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統天下的理想制度——兼論宗周之禮樂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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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君相見，得歌《大雅》，則士大夫相見，得歌《小雅》，差之宜也。
”歌詩各得其宜，亦即各得其所。
孔子所謂，“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各得其所”。
周初統治者尤其是周公，改變了過去“禮”之商業交換性質，而有所謂“制禮作樂”，禮必有樂，而樂與舞合，是謂儀，故吳季劄得以觀樂。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孔穎達疏吳季劄于魯觀樂雲，“樂之為樂，有歌有舞。
歌則詠其辭，而以聲播之，舞則動其容而以曲随之。
……季劄請觐周樂，魯人以次而舞，每見一舞各有所歎，故以見舞為文，不言為之舞也。
且歌則聽其聲，舞則觀其容。
……禮法歌在堂而舞在庭，故《郊特牲》雲，歌者在上，瓠竹在下，貴人聲也。
以貴人聲，樂必先歌後舞，故魯為季劄先歌諸詩而後舞諸樂。
”因此顧颉剛先生說《詩經》所錄全為樂歌，《墨子·公孟》篇曾經說：“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
”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中也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 《詩經》是樂歌，而貫穿于士的日常生活中，在《儀禮·鄉次酒》、《鄉射》及《燕禮》各篇中，我們可以看到其中的禮樂程序： 鄉飲酒之禮：…… 衆賓序升，即席…… 設席于堂廉東上。
工四人二瑟，瑟先。
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挎越，内弦，右手相。
樂正先升，立于西街東。
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
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工不辭洗，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
樂《南陔》、《白華》、《華黍》。
……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儀》。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繁》、《采》。
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
樂正告子賓，乃降。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觯阼階上，北面酬主人。
……主人曰：請坐于賓。
賓辭以俎，主人請徹俎……衆賓皆降。
脫屦，揖讓如初，升，坐乃羞，無筭爵，無筭樂。
賓出奏《陔》。
…… 明日，賓服鄉服以拜賜，主人如賓服以拜辱。
主人釋服，乃息司正。
無介，不殺，薦脯醢，羞唯所有，征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賓介不與，鄉樂唯欲。
顧颉剛先生解釋說：“讀了這一段，可以知道典禮中所用的樂歌有三種：①正歌，②無筭樂，③鄉樂。
正歌是在行禮時用的；無筭樂是在禮畢坐燕時用的；鄉樂是在慰勞司正時用的。
正歌義取嚴重，無筭樂則多量的演奏，期于盡歡，猶之乎‘無筭爵’的期于‘無不醉’；鄉樂則随便，猶之乎‘羞唯所有’，有什麼是什麼了。
鄉樂，鄭玄注道：‘周南、召南六篇之中唯所欲作，不從次也。
’他為什麼這般說呢？賈公彥疏道，‘上注以《二南》為卿大夫之樂，小雅為諸侯之樂，故知二南也。
’他這話如果是确實的，那麼，鄉飲酒原是卿大夫之禮，他們為什麼要在正歌中奏諸侯用的《鹿鳴》諸篇呢？為什麼賓出時要奏天子用的《陔》呢？所以這鄉樂一名，我以為應該作鄉土之樂解，才對。
因為慰勞司正是一件不嚴重的禮節，所以吃的東西，隻要有什麼是什麼，聽的東西也隻要點什麼是什麼。
鄉土之樂是最不嚴重的，故便在那時奏了。
”（《古史辨》第三冊《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 先生的解釋有許多正确的東西，但“鄉樂”不能解作“鄉土之樂”，鄉土之樂同于野樂，鄭玄注《周禮·旄人》之《散樂》說，“野人為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矣。
”顧先生正是作這種理解。
其實，在周代，鄉與野正好對立，鄉之居民為士，而野之居民為庶人；士、庶之分正好是鄉、野之分，即國、野之分。
《儀禮》是士禮，亦鄉禮，故多以鄉名篇，如《鄉飲》、《鄉射》，或以“士”名篇，如《士喪》、《士虞》；其實都屬士禮，即封建貴族禮，“士”其中最低級，人數多，故以士禮說封建貴族禮。
原來，士之職為自由農民，以别于依附農民之野人，于是“士庶人”乃農民之“大名”。
鄉禮鄉樂不同于野人禮樂，戰國而後，士庶不分，鄉樂野樂也漸混淆。
詩樂作為禮儀通行于士大夫中，賦詩亦是交換思想的一種工具，故雲“詩言志”，他們在交際上、宴會席上都是如此。
在春秋時代，我們可以看到許多這種故事，如《左傳》昭公十二年： 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
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将何以在。
” 華定愚蠢，不通于詩，不谙于禮，故雲“必亡”！又如襄公十六年《左傳》有： 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
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
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
”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
于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戍、衛甯殖、鄭公孫虿、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讨不庭。
” “歌詩必類”是外交場合下的原則，必有類于其身份地位，否則必有大禍，所以當時在外交宴會時，選擇人才，以期“歌詩必類”，《左傳》僖公二十三年記普重耳到秦： 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
”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
趙衰曰：“重耳拜賜。
”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
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 對此颉剛先生解釋說重耳“所以拜賜的原故因為《六月篇》是周宣王命尹吉甫帥師伐狁的事，詩上有‘王于出征，以佐天子’的話，秦穆公賦它，是表示他對重耳的一番期望，所以重耳應該拜謝他的厚意。
