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講 儒家哲學的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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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官,又從哪裡視聽言動起?《論語》稱顔子“其心三月不違仁”,為儒家後來講心的起點。

    仁為儒家舊說,心為後起新說,心仁合一,顔子實開端緒。

     因為《論語》有這個話,引起道家的形神論。

    除開體魄以外,另有所謂靈魂。

    而附會道家解釋儒家的人,漸漸發生一種離五官專講心的學說。

    《莊子·人間世》稱顔子講心齋,他說:“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

    若此則可以為齋乎?”孔子說:“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

    ”顔子問道:“敢問心齋。

    ”孔子說:“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

    聽止于耳,心止于符。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這類話都是由于“其心三月不違仁”而起,離開耳目口鼻之官,專門講心。

     孔子之後,孟子之前,有《系辭》及《大學》。

    《系辭》究竟是否孔子作,《大學》是否在孟子前,尚是問題,現在姑且作為中間的過渡學說。

    《系辭》說:“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大學》說:“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欲誠其意者,先緻其知,緻知在格物。

    ”這還單注重動機,沒有講到心的作用。

     至孟子,便大講其心學了。

    孟子有一段話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

    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

    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這幾句話從心理學上看,不甚通。

    他離開耳目之官,專門講心,謂耳目不好,受外界的引誘,因為耳目不能思;心是好的,能夠辨别是非,因心能思。

    孔子沒有這類的話,雖孔子亦曾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但非把心同耳目離開來講,與孟子大不相同。

    我們覺得既然肉體的耳目不能思,難道肉體的心髒又能思嗎?佛家講六識,眼識,耳識,心識……心所以能識,還是靠有肉體的器官呀。

     上面那段話,從科學眼光看是不對的,但孟子在性善說中立了一個系統,自然會有這種推論。

    孟子既經主張性善,不能不于四肢五官以外,另求一種超然的東西,所以他說四肢五官冥頑不靈,或者是惡,或者是可善可惡,唯中間一點心,虛靈不昧,超然而善。

    《告子》篇說:“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

    耳之于聲也,有同聽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

    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

    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

    ……”又說:“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

    ”這都是在肉體的四肢五官以外,另有一種超然的善的心。

    人與動物不同,就在這種地方,所以他說:“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大概的意思是說,四肢五官人與動物所同,唯心靈為人所獨有,所以人性是善的。

    何以有惡?由于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

     因為物交物的引誘,所以人性一天天地變惡,孟子名之為失其本心。

    他說:“……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并以牛山之木為喻,說道:“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結果,他教人用功下手的方法,就是求其放心。

    他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人類的心,本來是良的,一經放出去,就不好了,做學問的方法要把為物交物所引出的心收回來,并且時時操存它。

    孟子引孔子的話說:“‘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唯心之謂與?”專從心一方面拿來做學問的基礎,從孟子起。

     後來陸象山講“聖賢之學,心學而已”。

    這個話指孟子學說是對的,謂孟本于孔亦對的。

    不過孔子那個時代,原始儒家不是這個樣子。

    孟子除講放心、操心以外,還講養心。

    他說:“養心莫善于寡欲。

    ”又講存心,他說:“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養、存的功夫,擴大自己人格,這是儒家得力處。

    《孟子》全書,講心的地方極多,可謂心學鼻祖。

    陸象山解釋孟子以為隻是“求放心”一句話。

    後來宋儒大談心學,都是宗法孟子。

     荀子雖主性惡,反對孟子學說,然亦注重心學,唯兩家所走的道路不同而已。

    《荀子》全書講心學的有好幾篇,最前《修身》篇講治氣養心之術,他說:“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

