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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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的憂郁，也沒有極端的暢放。
這塊大平原，位置在溫帶，氣候四時具備，常常變遷，卻變遷得不甚激烈，所以對于自然界的調和性看得最親切，而且感覺它的善美。
人類生在這種地方，調和性本已應該發達。
再加以中華民族，是由許多民族醇化而成，若各執極端，醇化事業便要失敗。
所以多年以來，調和性久已孕育。
孔子的中庸主義，可以說都是這種環境的産物。
和孔子相先後的哲學家恁麼多，為什麼二千年來的中國，幾乎全被孔學占領呢？世主的特别提倡，固然是一種原因，但學說的興廢斷不是有權勢的人能夠完全支配，一定和民族性的契合反撥，有一種針芥相投的關系。
我們這平原民族溫帶民族，生來就富于調和性，凡極端的事物，多數人總不甚歡迎。
所以極端的思想，雖或因一時有人提倡主持，像很興盛，過些時候，稍為松勁，又返到中庸了。
孔子學說，和這種民族特性最相契合，所以能多年做思想界的主腦，就是為此。
然則中庸主義是好呀，還是壞呢？我說：兩面都有。
好處在它的容量大，從沒有絕對排斥的事物。
若領略得它的真意義，真可以做到“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術”，所以中國人争教流血的笑話，始終沒有鬧過。
佛教、基督教和各種學術從外國輸入，我們都能容納。
中庸主義若從這方面發展出去，便是平等自由的素質了。
壞處在容易卻沒個性，凡兩種事物調和，一定各各把它原有的性質，繩削了一部分去，這就是把它個性損壞了。
專重調和的結果，一定把社會事務輪廓弄得囫囵不分明。
流弊所極，可以把社會上千千萬萬人，都像一個模型裡鑄出來，社會變成死的不是活的了。
我想孔子時代的中庸主義，還沒有多大毛病，越久了毛病越顯著。
後來中庸主義和非中庸主義，卻成了對峙的兩極端，“中庸”這個名詞，已經變質了。
依着老子說“一生二，二生三”的道理，甲與非甲兩極端，生出個第三者的乙來，叫作中庸。
此後怕是乙與非乙兩極端，再生出個第三者的丙來，叫作新中庸罷。
孔子的中庸，還含有時間性，所以說“時中”。
《易》說：“随時之義大矣哉！”又說：“與時偕行。
”全部《易》，說“時”字的幾于無卦不有。
《春秋》的三世，也是把時的關系看得最重。
因為孔子所建設的是流動哲學，那基礎是擺在社會的動相上頭，自然是移步換形，刻刻不同了。
“時中”，就是從前際後際的兩端，求出個中來适用。
孔子因把“逝者如斯”的現象看得真切，所以對于時的觀念，最為明了。
“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是他所反對的；“雖百世可知”，卻是要有所損益。
簡單說，孔子許多話，都像演電影似的，截頭截尾，就教你在白布上顫動的那一段落來注意。
若不懂得時間的意味，便覺他有許多話奇怪了。
孟子上他個徽号，說是“聖之時”。
真是不錯！孔子“中”的觀念，容或還有流弊，這“時”的觀念，卻是好極了。
我們能受他“與時偕行”的教訓，總不要落在時代的後頭，那麼，非唯能順應，而且能向上了。
二、孔子之人格 我屢說孔學專在養成人格。
凡講人格教育的人，最要緊是以身作則，然後感化力才大，所以我們要研究孔子的人格。
孔子的人格，在平淡無奇中現出他的偉大，其不可及處在此，其可學處亦在此。
前節曾講過，孔子出身甚微。
《史記》說“孔子貧且賤”，他自己亦說“吾少也賤”（孟子說孔子為委吏乘田，皆為貧而仕）。
以一個異國流寓之人，而且少孤，幼年的窮苦可想，所以孔子的境遇，很像現今的苦學生，絕無倚靠，絕無師承，全恃自己鍛煉自己，漸漸鍛成這麼偉大的人格。
我們讀釋迦、基督、墨子諸聖哲的傳記，固然敬仰他的為人，但總覺得有許多地方，是我們萬萬學不到的。
唯有孔子，他一生所言所行，都是人類生活範圍内極親切有味的庸言庸行，隻要努力學他，人人都學得到，孔子之所以偉大就在此。
近世心理學家說，人性分智（理智）、情（情感）、意（意志）三方面。
倫理學家說，人類的良心，不外由這三方面發動。
但各人各有所偏，三者調和極難。
我說，孔子是把這三件調和得非常圓滿，而且他的調和方法确是可模可範。
孔子說“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又說“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知，就是理智的作用；仁，就是情感的作用；勇，就是意志的作用。
我們試從這三方面分頭觀察孔子。
（甲）孔子之知的生活。
孔子是個理智極發達的人，無待喋喋，觀前文所胪列的學說，便知梗概。
但他的理智，全是從下學上達得來。
試讀《論語》“吾十有五”一章，逐漸進步的階段，曆曆可見。
他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可見孔子并不是有高不可攀的聰明智慧。
他的資質，原隻是和我們一樣；他的學問，卻全由勤苦積累得來。
他又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
可謂好學也已矣。
