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秦儒家之一統思想——兼論“炎黃”“華夏”兩實體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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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統和大一統思想，三千年來浸潤着我國人民的思想感情，這是一種向心力，是一種回歸的力量。
這種力量的源泉不是狹隘的民族觀念，而是一種内容豐富，包括有政治、經濟、文化各種要素在内的“實體”，而文化的要素有時更占重要地位。
“華夏文明”照耀在天地間，使人們具有自豪感和自信心，因而是無比的精神力量。
它要求人們統一于“華夏”，統一于“中國”，這“華夏”與“中國”不能理解為大民族主義或者是一種強大的征服力量，它是一種理想，一種自民族、國家實體升華了的境界。
這種境界有發達的經濟、理想的政治、崇高的文化水平而沒有種族歧視及階級差别，是謂“大同”。
當然，這種升華的概念是逐漸形成的。
夏商時代，文獻不足，我們自宗周說起。
宗周人自稱為“夏”，比如《尚書·君奭》：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
“夏”即三代“夏、商、周”之夏，周自稱為夏，“諸夏”即屬于相同文化類型的國家。
這些國家統一于周天子而構成“天下”。
天下有“四國多方”，這“多方”不必屬于華夏國家，如宗周初年，對殷商之與國即稱之為“四國多方”，《周書·多方》有：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
告訴他們如果臣服于周，尚可以保留土地人民，否則将“緻天之罰”。
我們因此看出宗周一統是有層次的：四方、諸夏與中國。
中國即王都所在，乃天下之中心。
因為有不同層次，後來遂有“五服”制的産生。
《詩·大雅·民勞》： 民亦勞止，訖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使中國與四方并列，中國即王都與諸夏國，而四方則包括有商及東夷及原來宗周之同盟國。
周滅商後，疆域擴大，已經是一統的多民族國家。
因而，當時人們的思想中遂有：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即大一統思想之初步形成。
統一，統一于華夏，“華夏”本身也不是單一的民族集團，而是多民族的複合體。
徐旭生先生在《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中指出，華夏集團“是集團中最重要的集團，所以此後它就成了我們中國全族的代表，把其他的兩集團幾乎全掩蔽下去。
此部族中又分出于兩個大亞族，一個叫做炎帝，一個叫做黃帝”。
（《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第40頁）華夏族誠然是中華民族的最重要的集團，可以作為中國全民族的代表，但不能說華夏族僅由炎、黃兩族所構成，它開始就是一個多民族的複合體，炎、黃、夏、周外，東夷集團，尤其是虞與殷商，在構成華夏族中起了骨幹作用。
虞、夏、商、周四代構成了華夏族，孕育着燦爛的華夏文明。
虞殷代表了東夷集團，以鳥作圖騰，夏周代表了夏族集團，以龍蛇作圖騰。
但周代實際承襲了夷、夏兩系文明。
孔子曾經說： 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論語·為政》） 廣義的“禮”，泛指社會文明，這是自古至今最正确的對待傳統文化的态度。
“損”是去掉，“益”是增加，對待傳統有損有益也就是批判地繼承發展，因此才出現了“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的良好局面。
“從周”是法後王，這為後來荀子之“法後王”及公羊學派之“張三世”的理論建立了基礎。
夷、夏兩系都不是孤立的、封閉的系統，他們彼此交往，互相滲透，于是逐漸融合一體。
夏代初期少康以前一段動亂的曆史，即夷、夏交争而互相滲透以至融合的曆史。
夷、夏之争，在當時來說，已經不是異族間互相侵略，羅泌在《路史》中就曾以羿、浞之亂比之于安史之亂，後羿、寒浞實在是夏之叛臣，雖然傅斯年先生反對這種說法而認為夷羿是“敵國之君”。
（見《夷夏東西說》）我們研究這一段曆史過程，知道當時夷、夏之間的關系本來密切。
史實見于《左傳》襄公四年及哀公元年，襄公四年有： 昔有夏之方衰也，後羿自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圉，而用寒浞。
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後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