可見宴會賦詩是要主賓互相稱美和祝頌，使得各人的好意從歌詩裡表現出來，同時要受的方面知道賦詩的人的好意，表現出受詩以後的快樂和謙謝”。
先生的意思是對的，這也符合于民族學家所說“Potlatch”原則，在“Potlatch”的宴會上，主會者要表示出自己的威嚴和身份，使對方承認，其意義是相同的。
又如《左傳》昭公二年有： 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
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之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公享公，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
”武子賦《節》之卒章。
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
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
”遂賦《甘棠》。
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 季武子賦《緜》之末章，是贊美韓宣子懂道理和有能力。
所謂“無忘《角弓》”，因《角弓》有“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季武子是感謝他聯絡兩國的美意。
《甘棠》是以召公來比韓宣子，而宣子遜謝不遑說“無以及召公”！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的一段記事更是有名的賦詩會：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産、子大叔二子石從。
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
請皆賦以卒君贶；武亦以觀七子之志。
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鹑之贲贲》……子西賦《黍苗》……子産賦《隰桑》，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
……” 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 以上子展賦《草蟲》，子産賦《隰桑》，都是借此表示對于趙孟的思慕。
子西賦《黍苗》是贊美召伯的功勞，并借此以表示趙孟是召伯一流。
印段賦《蟋蟀》，其中有“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意為趙孟行不荒淫，而趙孟亦稱贊對方賦此為“保家之主”。
公孫段賦《桑扈》，稱頌君子“受天之祐”為“萬邦之屏”，末句為“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所以趙孟答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而伯有賦《鹑之贲贲》是奇怪的事，本詩主旨，有“人之無良，我以為兄”，“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隻有怨恨而和諧，所以趙孟說，“床笫之言不踰阈”，而結果是“其能久乎”！ 顧颉剛先生在《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一文中，詳細地說明了詩經流行的情況，這種情況是從西周流傳下來的。
由此我們知道，當時的士族皆熟于詩，用詩達禮，而構成當時的“禮樂文明”！這和“文明”加上儒家之理想，遂成為一統天下的理想制度。
”歌詩各得其宜，亦即各得其所。
孔子所謂，“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各得其所”。
周初統治者尤其是周公，改變了過去“禮”之商業交換性質，而有所謂“制禮作樂”，禮必有樂，而樂與舞合，是謂儀，故吳季劄得以觀樂。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孔穎達疏吳季劄于魯觀樂雲，“樂之為樂，有歌有舞。
歌則詠其辭，而以聲播之，舞則動其容而以曲随之。
……季劄請觐周樂，魯人以次而舞，每見一舞各有所歎，故以見舞為文，不言為之舞也。
且歌則聽其聲，舞則觀其容。
……禮法歌在堂而舞在庭，故《郊特牲》雲，歌者在上，瓠竹在下，貴人聲也。
以貴人聲，樂必先歌後舞，故魯為季劄先歌諸詩而後舞諸樂。
”因此顧颉剛先生說《詩經》所錄全為樂歌，《墨子·公孟》篇曾經說：“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
”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中也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 《詩經》是樂歌，而貫穿于士的日常生活中，在《儀禮·鄉次酒》、《鄉射》及《燕禮》各篇中，我們可以看到其中的禮樂程序： 鄉飲酒之禮：…… 衆賓序升，即席…… 設席于堂廉東上。
工四人二瑟，瑟先。
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挎越，内弦，右手相。
樂正先升，立于西街東。
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
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工不辭洗，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
樂《南陔》、《白華》、《華黍》。
……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儀》。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繁》、《采》。
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
樂正告子賓，乃降。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觯阼階上，北面酬主人。
……主人曰：請坐于賓。
賓辭以俎，主人請徹俎……衆賓皆降。
脫屦，揖讓如初，升，坐乃羞，無筭爵，無筭樂。
賓出奏《陔》。
…… 明日，賓服鄉服以拜賜，主人如賓服以拜辱。
主人釋服，乃息司正。
無介，不殺，薦脯醢，羞唯所有，征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賓介不與，鄉樂唯欲。
顧颉剛先生解釋說：“讀了這一段，可以知道典禮中所用的樂歌有三種：①正歌，②無筭樂，③鄉樂。
正歌是在行禮時用的；無筭樂是在禮畢坐燕時用的；鄉樂是在慰勞司正時用的。
正歌義取嚴重，無筭樂則多量的演奏，期于盡歡，猶之乎‘無筭爵’的期于‘無不醉’；鄉樂則随便，猶之乎‘羞唯所有’，有什麼是什麼了。
鄉樂，鄭玄注道：‘周南、召南六篇之中唯所欲作，不從次也。
