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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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中的孔子
孔子說：“中庸其至矣夫，民鮮能久矣。
”（《論語》）又說：“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
”（《禮記·中庸》）“時中”兩個字，确是孔子學術的特色。
“中”是就空間言，不偏走于兩極端，常常取折衷的态度；加上一個“庸”字，是歸于适用的意思。
孔子贊美大舜說：“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
”（《禮記·中庸》）這兩句是中庸最好的注腳。
又說：“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論語》）是說從兩極端推尋出真理。
又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論語》）“異端”即兩端，“攻”即《詩經》“可以攻玉”之攻，是修治的意思。
“已”，止也。
孔子的意思說：凡兩極端所主張，都含有一面真理，但都各有各毛病。
若像攻玉的樣子來修治他一番，他的毛病就去掉了。
孔子一切學說，都含有這種精神。
例如楊朱的“為我”，極端地主張自己本位說；墨子的“兼愛”，極端地主張犧牲自己，專務利他。
孔子的人格說主張“相人偶”的“仁”，用“恕”的方格從兩端推驗出來，所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便是執楊、墨兩端求得中庸。
又如道家說“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極端地反對法治；法家說“以法治國國之福，不以法治國國之賊”，極端地崇拜法治。
孔子卻從中間尋出個禮治主義來，又說：“出于禮者入于刑。
”他的《春秋》，便一半含有禮制的性質，一半含有法律的性質，這便是執道、法兩端求得中庸。
又如老子說“其鬼不神”，墨子說“明鬼”，孔子卻說個“體物不遺”“如在其左右”的“鬼神之德”，說鬼神有主觀的存在，沒有客觀的存在，這又是執老、墨兩端求得的中庸。
又如老子極端地主張“絕欲”，甚至鬧到“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陳仲子鬧到“必蚓而後可”；楊朱和他相反，極端地主張“樂生逸身”。
孔子講的禮，卻是“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飲食男女的情欲，是應該尊重的，但須加以品節。
所以他自己一面是“食不厭精，脍不厭細”，一面是“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中”，這又是執老、楊的兩端求得的中庸。
又如棘子成反對當時文勝的流弊，說“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本也含一面真理。
孔子嫌他太偏了，說出個“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或人問：“以德報怨何如？”要矯正人類谿刻計較的惡性，本也甚好。
孔子因為如此便行不通，說出個“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這都是折衷适用的意思，所以叫作中庸。
以上所說，不過随手舉幾個例，其實孔子學說的全部，都是如此。
孔子主張這種中庸主義，有什麼根據呢？《中庸》說： 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易·系辭》說： 天下同歸而殊塗，一緻而百慮。
孔子是最崇信自然法的人，他以為自然法的好處，因為自然界本身有自然的調和力，所以能“至赜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
因為有調和力，所以不妨“并育”“并行”，而且非并育并行顯不出調和力來；因為有調和力，所以能“同歸”“一緻”，卻是非“殊塗”“百慮”，那調和力便無所依據。
孔子學說的主腳點，在效法自然。
中庸是效法他調和的結果，并育并行，是供給調和的資料。
孔子主張調和，不主張排斥。
因為他立在中間，看見那兩極端所說，都含有一面真理，所以不肯排斥它。
墨子便不然，他立在這一個極端，認為真理，覺得那一個極端是真理的反面，非排斥不可。
所以他的書中，非什麼非什麼的篇名，有許多出來。
孔子是最尊重思想自由的人，他的書裡頭，從沒有一句排除異己的話（有人說孔子殺少正卯，豈不是壓制思想自由？我說這件事決不是事實。
《史記·孔子世家》雖然有“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八個字，但《史記》有許多後人竄入的話，本來不可盡信，就是太史公選擇材料，也非字字精審。
再讓一步說，《史記》這八個字靠得住，也許是殺了一個兇虐不奉職的人。
至于說他的罪名是“其居處足以聚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熒罪，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這是出晉王肅僞撰的《孔子家語》，斷斷信不得的。
我想孔子是主張禮治主義的人，像法家的殺人立威，他是根本反對的。
後來僞書最喜歡講齊太公誅華士、子産殺鄧析、孔子殺少正卯三事，三個被殺的人罪名都是一樣，太公、子産、孔子異時異地不謀而合，做了三篇印闆文章，天下哪有這情理？所以我要替他三位辨冤）。
後來儒家兩位大師，孟子拒楊墨，荀于非十二子，雖說是不得已，已經失卻孔子精神了。
至于李斯教秦始皇“别黑白而定一尊”，董仲舒教漢武帝“表章六藝，罷黜百家”，更是和孔子精神相反。
因為這種做法，便是極端，不是中庸了。
中國為什麼能産生這種大規模的中庸學說呢？我想：地勢氣候人種，都有關系。
