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秦儒家之一統思想——兼論“炎黃”“華夏”兩實體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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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曉，但在新的夷狄交侵時代，孟子、荀子在一統問題上遂有新的起點。
在思想體系上孟子、荀子都發揮了孔子之一體，孟子談仁而荀子重禮，但在政治思想上他們對管仲評價不同于孔子。
當孟子與公孫醜評價管仲的時候： 公孫醜問曰：夫子當路于齊，管仲晏子之功，可複許乎？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子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
曾子弗色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于管仲。
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于是。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 曰：以齊王猶反手也。
（《孟子·公孫醜》上） 戰國時代已不同于春秋，春秋時代，齊桓尚可以尊王攘夷相号召，霸天下雖實非一統，尚可以文為一統。
戰國，周天子淪為附庸，王無可尊，而夷已為夏，當時需要新王而非周天子，諸侯不求霸而求王，所以孟子也說“以齊王猶反手也”。
齊可以王，晉可以王，楚、吳、越亦可以王，而不必王于周。
這是新的一統，但談何容易，公孫醜也有疑問說： 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
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幹、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
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裡起，是以難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磁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夏後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裡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時者也，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孟子·公孫醜》上） 孟子志在新王，夏、殷都已過去，周亦過去，所以說“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時者也，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
霸者隻是維系王綱于不墜，貌為一統，實不一統，時至戰國，王綱已墜，而民在倒懸，人民之望新王猶大旱之望雲霓，所以王者易作，而孟子躍躍欲試，故雲“以齊王猶反手也”。
孟子求王而不許霸，孔子尚望周之複興，故雲“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周不可東而求霸，故重齊桓而仁管仲。
孟子之時，霸已無所作為，一不能尊王，二不能攘狄。
舊王式微，舊夷已夏，而新夷非先王之道，距華夏尚遠，所以孟子說：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
陳良楚産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于中國。
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今也南蠻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于曾子矣。
吾聞出于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
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從此看出孟子對于所謂“戎狄”的态度，不同于孔子，雖然他也說“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
其實在孔子的思想中以及在後來的公羊學派中，夷夏是可以互變的，夷狄可以進為中國，中國可以退為夷狄。
夷夏是可變的實體，不是不變的頑石。
孟子之“用夏變夷”仍是居高臨下之施教，相反，夏不能變為夷，夏高于夷，周公攘夷，但孟子不與齊桓之霸業。
霸業倡尊王攘夷，王即周天子，而戰國時代，周天子實不存在，孟子意在新王，諸侯行仁政者可以當新王，因此孟子薄齊桓而輕管仲。
荀子後于孟子，天下重新一統的趨勢明朗，天下一統的要求更加強烈，荀子說： 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
以是千官也，令行于諸夏之國謂之王；以是百官也，令行于境内，國雖不安，不至于廢易遂亡，謂之君。
（《荀子·正論》） “令行于諸夏之國謂之王”，即王天下，此天下以諸侯為主，而四裔各族因文化形态不同，而有不同之服制。
故戰國時代有所謂五服制度。
五服、五等爵及天下六官制，都為戰國時代根據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各種制度而典型化，統一化的政治、經濟以及禮樂制度，制成法典，是為《三禮》，即《周禮》、《儀禮》及《禮記》中之若幹篇。
《荀子·正論》又雲： 世俗之為說者曰：湯武不能禁令。
是何也？曰，楚越不受制。
是不然，湯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
湯居亳，武王居鄗，皆百裡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曷為楚越獨不受制也。
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勢而制械用，稱遠迩而等貢獻，豈必齊哉！……土地刑制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故諸夏之國，同服同儀，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
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終王。
日祭月祀，時享歲貢，夫是之謂視形勢而制械用，稱遠迩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
彼楚越者，且時享歲貢終王之屬也，必齊之日祭月祀之屬，然後曰受制邪，是規磨之說也。
問中之瘠也，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
（《荀子·正論》） 這是因形制不同，遠近各異，而有不同的服制。
在宗周時代，在現存文獻中，無完整之五服制，但周天子對于諸侯國，因遠近親疏而有不同的要求，則有明證，管仲之責楚包茅，是楚與周之關系不同于魯晉。
服制是存在的，一如爵位之存在，但未如後來之整齊規劃。
