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孔子之政治論與《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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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同與小康
孔子政治上根本觀念，在《禮記·禮運》的發端。
今全錄其文如下： 昔者仲尼與于蠟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喟然而歎。
……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選賢與能，講信修睦。
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
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
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
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
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己。
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
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
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
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為殃。
是謂小康。
” 我們從前心目中的孔子，總以為他是一位專門講究倫常提倡禮教的人，甚者以為他是主張三綱專制、極端的保守黨。
你聽他說：“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等等，都是大道既隐的現象。
因為這些，“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這不是和老子的“大道廢有仁義，失德而後禮”同一見解嗎？因此可知，孔子講的倫常禮教，都不過因勢利導補偏救敝之議，并非他的根本主義。
孔子心目中理想的社會就是頭一段所講的“大同”。
大同社會怎樣呢？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自然是絕對的德谟克拉西了。
講信修睦，自然是絕對的平和主義，非軍國主義了。
大同社會，是要以人為單位不以家族為單位的，所以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兒童是要公育，老弱廢疾是要公養，壯丁卻要人人執一項職業。
男女是平等的，男有男的職份，女有女的歸宿。
生産是要提倡的，總不使貨棄于地，但私有财産制度是不好的，所以不必藏諸己。
勞作是神聖的，力不出于身的人最可惡，但勞作的目的是為公益不是為私利，所以不必為己。
這幾項便是孔子對于政治上經濟上的根本主義。
他本來希望自己握政權，随便用哪一國都可以做個模範國，但始終不得這機會，所以偶然參觀鄉下人年底的宴會，觸動他的“平民主義”，就發這段感慨。
後來作《春秋》，也許是因這個動機。
大同、小康不同之點：第一，小康是階級主義，大同是平等主義。
第二，小康是私有主義，大同是互助主義。
第三，小康是國家家族主義，大同是世界主義。
把《禮運》兩段比勘，意義甚明。
《論語》這部書，像是有子、曾子的門人記的，有幾重形式。
曾子很拘謹，所以孔子許多微言大義，沒有記在裡頭。
但内中也有一兩處，可以與大同主義相發明。
如：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董仲舒解這幾句最好，他說：“有所積重，則所空虛矣。
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春秋繁露·調均》）經濟論注重分配，怕算孔子最古了。
《論語》還有一章，和大同主義很有關系。
顔淵、季路侍。
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顔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 子路講的，就是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諸己。
顔淵講的，就是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
孔子講的，就是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這都是大同主義。
質言之，都是把私有的觀念根本打破。
我這解釋，敢信絕非附會。
因為孔門兩位大弟子和老先生言志，當然所講都是最勝義谛。
小康在《春秋》書中叫作“升平”，大同叫作“太平”。
要明白這兩種分别，然後《春秋》可讀。
後來儒家兩大師，孟子所說，比較的多言大同主義；荀子所說，比較的多言小康主義。
這是後世孔學消長一個關鍵。
二、《春秋》的性質 要研究《春秋》，須明白這部書的性質。
今将重要的幾點說明： 第一，《春秋》非史。
自漢以後，最通行的誤解，都說《春秋》是記事的史書。
如果《春秋》是史書，那麼，最拙劣誣罔的史家，就莫過于孔子，王安石罵《春秋》是斷爛朝報還太恭維了。
例如天王狩于河陽，明明是晉文公傳見周天子，他卻說天子出來行獵。
如甲戌、己醜陳侯鮑卒，一個人怎會死兩回呢？史家天職，在于記實事，這樣做法，還能算信史嗎？認《春秋》是史，是把“春秋學”也毀了，把史學也毀了。
第二，《春秋》是孔子改制明義之書。
然則《春秋》到底是一部什麼書呢？《春秋》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借記述史事的形式來現出來。
孟子說：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晉
今全錄其文如下： 昔者仲尼與于蠟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喟然而歎。
……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選賢與能，講信修睦。
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
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
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
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
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己。
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
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
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
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為殃。
是謂小康。
” 我們從前心目中的孔子，總以為他是一位專門講究倫常提倡禮教的人，甚者以為他是主張三綱專制、極端的保守黨。
你聽他說：“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等等，都是大道既隐的現象。
因為這些，“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這不是和老子的“大道廢有仁義，失德而後禮”同一見解嗎？因此可知，孔子講的倫常禮教，都不過因勢利導補偏救敝之議，并非他的根本主義。
孔子心目中理想的社會就是頭一段所講的“大同”。
大同社會怎樣呢？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自然是絕對的德谟克拉西了。
講信修睦，自然是絕對的平和主義，非軍國主義了。
大同社會，是要以人為單位不以家族為單位的，所以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兒童是要公育，老弱廢疾是要公養，壯丁卻要人人執一項職業。
男女是平等的，男有男的職份，女有女的歸宿。
生産是要提倡的，總不使貨棄于地，但私有财産制度是不好的，所以不必藏諸己。
勞作是神聖的，力不出于身的人最可惡，但勞作的目的是為公益不是為私利，所以不必為己。
這幾項便是孔子對于政治上經濟上的根本主義。
他本來希望自己握政權，随便用哪一國都可以做個模範國，但始終不得這機會，所以偶然參觀鄉下人年底的宴會，觸動他的“平民主義”，就發這段感慨。
後來作《春秋》，也許是因這個動機。
大同、小康不同之點：第一，小康是階級主義，大同是平等主義。
第二，小康是私有主義，大同是互助主義。
第三，小康是國家家族主義，大同是世界主義。
把《禮運》兩段比勘，意義甚明。
《論語》這部書，像是有子、曾子的門人記的，有幾重形式。
曾子很拘謹，所以孔子許多微言大義，沒有記在裡頭。
但内中也有一兩處，可以與大同主義相發明。
如：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董仲舒解這幾句最好，他說：“有所積重，則所空虛矣。
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春秋繁露·調均》）經濟論注重分配，怕算孔子最古了。
《論語》還有一章，和大同主義很有關系。
顔淵、季路侍。
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顔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 子路講的，就是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諸己。
顔淵講的，就是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
孔子講的，就是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這都是大同主義。
質言之，都是把私有的觀念根本打破。
我這解釋，敢信絕非附會。
因為孔門兩位大弟子和老先生言志，當然所講都是最勝義谛。
小康在《春秋》書中叫作“升平”，大同叫作“太平”。
要明白這兩種分别，然後《春秋》可讀。
後來儒家兩大師，孟子所說，比較的多言大同主義；荀子所說，比較的多言小康主義。
這是後世孔學消長一個關鍵。
二、《春秋》的性質 要研究《春秋》，須明白這部書的性質。
今将重要的幾點說明： 第一，《春秋》非史。
自漢以後，最通行的誤解，都說《春秋》是記事的史書。
如果《春秋》是史書，那麼，最拙劣誣罔的史家，就莫過于孔子，王安石罵《春秋》是斷爛朝報還太恭維了。
例如天王狩于河陽，明明是晉文公傳見周天子，他卻說天子出來行獵。
如甲戌、己醜陳侯鮑卒，一個人怎會死兩回呢？史家天職，在于記實事，這樣做法，還能算信史嗎？認《春秋》是史，是把“春秋學”也毀了，把史學也毀了。
第二，《春秋》是孔子改制明義之書。
然則《春秋》到底是一部什麼書呢？《春秋》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借記述史事的形式來現出來。
孟子說：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