’他為什麼這般說呢？賈公彥疏道，‘上注以《二南》為卿大夫之樂，小雅為諸侯之樂，故知二南也。
’他這話如果是确實的，那麼，鄉飲酒原是卿大夫之禮，他們為什麼要在正歌中奏諸侯用的《鹿鳴》諸篇呢？為什麼賓出時要奏天子用的《陔》呢？所以這鄉樂一名，我以為應該作鄉土之樂解，才對。
因為慰勞司正是一件不嚴重的禮節，所以吃的東西，隻要有什麼是什麼，聽的東西也隻要點什麼是什麼。
鄉土之樂是最不嚴重的，故便在那時奏了。
”（《古史辨》第三冊《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 先生的解釋有許多正确的東西，但“鄉樂”不能解作“鄉土之樂”，鄉土之樂同于野樂，鄭玄注《周禮·旄人》之《散樂》說，“野人為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矣。
”顧先生正是作這種理解。
其實，在周代，鄉與野正好對立，鄉之居民為士，而野之居民為庶人；士、庶之分正好是鄉、野之分，即國、野之分。
《儀禮》是士禮，亦鄉禮，故多以鄉名篇，如《鄉飲》、《鄉射》，或以“士”名篇，如《士喪》、《士虞》；其實都屬士禮，即封建貴族禮，“士”其中最低級，人數多，故以士禮說封建貴族禮。
原來，士之職為自由農民，以别于依附農民之野人，于是“士庶人”乃農民之“大名”。
鄉禮鄉樂不同于野人禮樂，戰國而後，士庶不分，鄉樂野樂也漸混淆。
詩樂作為禮儀通行于士大夫中，賦詩亦是交換思想的一種工具，故雲“詩言志”，他們在交際上、宴會席上都是如此。
在春秋時代，我們可以看到許多這種故事，如《左傳》昭公十二年： 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
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将何以在。
” 華定愚蠢，不通于詩，不谙于禮，故雲“必亡”！又如襄公十六年《左傳》有： 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
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
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
”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
于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戍、衛甯殖、鄭公孫虿、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讨不庭。
” “歌詩必類”是外交場合下的原則，必有類于其身份地位，否則必有大禍，所以當時在外交宴會時，選擇人才，以期“歌詩必類”，《左傳》僖公二十三年記普重耳到秦： 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
”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
趙衰曰：“重耳拜賜。
”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
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 對此颉剛先生解釋說重耳“所以拜賜的原故因為《六月篇》是周宣王命尹吉甫帥師伐狁的事，詩上有‘王于出征，以佐天子’的話，秦穆公賦它，是表示他對重耳的一番期望，所以重耳應該拜謝他的厚意。
可見宴會賦詩是要主賓互相稱美和祝頌，使得各人的好意從歌詩裡表現出來，同時要受的方面知道賦詩的人的好意，表現出受詩以後的快樂和謙謝”。
先生的意思是對的，這也符合于民族學家所說“Potlatch”原則，在“Potlatch”的宴會上，主會者要表示出自己的威嚴和身份，使對方承認，其意義是相同的。
又如《左傳》昭公二年有： 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
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之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公享公，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
”武子賦《節》之卒章。
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
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
”遂賦《甘棠》。
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 季武子賦《緜》之末章，是贊美韓宣子懂道理和有能力。
所謂“無忘《角弓》”，因《角弓》有“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季武子是感謝他聯絡兩國的美意。
《甘棠》是以召公來比韓宣子，而宣子遜謝不遑說“無以及召公”！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的一段記事更是有名的賦詩會：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産、子大叔二子石從。
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
請皆賦以卒君贶；武亦以觀七子之志。
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鹑之贲贲》……子西賦《黍苗》……子産賦《隰桑》，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
……” 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 以上子展賦《草蟲》，子産賦《隰桑》，都是借此表示對于趙孟的思慕。
子西賦《黍苗》是贊美召伯的功勞，并借此以表示趙孟是召伯一流。
印段賦《蟋蟀》，其中有“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意為趙孟行不荒淫，而趙孟亦稱贊對方賦此為“保家之主”。
公孫段賦《桑扈》，稱頌君子“受天之祐”為“萬邦之屏”，末句為“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所以趙孟答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而伯有賦《鹑之贲贲》是奇怪的事，本詩主旨，有“人之無良，我以為兄”，“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隻有怨恨而和諧，所以趙孟說，“床笫之言不踰阈”，而結果是“其能久乎”！ 顧颉剛先生在《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一文中，詳細地說明了詩經流行的情況，這種情況是從西周流傳下來的。
由此我們知道，當時的士族皆熟于詩，用詩達禮，而構成當時的“禮樂文明”！這和“文明”加上儒家之理想，遂成為一統天下的理想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