”解釋好學的意義，是不貪安逸，少講閑話，多做實事；常常向先輩請教，這都是最結實的為學方法。
他遇有可以增長學問的機會，從不肯放過：郯子來朝便向他問官制；在齊國遇
這塊大平原，位置在溫帶，氣候四時具備，常常變遷，卻變遷得不甚激烈，所以對于自然界的調和性看得最親切，而且感覺它的善美。
人類生在這種地方，調和性本已應該發達。
再加以中華民族，是由許多民族醇化而成，若各執極端，醇化事業便要失敗。
所以多年以來，調和性久已孕育。
孔子的中庸主義，可以說都是這種環境的産物。
和孔子相先後的哲學家恁麼多，為什麼二千年來的中國，幾乎全被孔學占領呢？世主的特别提倡，固然是一種原因，但學說的興廢斷不是有權勢的人能夠完全支配，一定和民族性的契合反撥，有一種針芥相投的關系。
我們這平原民族溫帶民族，生來就富于調和性，凡極端的事物，多數人總不甚歡迎。
所以極端的思想，雖或因一時有人提倡主持，像很興盛，過些時候，稍為松勁，又返到中庸了。
孔子學說，和這種民族特性最相契合，所以能多年做思想界的主腦，就是為此。
然則中庸主義是好呀，還是壞呢？我說：兩面都有。
好處在它的容量大，從沒有絕對排斥的事物。
若領略得它的真意義，真可以做到“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術”，所以中國人争教流血的笑話，始終沒有鬧過。
佛教、基督教和各種學術從外國輸入，我們都能容納。
中庸主義若從這方面發展出去，便是平等自由的素質了。
壞處在容易卻沒個性，凡兩種事物調和，一定各各把它原有的性質，繩削了一部分去，這就是把它個性損壞了。
專重調和的結果，一定把社會事務輪廓弄得囫囵不分明。
流弊所極，可以把社會上千千萬萬人，都像一個模型裡鑄出來，社會變成死的不是活的了。
我想孔子時代的中庸主義，還沒有多大毛病，越久了毛病越顯著。
後來中庸主義和非中庸主義，卻成了對峙的兩極端，“中庸”這個名詞，已經變質了。
依着老子說“一生二，二生三”的道理，甲與非甲兩極端，生出個第三者的乙來，叫作中庸。
此後怕是乙與非乙兩極端，再生出個第三者的丙來，叫作新中庸罷。
孔子的中庸，還含有時間性，所以說“時中”。
《易》說：“随時之義大矣哉！”又說：“與時偕行。
”全部《易》，說“時”字的幾于無卦不有。
《春秋》的三世，也是把時的關系看得最重。
因為孔子所建設的是流動哲學，那基礎是擺在社會的動相上頭，自然是移步換形，刻刻不同了。
“時中”，就是從前際後際的兩端，求出個中來适用。
孔子因把“逝者如斯”的現象看得真切，所以對于時的觀念，最為明了。
“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是他所反對的；“雖百世可知”，卻是要有所損益。
簡單說，孔子許多話，都像演電影似的，截頭截尾，就教你在白布上顫動的那一段落來注意。
若不懂得時間的意味，便覺他有許多話奇怪了。
孟子上他個徽号，說是“聖之時”。
真是不錯！孔子“中”的觀念，容或還有流弊，這“時”的觀念，卻是好極了。
我們能受他“與時偕行”的教訓，總不要落在時代的後頭，那麼，非唯能順應，而且能向上了。
二、孔子之人格 我屢說孔學專在養成人格。
凡講人格教育的人，最要緊是以身作則，然後感化力才大，所以我們要研究孔子的人格。
孔子的人格，在平淡無奇中現出他的偉大，其不可及處在此，其可學處亦在此。
前節曾講過，孔子出身甚微。
《史記》說“孔子貧且賤”，他自己亦說“吾少也賤”（孟子說孔子為委吏乘田，皆為貧而仕）。
以一個異國流寓之人，而且少孤，幼年的窮苦可想，所以孔子的境遇，很像現今的苦學生，絕無倚靠，絕無師承，全恃自己鍛煉自己，漸漸鍛成這麼偉大的人格。
我們讀釋迦、基督、墨子諸聖哲的傳記，固然敬仰他的為人，但總覺得有許多地方，是我們萬萬學不到的。
唯有孔子，他一生所言所行，都是人類生活範圍内極親切有味的庸言庸行，隻要努力學他，人人都學得到，孔子之所以偉大就在此。
近世心理學家說，人性分智（理智）、情（情感）、意（意志）三方面。
倫理學家說，人類的良心，不外由這三方面發動。
但各人各有所偏，三者調和極難。
我說，孔子是把這三件調和得非常圓滿，而且他的調和方法确是可模可範。
孔子說“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又說“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知，就是理智的作用；仁，就是情感的作用；勇，就是意志的作用。
我們試從這三方面分頭觀察孔子。
（甲）孔子之知的生活。
孔子是個理智極發達的人，無待喋喋，觀前文所胪列的學說，便知梗概。
但他的理智，全是從下學上達得來。
試讀《論語》“吾十有五”一章，逐漸進步的階段，曆曆可見。
他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可見孔子并不是有高不可攀的聰明智慧。
他的資質，原隻是和我們一樣；他的學問，卻全由勤苦積累得來。
他又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
可謂好學也已矣。
”解釋好學的意義，是不貪安逸，少講閑話，多做實事；常常向先輩請教，這都是最結實的為學方法。
他遇有可以增長學問的機會，從不肯放過：郯子來朝便向他問官制；在齊國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