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孔子之政治論與《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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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現象。
以天正君者，謂人君當察自然現象之變遷以求合于自然法。
原來古代迷信思想甚多，以為自然界的災變，都與人事有關。
孔子是否仍有這種迷信，不敢斷定，但他以為利用這種觀念，叫時主有所忌憚，也是一種救濟良法。
所以全部《春秋》，記災異甚多，都含有警告人的意味。
這種用意本甚好，但後來漢儒附會太過，便成妖誣了。
第三，重人。
子夏說：“《春秋》重人，諸譏皆本此。
”（《春秋繁露·俞序》引）這句話，可謂得《春秋》綱領。
《春秋》對于當時天子諸侯大夫，凡有勞民、傷民，多取予之事，一一譏刺，無假借（《傳》及《春秋繁露》引證極多，不具列）。
不外欲裁抑強有力者之私欲，擁護多數人之幸福。
對于違反民意之君主，概予誅絕。
如前所舉弑君諸條，是其明證。
僖十九年書梁亡，《傳》雲：“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
”解诂雲：“明百姓得去之君當絕者。
”據《春秋》例，滅國罪極重。
梁本為秦所滅，乃《春秋》不著秦滅國之罪，而言梁自亡，是專明違反民意的暴君，理宜滅絕。
隐四年書衛人立晉，《傳》雲：“孰立之？石碏立之。
石碏立之則其稱人何？衆之所欲立也。
”凡此之類，皆表絕對尊重民意之義。
第四，無義戰。
孟子說：“《春秋》無義戰。
”董仲舒說：“《春秋》重民……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
”（《春秋繁露·竹林》）可見《春秋》是絕對主張平和之義，和《墨子》非攻之旨正同。
第五，譏世卿。
《春秋》全書大精神，在反對當時貴族政治，所以認為世襲執政的制度最不好。
《隐三年》書尹氏卒，《宣十年》書齊崔氏出奔衛。
就字面讀去，很像不通。
為什麼不書尹某崔某？難道姓尹的同一日都死絕嗎？難道姓崔的都跑完嗎？兩處的《傳》都說：“其稱尹崔氏何？貶。
曷為貶？譏世卿。
”（《昭三十一年傳》大夫之義不得世，亦同此意）所以昭二十三年書尹氏立王子朝，是說明後一百多年亂國的尹氏，與前一百多年死的尹氏，是同一族人。
若從前死了不世襲，何至有後來之禍呢（《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與前文崔氏出奔相應）？這就是《春秋》微言大義。
此外大夫無遂事（《桓八年》《莊十九年》《僖三十年》《襄二年》《襄十二年》傳文），譏父老子代從政（《桓五年》《桓九年》傳文），都是這個意思。
第六，貴讓。
《禮運》說：“争奪相殺，謂之人患。
”孔子以為一切禍害，都起于争奪，所以最獎勵讓德。
《春秋》記讓國之人有八：（一）魯隐公；（二）（三）宋宣公、缪公；（四）宋公子目夷；（五）衛叔武；（六）曹公子喜時；（七）吳季劄；（八）邾叔術，文中都備極獎勵。
雖有别的罪惡，都為之諱。
意思是拿來和當時篡弑之禍，做反對的比照，是一種救世苦心。
第七，惡谖。
谖是詐僞，孔子所最惡。
《文三年》《襄十四年》《襄二十六年》《哀六年》《哀十三年》傳文，皆特别發明此義。
例如戰争本已是罪惡，詐戰則罪惡尤重。
《春秋繁露》說：“《春秋》惡詐擊而善偏戰。
”（偏戰謂約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見《解诂》）又說：“《春秋》之于偏戰也，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俱《竹林》，孟子所謂彼善于此，即指偏戰）。
所以兵家“兵不厭詐”之說，儒家是極反對的。
用兵尚且如此，其他可知。
第八，重志。
《春秋繁露》說：“《春秋》之論事，莫重于志。
”（《玉杯》）志是指行為的動機。
孔子最重動機，拿來做善惡的最高标準，所以《論語》說：“苟志于仁矣，無惡也。
”《春秋》傳中有許多“成其志”“如其志”等文，後世所謂誅心之論，就指此類（多不具引）。
這是鞭辟近裡的意思，原來是極要的。
但專論動機，不問成績的好壞，也是不對，所以《春秋》有些地方，特别矯正。
例如宋宣公讓國給兄弟缪公，缪公又讓還給侄兒與夷，兩位的志，自然都是極好，但因此釀起争端。
缪公的兒子馮，到底弑了與夷，結果是不好了。
《春秋》雖然嘉許宣缪之讓，卻說宋之禍，宣公為之也（《隐三年》）。
可見孔子論善惡，原不專偏于動機一面。
以上八條，不過我個人認為重要的，随手舉來。
此外《春秋》的大義，不下百條，限于篇幅，恕不多述。
就一方面看，《春秋》不算得孔子的法典，所以漢轅固生在窦太後前毀《老子》書，太後翻臉罵他，說：“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司空城旦，漢刑律名）。
但孔子奉是主張禮治主義的人，說《春秋》全是法典性質，也有點不對。
以天正君者，謂人君當察自然現象之變遷以求合于自然法。
原來古代迷信思想甚多，以為自然界的災變，都與人事有關。