荀子之“天下為一”是大一統，但大一統内并不等齊，荒服、要服不同于日祭月祀。
荀子未能使荒服、要服與日祭月祀者互相變易，與後來公羊之大一統比，未達一間，但猶勝于孟子之排斥夷狄者。
公羊學派蓋由此發展并采納孔子之夷夏之可變說，大一統理論遂至完善無尤的境界。
在思想體系上孟子、荀子都發揮了孔子之一體，孟子談仁而荀子重禮，但在政治思想上他們對管仲評價不同于孔子。
當孟子與公孫醜評價管仲的時候： 公孫醜問曰：夫子當路于齊，管仲晏子之功，可複許乎？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子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
曾子弗色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于管仲。
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于是。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 曰：以齊王猶反手也。
（《孟子·公孫醜》上） 戰國時代已不同于春秋，春秋時代，齊桓尚可以尊王攘夷相号召，霸天下雖實非一統，尚可以文為一統。
戰國，周天子淪為附庸，王無可尊，而夷已為夏，當時需要新王而非周天子，諸侯不求霸而求王，所以孟子也說“以齊王猶反手也”。
齊可以王，晉可以王，楚、吳、越亦可以王，而不必王于周。
這是新的一統，但談何容易，公孫醜也有疑問說： 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
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幹、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
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裡起，是以難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磁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夏後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裡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時者也，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孟子·公孫醜》上） 孟子志在新王，夏、殷都已過去，周亦過去，所以說“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時者也，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
霸者隻是維系王綱于不墜，貌為一統，實不一統，時至戰國，王綱已墜，而民在倒懸，人民之望新王猶大旱之望雲霓，所以王者易作，而孟子躍躍欲試，故雲“以齊王猶反手也”。
孟子求王而不許霸，孔子尚望周之複興，故雲“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周不可東而求霸，故重齊桓而仁管仲。
孟子之時，霸已無所作為，一不能尊王，二不能攘狄。
舊王式微，舊夷已夏，而新夷非先王之道，距華夏尚遠，所以孟子說：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
陳良楚産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于中國。
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今也南蠻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于曾子矣。
吾聞出于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
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從此看出孟子對于所謂“戎狄”的态度，不同于孔子，雖然他也說“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
其實在孔子的思想中以及在後來的公羊學派中，夷夏是可以互變的，夷狄可以進為中國，中國可以退為夷狄。
夷夏是可變的實體，不是不變的頑石。
孟子之“用夏變夷”仍是居高臨下之施教，相反，夏不能變為夷，夏高于夷，周公攘夷，但孟子不與齊桓之霸業。
霸業倡尊王攘夷，王即周天子，而戰國時代，周天子實不存在，孟子意在新王，諸侯行仁政者可以當新王，因此孟子薄齊桓而輕管仲。
荀子後于孟子，天下重新一統的趨勢明朗，天下一統的要求更加強烈，荀子說： 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
以是千官也，令行于諸夏之國謂之王；以是百官也，令行于境内，國雖不安，不至于廢易遂亡，謂之君。
（《荀子·正論》） “令行于諸夏之國謂之王”，即王天下，此天下以諸侯為主，而四裔各族因文化形态不同，而有不同之服制。
故戰國時代有所謂五服制度。
五服、五等爵及天下六官制，都為戰國時代根據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各種制度而典型化，統一化的政治、經濟以及禮樂制度，制成法典，是為《三禮》，即《周禮》、《儀禮》及《禮記》中之若幹篇。
《荀子·正論》又雲： 世俗之為說者曰：湯武不能禁令。
是何也？曰，楚越不受制。
是不然，湯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
湯居亳，武王居鄗，皆百裡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曷為楚越獨不受制也。
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勢而制械用，稱遠迩而等貢獻，豈必齊哉！……土地刑制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故諸夏之國，同服同儀，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
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終王。
日祭月祀，時享歲貢，夫是之謂視形勢而制械用，稱遠迩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
彼楚越者，且時享歲貢終王之屬也，必齊之日祭月祀之屬，然後曰受制邪，是規磨之說也。
問中之瘠也，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
（《荀子·正論》） 這是因形制不同，遠近各異，而有不同的服制。
在宗周時代，在現存文獻中，無完整之五服制，但周天子對于諸侯國，因遠近親疏而有不同的要求，則有明證，管仲之責楚包茅，是楚與周之關系不同于魯晉。
服制是存在的，一如爵位之存在，但未如後來之整齊規劃。
荀子之“天下為一”是大一統，但大一統内并不等齊，荒服、要服不同于日祭月祀。
荀子未能使荒服、要服與日祭月祀者互相變易，與後來公羊之大一統比，未達一間，但猶勝于孟子之排斥夷狄者。
公羊學派蓋由此發展并采納孔子之夷夏之可變說，大一統理論遂至完善無尤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