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統天下的理想制度——兼論宗周之禮樂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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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襄公四年，“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二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
穆叔所以不拜，《魯語》比《左傳》講得明白，說：“夫先樂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飨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綿，則兩君相見之樂也。
今伶蕭歌及歌及鹿鳴之三（即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君之所以贶使臣，臣敢不拜贶。
”是因爵位，等級上不可差忒的緣故。
對于飨食，《周語》記有定王的贊詞： 擇其親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笾，修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彜，陳其鼎俎，淨其巾幂，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于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币宴貨，以示容合好。
這闡發的典禮意義是明确的。
至于《左傳》僖公二十二年，“丁醜楚子入飨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笾豆六品”。
《晉語》：“（晉文公）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
”都在賓主等級關系上不合規程，但可借以知道王飨元侯是用九獻，庭實旅百和加笾豆六品。
以上對比《左傳》、《國語》所述冠禮、喪禮、聘禮與《儀禮》相應，而朝禮、飨禮也獲得充分根據，證明這些典禮在春秋時的現實生活中經常舉行。
沈先生的意見是正确的，宗周實行過的典禮，到春秋時仍然流行，無論《尚書》、《逸周書》、《毛詩》，或《左傳》、《國語》都可以證明；而最能證明典禮先于禮書而存在的事實莫過于孔門《論語》，孔子重禮，《論語》述禮不下四十餘章，可以看出，當時禮書還沒有制成，而由禮儀和禮物構成的典禮在普遍實行。
在沈文倬教授所叙述外，我們還補充一點，即有現在規模的《儀禮》一書，當時雖沒有成書，但有關條文，即典禮條文，不能沒有，否則實行無據，不能以意度之。
典禮規格嚴，條例細，相禮者都是專業人員，都是根據典禮條文行事。
比如《左傳》魯文公六年，“秋季文子将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
如果無典例條文，季文子将何所求？禮文藏于官府，不在私人手内，故須求之以行。
《儀禮》之成書，亦根據禮文，加以整齊而行于世。
沈文倬先生曾經以先秦古籍證《儀禮》，說明它不可能出于後人僞造，我也作過相似工作，曾經舉出幾十條禮文，說明《儀禮》曾實行于西周及春秋時，雖然所舉例證僅及《儀禮》三千之一小部，但通過《聘禮》之“聘遭喪，入竟則遂”之見于《左傳》文公六年；季文子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文，以及孔子及其弟子之為擯，都可以說明當時通行之禮文淵源有自。
《周禮》、《儀禮》表現了宗周以來的禮樂文明，《禮記》内容比較龐雜，本身内容并不協調一緻，蓋合齊魯諸儒之有關著作合編為一者，其中《禮運》一篇，經清末康有為以之與《公羊》三世學說相結合，其中之大同學說，遂為大一統思想之極緻，《禮運》開頭道： 昔者仲尼與于蠟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喟然而歎。
仲尼之歎，蓋歎魯也。
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
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
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
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
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衆以為殃，是為小康。
這是一篇千古不朽的傑作，自禹湯文武周公起為“小康”，這是中國階級社會的開端，這是“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
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
無論從任何角度看，這是有關中國社會發展史的最佳論述，可貴之處，這是兩千年前的論述。
無論在文獻記載上，考古發掘上，或者是民族學的比較研究上，我們都可以說明夏代是中國古代階級社會開始的時代（或者上及有虞），而商是奴隸制社會，宗周是領主封建；因為虞夏商周是不同的民族系統，不必是前後相承的關系，也就是說，周代之領主封建不是由殷商奴隸制演變的結果。
在《禮運》中，在兩千年前學者中已經确認夏、商、周是階級社會，已經是禮樂文明時代，但這是“小康”，因為“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它不能比于“大同”，那是“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
這是理想世界，在社會發展史上，這是“大道之行也”的階段，“大道既隐”而有小康。
“大道”即理想世界，這是無階級社會，當屬原始氏族社會，氏族社會雖無階級而不文明，當然難稱“大同”，所以他們的“大同”或者是“大道之行”是無階級加上文明，是“大道複興”，而不是“返祖”或者倒退。
他們使“過去”變作“未來”，這時間上的颠倒，是儒家富于想象的結果。
“過去”不可能是“未來”，但過去變作未來，是發展的曆史觀，不能說儒家是複古主義。
這種思想構成公羊學派的主要思想内容，“三世”的理論以過去為“據亂”，現在為“小康”，将來為“大同”，都是在以時間代表曆史，而曆史是時間坐标，如今時間變成曆史的坐标！ 孔子雖然慨歎夏、商兩代文獻不足征，但究竟還是有文獻可言，在《禮記》中關于虞夏以來的描述是： 鸾車有虞氏之路也，鈎車夏後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
