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孔子之政治論與《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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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無主名的，是認被弑之君罪有應得。
其例有三： （一）稱人以弑。
如例二、例七說，有些人弑他，這些人并非有罪。
如例二的衛人，便是石碏主謀，碏是有功無罪。
所以《傳》引公羊子曰：“稱入者何？讨賊之辭也。
”可見凡稱“入”的，都含有讨賊意味。
（二）稱國以弑。
如例九、例十一，《文十八年傳》：“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
”（《解诂》）“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也。
”（《成十八年解诂》義略同）這明是說暴君該死，弑他是國民公意了。
（三）稱阍或稱盜以弑。
如例十一、例十四，被弑的雖未必得罪國民，然狎近小人，亦屬咎由自取。
稱人稱國，皆明弑者無罪，被弑者反有罪。
稱阍稱盜，明弑者罪不足責，而被弑者亦與有罪。
還有例十二之主詞，亦表示被弑者有罪。
言公子比歸于楚，《春秋》之例，歸無惡（見上）。
所以加這一句，便反證楚靈王虔之該弑了。
參合以上各條的義例，有一半是正弑君的罪名，使亂臣賊子懼。
有一半是正被弑之人的罪名，使暴君兇父懼，真算得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了。
可見孔子并不主張片面倫理。
後人說“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這些話絕非孔子之意。
更就賓詞Object方面研究，被弑者稱其君某，這是通例，但亦有分别。
如例六書弑其君子之奚齊，因其末逾年未即位，未成乎為君。
如例十一書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明是兩公子相殺，因棄疾脅比立之，已認為君，故加以弑名。
如例四、例六皆連書及其大夫，所以表彰死難之臣。
如例二書衛人殺州籲，明衛人并未認州籲為君，故不言弑而言殺。
如例十一之吳子餘祭，例十四之蔡侯申，皆不稱其君，見被弑者與弑者并非有君臣之分。
如例二書于濮，例十二書于乾溪，明其在國外，凡此皆因一二字之異同，定案情之差别，都是正名主義的作用。
《春秋》有一件最奇怪的事，凡魯國篡弑之禍，它都不肯直書，但明白它的義例，推勘起來，案情依然分明。
例如隐公為桓公所弑，據例二所舉，在隐十一年書“公薨”二字，在桓元年書“公即位”三字，表面上一點看不出來。
但須知《春秋》有兩個例，一是君弑賊不讨不書葬，一是繼弑君不言即位。
别的公薨之後，都有“葬我君某公”一條，隐公底下沒有，就知道他一定被弑而且是賊不讨了。
繼弑君本不該即位，桓公自行即位，《春秋》直書他，可見弑君的賊就是他了（《春秋繁露·玉英》雲：“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
其志欲立，故書即位。
書即位者，言其弑君兄也。
”）。
像這些，在經文上是很簡單，都靠口授其指的傳來說明，隻要參伍錯綜研究一番，大義還是炳然。
以上所舉，專論弑君一例（還未詳盡）。
其實全部《春秋》，都該如此讀法。
董仲舒曰：“《春秋》慎辭，謹于名倫等物者也。
”（《春秋繁露·精華》）又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
”（《竹林》）又曰：“是故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而博貫之。
”（《精華》）又曰：“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五即參伍錯綜之伍），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
”（《玉杯》）又曰：“貫比而論是非。
”（《玉杯》） 所謂慎辭，即是正名。
名指單字，當論理學上所謂詞。
Term辭指連屬成句，當論理學上所謂命題Proposition。
《春秋》的辭和《易》的辭，性質很有點相同，都是用極嚴正極複雜的論理學組織出來，必要知孔子論理學的應用，才能讀這兩部書。
四、《春秋》之微言大義 司馬遷說：“《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
”（《史記·太史公自序》）若要把它一一羅列，非别成專書不可。
但其中大半是為當時社會補偏救敝，在今日已無研究之必要，今僅刺取數條以見其概。
第一，張三世。
《春秋》二百四十年，曆十二公，分為三世。
隐桓莊闵僖五公，名據亂世，内其國而外諸夏；文宣成襄四公，名升平世，内諸夏而外夷狄；昭定哀三公，名太平世，天下遠近大小若一，夷狄進至于爵（《隐元年解诂》）。
升平世當《禮運》之小康，太平世《禮運》之大同。
但《禮運》大同，懸想古代大道之行，小康乃指後世。
大道即隐，像是希圖複古。
《春秋》則由據亂而升平而太平，純是進化的軌道。
孔子蓋深信人類，若肯努力，世運必日日向上，所以拿《春秋》做個影子。
太平世的微言，可惜傳中所存甚少；内中最顯明的，就是抛棄褊狹的國家主義、種族主義，專提倡世界主義，這确是對于當時封建制度一種革命思想。
第二，以元統天，以天正君。
《春秋》發端之元年春王正月，謂之五始。
《春秋繁露》說：“《春秋》變一謂之元。
”元，猶原也。
元為萬物之本，乃在乎天地之前（《重政》）。
又說：“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