孔子是否仍有這種迷信，不敢斷定，但他以為利用這種觀念，叫時主有所忌憚，也是一種救濟良法。
所以全部《春秋》，記災異甚多，都含有警告人的意味。
這種用意本甚好，但後來漢儒附會太過，便成妖誣了。
第三，重人。
子夏說：“《春秋》重人，諸譏皆本此。
”（《春秋繁露·俞序》引）這句話，可謂得《春秋》綱領。
《春秋》對于當時天子諸侯大夫，凡有勞民、傷民，多取予之事，一一譏刺，無假借（《傳》及《春秋繁露》引證極多，不具列）。
不外欲裁抑強有力者之私欲，擁護多數人之幸福。
對于違反民意之君主，概予誅絕。
如前所舉弑君諸條，是其明證。
僖十九年書梁亡，《傳》雲：“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
”解诂雲：“明百姓得去之君當絕者。
”據《春秋》例，滅國罪極重。
梁本為秦所滅，乃《春秋》不著秦滅國之罪，而言梁自亡，是專明違反民意的暴君，理宜滅絕。
隐四年書衛人立晉，《傳》雲：“孰立之？石碏立之。
石碏立之則其稱人何？衆之所欲立也。
”凡此之類，皆表絕對尊重民意之義。
第四，無義戰。
孟子說：“《春秋》無義戰。
”董仲舒說：“《春秋》重民……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
”（《春秋繁露·竹林》）可見《春秋》是絕對主張平和之義，和《墨子》非攻之旨正同。
第五，譏世卿。
《春秋》全書大精神，在反對當時貴族政治，所以認為世襲執政的制度最不好。
《隐三年》書尹氏卒，《宣十年》書齊崔氏出奔衛。
就字面讀去，很像不通。
為什麼不書尹某崔某？難道姓尹的同一日都死絕嗎？難道姓崔的都跑完嗎？兩處的《傳》都說：“其稱尹崔氏何？貶。
曷為貶？譏世卿。
”（《昭三十一年傳》大夫之義不得世，亦同此意）所以昭二十三年書尹氏立王子朝，是說明後一百多年亂國的尹氏，與前一百多年死的尹氏，是同一族人。
若從前死了不世襲，何至有後來之禍呢（《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與前文崔氏出奔相應）？這就是《春秋》微言大義。
此外大夫無遂事（《桓八年》《莊十九年》《僖三十年》《襄二年》《襄十二年》傳文），譏父老子代從政（《桓五年》《桓九年》傳文），都是這個意思。
第六，貴讓。
《禮運》說：“争奪相殺，謂之人患。
”孔子以為一切禍害，都起于争奪，所以最獎勵讓德。
《春秋》記讓國之人有八：（一）魯隐公；（二）（三）宋宣公、缪公；（四）宋公子目夷；（五）衛叔武；（六）曹公子喜時；（七）吳季劄；（八）邾叔術，文中都備極獎勵。
雖有别的罪惡，都為之諱。
意思是拿來和當時篡弑之禍，做反對的比照，是一種救世苦心。
第七，惡谖。
谖是詐僞，孔子所最惡。
《文三年》《襄十四年》《襄二十六年》《哀六年》《哀十三年》傳文，皆特别發明此義。
例如戰争本已是罪惡，詐戰則罪惡尤重。
《春秋繁露》說：“《春秋》惡詐擊而善偏戰。
”（偏戰謂約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見《解诂》）又說：“《春秋》之于偏戰也，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俱《竹林》，孟子所謂彼善于此，即指偏戰）。
所以兵家“兵不厭詐”之說，儒家是極反對的。
用兵尚且如此，其他可知。
第八，重志。
《春秋繁露》說：“《春秋》之論事，莫重于志。
”（《玉杯》）志是指行為的動機。
孔子最重動機，拿來做善惡的最高标準，所以《論語》說：“苟志于仁矣，無惡也。
”《春秋》傳中有許多“成其志”“如其志”等文，後世所謂誅心之論，就指此類（多不具引）。
這是鞭辟近裡的意思，原來是極要的。
但專論動機，不問成績的好壞，也是不對，所以《春秋》有些地方，特别矯正。
例如宋宣公讓國給兄弟缪公，缪公又讓還給侄兒與夷，兩位的志，自然都是極好，但因此釀起争端。
缪公的兒子馮，到底弑了與夷，結果是不好了。
《春秋》雖然嘉許宣缪之讓，卻說宋之禍，宣公為之也（《隐三年》）。
可見孔子論善惡，原不專偏于動機一面。
以上八條，不過我個人認為重要的，随手舉來。
此外《春秋》的大義，不下百條，限于篇幅，恕不多述。
就一方面看，《春秋》不算得孔子的法典，所以漢轅固生在窦太後前毀《老子》書，太後翻臉罵他，說：“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司空城旦，漢刑律名）。
但孔子奉是主張禮治主義的人，說《春秋》全是法典性質，也有點不對。
董仲舒說《春秋》有十指，前三指最為握要。
他說：“舉事變見有重焉，一指也。
見事變之所至者，二指也。
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三指也。
”（《春秋繁露·十指》）事變之所至是結果，所以至者是原因。
既知原因，想方法對治它，以求免于惡結果，便是作《春秋》的本意。
他說：“舉事變見有重焉，一指也。
見事變之所至者，二指也。
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三指也。
”（《春秋繁露·十指》）事變之所至是結果，所以至者是原因。
既知原因，想方法對治它，以求免于惡結果，便是作《春秋》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