為齊學；齊學、魯學同屬儒家，魯學遵傳統，而齊學貴創新，新的儒家遂多法家氣息，公羊如此，荀子如此，故雲公羊雖繼承孟、荀，在政治思想上則以荀子為主，漢代公羊大師董仲舒亦複如此。
《公羊傳》在開宗明義中首創大一統，隐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王者孰謂？謂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