”（《二端》，《隐元年解诂》同）這個“元”字，就是《易》“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的“元”字，就是無方無體之易，就是自然法。
天是指自然界的現象，以元統天是說自然法支配
其例有三： （一）稱人以弑。
如例二、例七說，有些人弑他，這些人并非有罪。
如例二的衛人，便是石碏主謀，碏是有功無罪。
所以《傳》引公羊子曰：“稱入者何？讨賊之辭也。
”可見凡稱“入”的，都含有讨賊意味。
（二）稱國以弑。
如例九、例十一，《文十八年傳》：“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
”（《解诂》）“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也。
”（《成十八年解诂》義略同）這明是說暴君該死，弑他是國民公意了。
（三）稱阍或稱盜以弑。
如例十一、例十四，被弑的雖未必得罪國民，然狎近小人，亦屬咎由自取。
稱人稱國，皆明弑者無罪，被弑者反有罪。
稱阍稱盜，明弑者罪不足責，而被弑者亦與有罪。
還有例十二之主詞，亦表示被弑者有罪。
言公子比歸于楚，《春秋》之例，歸無惡（見上）。
所以加這一句，便反證楚靈王虔之該弑了。
參合以上各條的義例，有一半是正弑君的罪名，使亂臣賊子懼。
有一半是正被弑之人的罪名，使暴君兇父懼，真算得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了。
可見孔子并不主張片面倫理。
後人說“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這些話絕非孔子之意。
更就賓詞Object方面研究，被弑者稱其君某，這是通例，但亦有分别。
如例六書弑其君子之奚齊，因其末逾年未即位，未成乎為君。
如例十一書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明是兩公子相殺，因棄疾脅比立之，已認為君，故加以弑名。
如例四、例六皆連書及其大夫，所以表彰死難之臣。
如例二書衛人殺州籲，明衛人并未認州籲為君，故不言弑而言殺。
如例十一之吳子餘祭，例十四之蔡侯申，皆不稱其君，見被弑者與弑者并非有君臣之分。
如例二書于濮，例十二書于乾溪，明其在國外，凡此皆因一二字之異同，定案情之差别，都是正名主義的作用。
《春秋》有一件最奇怪的事，凡魯國篡弑之禍，它都不肯直書，但明白它的義例，推勘起來，案情依然分明。
例如隐公為桓公所弑，據例二所舉，在隐十一年書“公薨”二字，在桓元年書“公即位”三字，表面上一點看不出來。
但須知《春秋》有兩個例，一是君弑賊不讨不書葬，一是繼弑君不言即位。
别的公薨之後，都有“葬我君某公”一條，隐公底下沒有，就知道他一定被弑而且是賊不讨了。
繼弑君本不該即位，桓公自行即位，《春秋》直書他，可見弑君的賊就是他了（《春秋繁露·玉英》雲：“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
其志欲立，故書即位。
書即位者，言其弑君兄也。
”）。
像這些，在經文上是很簡單，都靠口授其指的傳來說明，隻要參伍錯綜研究一番，大義還是炳然。
以上所舉，專論弑君一例（還未詳盡）。
其實全部《春秋》，都該如此讀法。
董仲舒曰：“《春秋》慎辭，謹于名倫等物者也。
”（《春秋繁露·精華》）又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
”（《竹林》）又曰：“是故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而博貫之。
”（《精華》）又曰：“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五即參伍錯綜之伍），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
”（《玉杯》）又曰：“貫比而論是非。
”（《玉杯》） 所謂慎辭，即是正名。
名指單字，當論理學上所謂詞。
Term辭指連屬成句，當論理學上所謂命題Proposition。
《春秋》的辭和《易》的辭，性質很有點相同，都是用極嚴正極複雜的論理學組織出來，必要知孔子論理學的應用，才能讀這兩部書。
四、《春秋》之微言大義 司馬遷說：“《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
”（《史記·太史公自序》）若要把它一一羅列，非别成專書不可。
但其中大半是為當時社會補偏救敝，在今日已無研究之必要，今僅刺取數條以見其概。
第一，張三世。
《春秋》二百四十年，曆十二公，分為三世。
隐桓莊闵僖五公，名據亂世，内其國而外諸夏；文宣成襄四公，名升平世，内諸夏而外夷狄；昭定哀三公，名太平世，天下遠近大小若一，夷狄進至于爵（《隐元年解诂》）。
升平世當《禮運》之小康，太平世《禮運》之大同。
但《禮運》大同，懸想古代大道之行，小康乃指後世。
大道即隐，像是希圖複古。
《春秋》則由據亂而升平而太平，純是進化的軌道。
孔子蓋深信人類，若肯努力，世運必日日向上，所以拿《春秋》做個影子。
太平世的微言，可惜傳中所存甚少；内中最顯明的，就是抛棄褊狹的國家主義、種族主義，專提倡世界主義，這确是對于當時封建制度一種革命思想。
第二，以元統天，以天正君。
《春秋》發端之元年春王正月，謂之五始。
《春秋繁露》說：“《春秋》變一謂之元。
”元，猶原也。
元為萬物之本，乃在乎天地之前（《重政》）。
又說：“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
”（《二端》，《隐元年解诂》同）這個“元”字，就是《易》“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的“元”字，就是無方無體之易，就是自然法。
天是指自然界的現象，以元統天是說自然法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