因為我們的文明，是發育在大平原上頭。
平原是沒有什麼險峻恢詭的形狀，沒有極端的深刻，也沒有極端的疏宕，沒有極
”（《論語》）又說：“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
”（《禮記·中庸》）“時中”兩個字，确是孔子學術的特色。
“中”是就空間言，不偏走于兩極端，常常取折衷的态度；加上一個“庸”字，是歸于适用的意思。
孔子贊美大舜說：“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
”（《禮記·中庸》）這兩句是中庸最好的注腳。
又說：“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論語》）是說從兩極端推尋出真理。
又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論語》）“異端”即兩端，“攻”即《詩經》“可以攻玉”之攻，是修治的意思。
“已”，止也。
孔子的意思說：凡兩極端所主張，都含有一面真理，但都各有各毛病。
若像攻玉的樣子來修治他一番，他的毛病就去掉了。
孔子一切學說，都含有這種精神。
例如楊朱的“為我”，極端地主張自己本位說；墨子的“兼愛”，極端地主張犧牲自己，專務利他。
孔子的人格說主張“相人偶”的“仁”，用“恕”的方格從兩端推驗出來，所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便是執楊、墨兩端求得中庸。
又如道家說“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極端地反對法治；法家說“以法治國國之福，不以法治國國之賊”，極端地崇拜法治。
孔子卻從中間尋出個禮治主義來，又說：“出于禮者入于刑。
”他的《春秋》，便一半含有禮制的性質，一半含有法律的性質，這便是執道、法兩端求得中庸。
又如老子說“其鬼不神”，墨子說“明鬼”，孔子卻說個“體物不遺”“如在其左右”的“鬼神之德”，說鬼神有主觀的存在，沒有客觀的存在，這又是執老、墨兩端求得的中庸。
又如老子極端地主張“絕欲”，甚至鬧到“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陳仲子鬧到“必蚓而後可”；楊朱和他相反，極端地主張“樂生逸身”。
孔子講的禮，卻是“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飲食男女的情欲，是應該尊重的，但須加以品節。
所以他自己一面是“食不厭精，脍不厭細”，一面是“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中”，這又是執老、楊的兩端求得的中庸。
又如棘子成反對當時文勝的流弊，說“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本也含一面真理。
孔子嫌他太偏了，說出個“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或人問：“以德報怨何如？”要矯正人類谿刻計較的惡性，本也甚好。
孔子因為如此便行不通，說出個“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這都是折衷适用的意思，所以叫作中庸。
以上所說，不過随手舉幾個例，其實孔子學說的全部，都是如此。
孔子主張這種中庸主義，有什麼根據呢？《中庸》說： 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易·系辭》說： 天下同歸而殊塗，一緻而百慮。
孔子是最崇信自然法的人，他以為自然法的好處，因為自然界本身有自然的調和力，所以能“至赜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
因為有調和力，所以不妨“并育”“并行”，而且非并育并行顯不出調和力來；因為有調和力，所以能“同歸”“一緻”，卻是非“殊塗”“百慮”，那調和力便無所依據。
孔子學說的主腳點，在效法自然。
中庸是效法他調和的結果，并育并行，是供給調和的資料。
孔子主張調和，不主張排斥。
因為他立在中間，看見那兩極端所說，都含有一面真理，所以不肯排斥它。
墨子便不然，他立在這一個極端，認為真理，覺得那一個極端是真理的反面，非排斥不可。
所以他的書中，非什麼非什麼的篇名，有許多出來。
孔子是最尊重思想自由的人，他的書裡頭，從沒有一句排除異己的話（有人說孔子殺少正卯，豈不是壓制思想自由？我說這件事決不是事實。
《史記·孔子世家》雖然有“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八個字，但《史記》有許多後人竄入的話，本來不可盡信，就是太史公選擇材料，也非字字精審。
再讓一步說，《史記》這八個字靠得住，也許是殺了一個兇虐不奉職的人。
至于說他的罪名是“其居處足以聚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熒罪，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這是出晉王肅僞撰的《孔子家語》，斷斷信不得的。
我想孔子是主張禮治主義的人，像法家的殺人立威，他是根本反對的。
後來僞書最喜歡講齊太公誅華士、子産殺鄧析、孔子殺少正卯三事，三個被殺的人罪名都是一樣，太公、子産、孔子異時異地不謀而合，做了三篇印闆文章，天下哪有這情理？所以我要替他三位辨冤）。
後來儒家兩位大師，孟子拒楊墨，荀于非十二子，雖說是不得已，已經失卻孔子精神了。
至于李斯教秦始皇“别黑白而定一尊”，董仲舒教漢武帝“表章六藝，罷黜百家”，更是和孔子精神相反。
因為這種做法，便是極端，不是中庸了。
中國為什麼能産生這種大規模的中庸學說呢？我想：地勢氣候人種，都有關系。
因為我們的文明，是發育在大平原上頭。
平原是沒有什麼險峻恢詭的形狀，沒有極端的深刻，也沒有極端的疏宕，沒有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