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孔子提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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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 《論語》頭一句,說“學而時習之”,此外說“學”字的很多。

    到底孔子說的“學”是學個什麼?怎麼個學法?胡适之說孔子的學,隻是讀書,隻是文字上傳受來的學問(《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五章)。

    這話對嗎?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就舉了一位顔回,還說“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無,未聞好學者也”。

    我們在《易經》《論語》《莊子》裡頭看見好幾條講顔回的,就找不出他好讀書的痕迹。

    他做的學問,是“屢空”,是“心齋”,是“克己複禮”,是“不改其樂”,是“不遷怒,不貳過”,是“無伐善,無施勞”,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複行”,是“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是“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都與讀書無關。

    若說學隻是讀書,難道顔回死了,那三千弟子都是束書不觀的人嗎?孔子卻怎說“未聞好學”呢?他自己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難道他老先生十五歲以前,連讀書這點志趣都沒有嗎?這章書跟着說“三十而立”……等句,自然是講曆年學問進步的結果,那“立”“不惑”“知命”“耳順”“不逾矩”這種境界,豈是專靠讀書能得的?所以我想,孔子所謂“學”,是要學來養成自己的人格。

     那學的門徑,大略可分為二:一是内發的,二是外助的(這兩種學問的條理,下文再詳)。

    孔子覺得外助方面,别的弟子都還會用功;内發方面,除了顔回,别人都沒甚成績,所以說“未聞好學”。

    至于外助的學問,也有多端,讀書不過其一端。

    《易·象》所謂“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就是這一類的學問,然孔子并不十分重它。

    他說“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是說這類學問為次等的。

    又說:“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

    非與?”曰:“非也。

    予一以貫之。

    ”這分明說多讀書死記,不是做學問的好方法了。

    至于《論語》裡頭的“學”字,可以當作讀書解的,原也不少。

    這是因問而答,專明一義,不能掇拾三兩句來抹殺别的。

    大抵孔子講外助的學問,“博之以文,約之以禮”,算是兩個緊要條件,然結果不過得個“亦可以弗畔”,原非學問的究竟。

    若專做“博學于文”一句,便連外助的學問也成了跛腳,所以他又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據此說來,讀書倒變成了随意科,不是必要科了。

    這一段是我解釋學個什麼的問題。

     二、一貫忠恕 今試解釋怎麼學法的問題。

    方才引孔子告子貢的話,說自己不是“多學而識”,是“一以貫之”,到底“一”是個什麼?怎麼貫法?可惜孔子不曾說明,子貢也不曾追問。

    幸而孔子又有一天跑到曾子自修室裡頭,忽然說了一句:“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曾子答應一個字:“唯。

    ”他老先生一聲不響就跑了。

    那些同學摸不着頭腦,圍着問曾子。

    曾子說出個“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好了好了,知道“一貫”就是“忠恕”了。

    還有一回,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孔子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恕”字是做學問最要緊的一個字。

    更明白了,卻是又生出個問題:忠恕兩個字怎麼解法呢?拿忠恕怎麼就能貫一切呢?這要從實踐方面、智識方面來會通解釋。

    朱子說“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本來解得甚好,可惜專從實踐倫理方面講,未免偏了。

    《大戴禮·孔子三朝》記孔子說的“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

    ……内思畢心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内恕外度曰知外”。

    章太炎引這段話,下一個解釋說:“周以察物曰忠,心能推度曰恕。

    ”也解得甚好,可惜專從研求智識方面講,又未免偏了。

     我想忠恕一貫是要合這兩方面講,兩方面本來是可以會通的。

    在文“中心為忠”“如心為恕”。

    中心為忠,即是拿自己來做中堅的意思。

    充量地從内面窮盡自己心理的功能,就是“内思畢心”,就是“盡己”。

    《中庸》說“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又說“誠者自成也”。

    “誠”字就可當“忠”字的訓诂。

    畢心盡性自成,拿現在的流行語講,就是發展個性。

    從實踐方面說,發展個性是必要;從智識方面說,發展個性也是必要,這是忠的一貫。

    用自己的心來印證,叫作如心。

    從實踐方面說,是推己及人;從智識方面講,是以心度物(《聲類》:“以心度物曰恕。

    ”)。

     孟子說:“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推”字就是“恕”字的訓诂。

    從實踐方面講,将自己的心推測别人,照樣地來待他,就是最簡易最高尚的道德。

    消極的推法是“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是“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所惡于前,毋以先後;所惡于後,毋以從前;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

    積極的推法,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從智識方面講,将已知的事理,推到未知的事理,就是最有系統的學問。

    演繹的推法,是“舉一隅則以三隅反”,是“聞一以知二,聞一以知十”。

    歸納的推法(日本高山林次郎著的《論理學》說歸納法亦是推論),是“好問而好察迩言”,是“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是“文理密察足以有别”,是“本諸身,征諸庶民”,是“能近取譬”。

    如此實踐方面、智識方面都拿恕的道理來應用,就是恕的一貫。

     有人問:“據此說來,不是一以貫之,是兩以貫之了。

    ”其實不然。

    因為人類是同的,所以孟子說:“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乎?”心既有所同然,所以發達自己個性,自然會尊重别人的個性,所謂“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故即忠即恕。

    又非尊重别人的個性,不能完成自己的個性,所謂“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所以即恕即忠。

    “忠”“恕”兩字,其實是一事,故說一以貫之。

    後來荀子說的“以一持萬”,就是這個意思。

     仔細看來,孔子講學問,還是實踐方面看得重,智識方面看得輕。

    他拿學與思對舉,說道:“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有人拿康德講的“感覺無思想是瞎的,思想無感覺是空的”這兩句話來解釋它。

    果然如此,那思與學都是用來求智識了。

    我說不然。

    孔子說的思,算得是求智識的學問;說的學,隻是實行的學問,和智識沒有什麼關系。

    所以他屢說的“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有一回卻說“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可見得學隻是為了“學而不思則罔”,是說若隻務實行不推求所以要實行之故,便是盲從。

    “思而不學則殆”,是說若僅有智識不求實行,便同貧子說金,終久是空的。

    所以兩樣不可偏廢。

    但他又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寝,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這分明說實行比智識更重要了。

    所以求智識的學問,到墨子、荀子之後才發達,孔子學說在這裡頭,占不着重要位置。

     三、仁、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