浞行媚于内，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
……羿猶不悛，将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
……靡奔有鬲氏。
浞因羿室，生澆及……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
處澆于過，處于戈。
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
少康滅澆于過，後杼滅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
靡是夏遺臣而臣于後羿者，雖臣于二代而不以為忤，終複夏政，說明當時夷夏已少民族隔閡，而後來之《虞箴》有雲：“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
”（見《夷夏東西說》）《虞箴》要夷羿而恢于夏家，是以夷夏為一體。
又哀公元年《傳》記此事有：“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滅夏後相。
後缗方娠，逃出自窦，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澆使椒求之。
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以收夏衆，撫其官職……遂滅過戈，複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虞思妻少康以二姚，是虞夏兩氏之族外婚；而虞屬東夷，是夷、夏兩族在夏代已融為一體。
所以我們說，在華夏族及華夏文明之形成過程中，東夷與夏周都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夏周文化不過是華夏文化之一支，田昌五先生的意思是可取的：“從部落王國到夏朝建立也是華夏族的形成過程，而夏文化則為華夏文化的一支，并不能成為單一的民族文化。
”（見《古代社會形态析論》第202頁）夏代文化不能代表整個華夏文化，因為其中融合了虞殷東夷系統的文化内容。
這在考古發掘上看到的“文化疊壓關系”中也可以得到說明。
上引田氏著作于此指出：“這種聯合和兼并的過程在考古文化中是有反映的。
明顯的如仰韶文化的氏族部落和大汶口文化的氏族部落，後期有在中原地區交錯而處的現象。
交錯而處必然要發生鬥争和聯合，後來在這種鬥争和聯合中形成了所謂河南龍山文化。
”（同上）雖然此所謂“形成了所謂河南龍山文化”的論斷，是否即夷、夏兩族交融的結果，還有待進一步論證，但作為民族融合而反映出文化之推陳出新，因而有考古上之反映，是
這種力量的源泉不是狹隘的民族觀念，而是一種内容豐富，包括有政治、經濟、文化各種要素在内的“實體”，而文化的要素有時更占重要地位。
“華夏文明”照耀在天地間，使人們具有自豪感和自信心，因而是無比的精神力量。
它要求人們統一于“華夏”，統一于“中國”，這“華夏”與“中國”不能理解為大民族主義或者是一種強大的征服力量，它是一種理想，一種自民族、國家實體升華了的境界。
這種境界有發達的經濟、理想的政治、崇高的文化水平而沒有種族歧視及階級差别，是謂“大同”。
當然，這種升華的概念是逐漸形成的。
夏商時代，文獻不足，我們自宗周說起。
宗周人自稱為“夏”，比如《尚書·君奭》：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
“夏”即三代“夏、商、周”之夏，周自稱為夏，“諸夏”即屬于相同文化類型的國家。
這些國家統一于周天子而構成“天下”。
天下有“四國多方”，這“多方”不必屬于華夏國家，如宗周初年，對殷商之與國即稱之為“四國多方”，《周書·多方》有：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
告訴他們如果臣服于周，尚可以保留土地人民，否則将“緻天之罰”。
我們因此看出宗周一統是有層次的：四方、諸夏與中國。
中國即王都所在，乃天下之中心。
因為有不同層次，後來遂有“五服”制的産生。
《詩·大雅·民勞》： 民亦勞止，訖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使中國與四方并列，中國即王都與諸夏國，而四方則包括有商及東夷及原來宗周之同盟國。
周滅商後，疆域擴大，已經是一統的多民族國家。
因而，當時人們的思想中遂有：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即大一統思想之初步形成。
統一，統一于華夏，“華夏”本身也不是單一的民族集團，而是多民族的複合體。
徐旭生先生在《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中指出，華夏集團“是集團中最重要的集團，所以此後它就成了我們中國全族的代表，把其他的兩集團幾乎全掩蔽下去。