    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

    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

    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

    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

    卑濕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

    庸衆驽散,則劫之以師友。

    怠慢傈棄,則照之以禍災。

    愚款端悫,則合之以禮樂。

    ……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

    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

    ”這一套完全是變化氣質,校正各人的弱點,與孟子所謂将良心存養起來,再下擴大功夫不同。

    孟子主性善,故要“求其放心”;荀子主性惡,故要“化性起僞”。

     上面所說,還不是荀子最重要的話。

    重要的話,在《解蔽》及《正名》兩篇中。

    荀子的主張比孟子毛病少點。

    孟子把心與耳目之官分為二,荀子則把它們連合起來。

    《正名》篇說:“然則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

    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

    ”一個人為什麼能分别客觀事物,由于天與我們的五官。

    下面緊跟着說:“形體色理以目異,聲音清濁調竽奇聲以耳異,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香臭芬郁腥臊灑酸奇臭以鼻異,疾養滄熱滑铍輕重以形體異,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心異。

    ”他把目、耳、口、鼻、形體加上心為六官,不曾把心提在外面,與佛家六根、六塵正同。

    但是心亦有點特别的地方:“心有征知,征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

    ”心與其他五官稍不同,除自外界得來感覺分别之外,自己能動,可以征求東西。

    下面一大段講心的作用,比孟子稍為合理。

    孟子注重内發,對于知識不十分講。

    荀子注重外範,對于知識十分注重,但是要得健全知識,又須在養心上用功夫。

     《解蔽》篇說得更透徹,他問:“人何以知道?曰心。

    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

    ”這是講人類就靠這虛一而靜的心可以知道,可以周察一切事物。

    底下解釋心的性質,他說:“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

    心未嘗不兩也,然而有所謂一。

    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

    ”這是講心之為物,極有伸縮餘地,盡管收藏,盡管複雜,盡管活動,仍無害于其虛一而靜的本來面目。

    又精密,又周到,中國最早講心理學的人,沒有及得上他的了。

    下面說:“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

    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

    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謂之虛。

    ”這是講養心的目的,要做到虛一而靜,而用功的方法,在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

    緊跟着又說:“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

    異也者,同時兼知之。

    同時兼知之兩也,然有所謂一。

    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

    ”這是講人類的心同時發幾種感想,有幾種動作,但養心求一。

    隻要不以夫一害此一,縱然一面聽講,一心以為鴻鹄将至,亦無不可。

    又說:“心卧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

    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

    ”這是講心之為物,變化萬端,不可端倪,但治心求靜。

    隻要能靜,就是夢亦好,行亦好,謀亦好,都沒有妨礙。

     荀子的養心治心,其目的大半為求得知識。

    不虛,不一,不靜,便不能求得知識。

    孟子專重内部的修養,求其放心,操之則存,隻須一點便醒;荀子專重外部的陶冶,養心治心,非下刻苦功夫不可。

    兩家不同之點在此。

    然兩家俱注重心體的研究,認為是做學問的主要階級。

    最初儒家兩大師皆講心,後來一派的宋學,以為聖學即心學,此話确有一部分真理,我們也相當地承認它。

     漢以後的儒者,對于這類問題不大講,就講亦不十分清楚。

    董仲舒《深察名号》篇說:“栣衆惡于内,弗使得發于外者,心也,故心之為名栣也。

    ”董子全部學說,雖調和孟荀,實則偏于荀。

    他對于心的解釋至少與孟子不同。

    六朝時徐遵明主張“本心是我師”,上面追到孟荀,下面開出陸王。

    可以說陸王這派的主要點,六朝時已經有了,不過董仲舒、徐遵明的主張不十分精深光大而已。

     隋唐以後,禅宗大盛。

    禅宗有一句很有名的口号“即心是佛”,可謂對于心學發揮得透徹極了。

    禅宗論心,與唯識宗論不同。

    唯識宗主張“三界唯心,萬法唯識”,這類話不承認心是好的。

    所謂八識:(1)眼識;(2)耳識;(3)鼻識;(4)舌識;(5)身識;(6)意識;(7)末那識;(8)阿賴耶識。

    末那即意根,阿賴耶即心亡,兩樣都不好,佛家要消滅它。

    唯識宗認為世界種種罪惡都由七八兩識而出,所以主張轉識成智,完全不把心當作好東西。

    禅宗主張“即心是佛”,這都是承認心是好的,一點醒,立刻與旁人不同,與孟子所謂“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立論的根據相同。