有虞氏之旂，夏後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米廪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後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泮宮周學也。
有虞氏祭首，夏後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有虞氏官五十，夏後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有翣氏之綏，夏後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禮記·明堂位》）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堯。
夏後氏亦禘黃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
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湯。
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禮記·祭法》）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後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
虞夏商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禮記·祭義》）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
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禮記·表記》） 在《禮記》中涉及古代帝王者絕不止此，但有具體文化事業可言者，僅此四代；有時說夏、商、周三代。
這四代或三代的古代文明不是後人的編造或僞托，它出于史官或者是更早的神、巫，在史家史書以前，是神、巫傳史的神代，也就是史詩的階段：“詩亡然後春秋作”，說明了史詩與史書的遞嬗。
以上所謂“虞夏之質，殷周之文”也就是文化之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
四代或三代為中國階級社會之小康階段，結合到荀子的曆史學說，“大同”是大儒之效，“小康”是雅儒之效。
荀子的政治曆史學說近于《公羊》，因之其俗儒、雅儒、大儒之說亦近于《公羊》三世說。
在《荀子·儒效》篇中荀子反複說明“三儒”的區别，如： 彼大儒者雖隐于窮閻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争名……用百裡之地而千裡之國莫能與之争勝。
笞棰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征也。
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儉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
……通則一天下。
窮則獨立貴名。
……仲尼子弓是也。
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
不
穆叔所以不拜，《魯語》比《左傳》講得明白，說：“夫先樂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飨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綿，則兩君相見之樂也。
今伶蕭歌及歌及鹿鳴之三（即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君之所以贶使臣，臣敢不拜贶。
”是因爵位，等級上不可差忒的緣故。
對于飨食，《周語》記有定王的贊詞： 擇其親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笾，修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彜，陳其鼎俎，淨其巾幂，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于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币宴貨，以示容合好。
這闡發的典禮意義是明确的。
至于《左傳》僖公二十二年，“丁醜楚子入飨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笾豆六品”。
《晉語》：“（晉文公）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
”都在賓主等級關系上不合規程，但可借以知道王飨元侯是用九獻，庭實旅百和加笾豆六品。
以上對比《左傳》、《國語》所述冠禮、喪禮、聘禮與《儀禮》相應，而朝禮、飨禮也獲得充分根據，證明這些典禮在春秋時的現實生活中經常舉行。
沈先生的意見是正确的，宗周實行過的典禮，到春秋時仍然流行，無論《尚書》、《逸周書》、《毛詩》，或《左傳》、《國語》都可以證明；而最能證明典禮先于禮書而存在的事實莫過于孔門《論語》，孔子重禮，《論語》述禮不下四十餘章，可以看出，當時禮書還沒有制成，而由禮儀和禮物構成的典禮在普遍實行。
在沈文倬教授所叙述外，我們還補充一點，即有現在規模的《儀禮》一書，當時雖沒有成書，但有關條文，即典禮條文，不能沒有，否則實行無據，不能以意度之。
典禮規格嚴，條例細，相禮者都是專業人員，都是根據典禮條文行事。
比如《左傳》魯文公六年，“秋季文子将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
如果無典例條文，季文子将何所求？禮文藏于官府，不在私人手内，故須求之以行。
《儀禮》之成書，亦根據禮文，加以整齊而行于世。
沈文倬先生曾經以先秦古籍證《儀禮》，說明它不可能出于後人僞造，我也作過相似工作，曾經舉出幾十條禮文，說明《儀禮》曾實行于西周及春秋時，雖然所舉例證僅及《儀禮》三千之一小部，但通過《聘禮》之“聘遭喪，入竟則遂”之見于《左傳》文公六年；季文子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文，以及孔子及其弟子之為擯，都可以說明當時通行之禮文淵源有自。