此部族中又分出于兩個大亞族，一個叫做炎帝，一個叫做黃帝”。
（《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第40頁）華夏族誠然是中華民族的最重要的集團，可以作為中國全民族的代表，但不能說華夏族僅由炎、黃兩族所構成，它開始就是一個多民族的複合體，炎、黃、夏、周外，東夷集團，尤其是虞與殷商，在構成華夏族中起了骨幹作用。
虞、夏、商、周四代構成了華夏族，孕育着燦爛的華夏文明。
虞殷代表了東夷集團，以鳥作圖騰，夏周代表了夏族集團，以龍蛇作圖騰。
但周代實際承襲了夷、夏兩系文明。
孔子曾經說： 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論語·為政》） 廣義的“禮”，泛指社會文明，這是自古至今最正确的對待傳統文化的态度。
“損”是去掉，“益”是增加，對待傳統有損有益也就是批判地繼承發展，因此才出現了“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的良好局面。
“從周”是法後王，這為後來荀子之“法後王”及公羊學派之“張三世”的理論建立了基礎。
夷、夏兩系都不是孤立的、封閉的系統，他們彼此交往，互相滲透，于是逐漸融合一體。
夏代初期少康以前一段動亂的曆史，即夷、夏交争而互相滲透以至融合的曆史。
夷、夏之争，在當時來說，已經不是異族間互相侵略，羅泌在《路史》中就曾以羿、浞之亂比之于安史之亂，後羿、寒浞實在是夏之叛臣，雖然傅斯年先生反對這種說法而認為夷羿是“敵國之君”。
（見《夷夏東西說》）我們研究這一段曆史過程，知道當時夷、夏之間的關系本來密切。
史實見于《左傳》襄公四年及哀公元年，襄公四年有： 昔有夏之方衰也，後羿自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圉，而用寒浞。
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後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
浞行媚于内，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
……羿猶不悛，将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
……靡奔有鬲氏。
浞因羿室，生澆及……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
處澆于過，處于戈。
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
少康滅澆于過，後杼滅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
靡是夏遺臣而臣于後羿者，雖臣于二代而不以為忤，終複夏政，說明當時夷夏已少民族隔閡，而後來之《虞箴》有雲：“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
”（見《夷夏東西說》）《虞箴》要夷羿而恢于夏家，是以夷夏為一體。
又哀公元年《傳》記此事有：“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滅夏後相。
後缗方娠，逃出自窦，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澆使椒求之。
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以收夏衆，撫其官職……遂滅過戈，複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虞思妻少康以二姚，是虞夏兩氏之族外婚；而虞屬東夷，是夷、夏兩族在夏代已融為一體。
所以我們說，在華夏族及華夏文明之形成過程中，東夷與夏周都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夏周文化不過是華夏文化之一支，田昌五先生的意思是可取的：“從部落王國到夏朝建立也是華夏族的形成過程，而夏文化則為華夏文化的一支，并不能成為單一的民族文化。
”（見《古代社會形态析論》第202頁）夏代文化不能代表整個華夏文化，因為其中融合了虞殷東夷系統的文化内容。
這在考古發掘上看到的“文化疊壓關系”中也可以得到說明。
上引田氏著作于此指出：“這種聯合和兼并的過程在考古文化中是有反映的。
明顯的如仰韶文化的氏族部落和大汶口文化的氏族部落，後期有在中原地區交錯而處的現象。
交錯而處必然要發生鬥争和聯合，後來在這種鬥争和聯合中形成了所謂河南龍山文化。
”（同上）雖然此所謂“形成了所謂河南龍山文化”的論斷，是否即夷、夏兩族交融的結果，還有待進一步論證，但作為民族融合而反映出文化之推陳出新，因而有考古上之反映，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