     禅宗的思想影響到儒家,後來宋儒即根據“即心是佛”的主張解釋孔孟的話,研究的對象就是身體狀況,修養的功夫首在弄明白心的本體,心明白了,什麼都明白了。

    宋儒喜歡拿佛家的話解釋《系辭》《大學》及《孟子》。

    程子《定性書》說:“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将近乎内外。

    ……故君子學莫若廓然大公,物來順應。

    ”這類話與禅宗同一鼻孔出氣。

    禅宗五祖弘忍傳衣缽時,叫門下把各人見解寫出來,神秀上座提筆在牆上寫道:“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

    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

    ”大家都稱贊不絕,不敢再寫。

    六祖慧能不識字,請旁人念給他聽,聽罷作偈和之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

    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晚上五祖把他叫進去,就把衣缽傳給他了。

    這類神話真否可以不管,但實開後來心學的路徑。

    我們把它内容分拆起來,已非孟荀之舊了。

    程子講“物來順應”,禅宗講“心如明鏡”,這豈不是一鼻孔出氣嗎? 朱陸兩家都受禅宗影響。

    朱子釋“明德”說:“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

    ”所謂虛靈不昧,以應萬事,即明鏡拂拭之說。

    陸子稱“聖賢之學,心學而已矣”,又即禅宗“即心是佛”之說。

    據我看來,禅宗氣味,陸子免不了,不過朱子更多。

    陸子嘗說“心即理”“明本心”“立其大者”,大部分還是祖述孟子“求其本心”“放其良心”的話。

    所以說孟子同孔子相近,象山是孟子嫡傳。

    象山不談玄,講實行,沒有多少哲學上的根據。

     陽明路數同象山一樣,而哲學上的根據比較多些。

    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在心理學上很有根據,他解釋《大學》根本和朱子不同。

    《大學》的講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五事,朱子以為古人為學次第,先格物,再緻知,三誠意,四正心,五修身,循序漸進;陽明以為這些都是一件事,内容雖有區别,實際确不可分。

    陽明最主要的解釋見《語錄》卷二:“先生曰:‘隻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

    ’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與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無心則無身,無身則無心。

    但指其充塞處言之,謂之身;指其主宰處言之,謂之心;指心之發動處,謂之意;指意之靈明處,謂之知;指意之涉着處,謂之物。

    隻是一件。

    意未有懸空的,必着事物。

    ”這是絕對的唯心論。

    心物相對,物若無心不可以,外心求物,物又在哪裡哩? 《陽明文集·答羅整庵書》又說:“……理一而已。

    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

    ”陽明一生最講心外無理,心外無事,心外無物,物外無心。

    他的知行合一說即由心物合一說而出。

    緻良知就是孟子所謂良心,不過要把心應用到事物上去。

    陽明這種主張确是心學,他下手的功夫同象山差不多,主要之點不外誠意,不外服從良心的第一命令。

    下手的功夫既然平易切實,不涉玄妙,又有哲學上的心物合一說以為根據,所以陽明的知行合一說能夠成立,能夠實行。

    而知行合一說又是陽明學說的中心點,他思想接近原始儒家,比程朱好;他根據十分踏實圓滿,比象山素樸,但隻講方法而已,後面缺少哲學的根據。

     心體問題,到王陽明真到發揮透徹,成一家言,可謂集大成的學者。

    以前的議論,沒有他精辟;以後的議論,沒有他中肯。

    清代學者,不是無聊攻擊,便是委靡敷衍。

    大師中如顔習齋、戴東原,旁的問題雖有極妥洽的地方,這個問題則沒有特殊見解,可以略去不講。

    幾千年來對于心體問題主張大緻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