《周禮》、《儀禮》表現了宗周以來的禮樂文明，《禮記》内容比較龐雜，本身内容并不協調一緻，蓋合齊魯諸儒之有關著作合編為一者，其中《禮運》一篇，經清末康有為以之與《公羊》三世學說相結合，其中之大同學說，遂為大一統思想之極緻，《禮運》開頭道： 昔者仲尼與于蠟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喟然而歎。
仲尼之歎，蓋歎魯也。
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
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
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
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
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衆以為殃，是為小康。
這是一篇千古不朽的傑作，自禹湯文武周公起為“小康”，這是中國階級社會的開端，這是“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
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
無論從任何角度看，這是有關中國社會發展史的最佳論述，可貴之處，這是兩千年前的論述。
無論在文獻記載上，考古發掘上，或者是民族學的比較研究上，我們都可以說明夏代是中國古代階級社會開始的時代（或者上及有虞），而商是奴隸制社會，宗周是領主封建；因為虞夏商周是不同的民族系統，不必是前後相承的關系，也就是說，周代之領主封建不是由殷商奴隸制演變的結果。
在《禮運》中，在兩千年前學者中已經确認夏、商、周是階級社會，已經是禮樂文明時代，但這是“小康”，因為“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它不能比于“大同”，那是“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
這是理想世界，在社會發展史上，這是“大道之行也”的階段，“大道既隐”而有小康。
“大道”即理想世界，這是無階級社會，當屬原始氏族社會，氏族社會雖無階級而不文明，當然難稱“大同”，所以他們的“大同”或者是“大道之行”是無階級加上文明，是“大道複興”，而不是“返祖”或者倒退。
他們使“過去”變作“未來”，這時間上的颠倒，是儒家富于想象的結果。
“過去”不可能是“未來”，但過去變作未來，是發展的曆史觀，不能說儒家是複古主義。
這種思想構成公羊學派的主要思想内容，“三世”的理論以過去為“據亂”，現在為“小康”，将來為“大同”，都是在以時間代表曆史，而曆史是時間坐标，如今時間變成曆史的坐标！ 孔子雖然慨歎夏、商兩代文獻不足征，但究竟還是有文獻可言，在《禮記》中關于虞夏以來的描述是： 鸾車有虞氏之路也，鈎車夏後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
有虞氏之旂，夏後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米廪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後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泮宮周學也。
有虞氏祭首，夏後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有虞氏官五十，夏後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有翣氏之綏，夏後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禮記·明堂位》）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堯。
夏後氏亦禘黃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
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湯。
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禮記·祭法》）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後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
虞夏商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禮記·祭義》）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
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禮記·表記》） 在《禮記》中涉及古代帝王者絕不止此，但有具體文化事業可言者，僅此四代；有時說夏、商、周三代。
這四代或三代的古代文明不是後人的編造或僞托，它出于史官或者是更早的神、巫，在史家史書以前，是神、巫傳史的神代，也就是史詩的階段：“詩亡然後春秋作”，說明了史詩與史書的遞嬗。
以上所謂“虞夏之質，殷周之文”也就是文化之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
四代或三代為中國階級社會之小康階段，結合到荀子的曆史學說，“大同”是大儒之效，“小康”是雅儒之效。
荀子的政治曆史學說近于《公羊》，因之其俗儒、雅儒、大儒之說亦近于《公羊》三世說。
在《荀子·儒效》篇中荀子反複說明“三儒”的區别，如： 彼大儒者雖隐于窮閻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争名……用百裡之地而千裡之國莫能與之争勝。
笞棰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征也。
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儉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
……通則一天下。
窮則獨立貴名。
……仲尼子弓是也。
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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