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 兩千五百年儒學變遷概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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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前人成績加以整理而已。

    唐人所講各經正義及義疏,大半采自熊安生、劉炫、劉焯等著作。

    這一派北朝學者,對于各經的疏,考據得很有成績,唐人把它聚集起來加以整理,不能說是獨創。

    其中稍值得注意的,就是因政治的南北統一,而學術上(經學)的南北混合亦随而成立。

    北派所宗之馬融、鄭玄、賈逵、服虔,與南派所宗之王弼、王肅、杜預,從前取對立的形勢,至此便趨到調和的形勢。

     中唐以後,所謂經學家,如啖助、趙匡一流,尚能開點新局面,對于漢魏六朝以來那種煩碎支離的解經方法認為不滿,要脫去陳舊束縛,專憑自己聰明,另求新意。

    韓愈送盧仝的詩說到“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這兩句話,很可以代表當時的一般精神。

     他們雖有另求新意的傾向,可惜沒有把門路創出來,不如近人研究經學這樣的切實、精密。

    清朝像王念孫,是很革命的,在小學上、文法上,另外找根據。

    近人如王國維,亦是很革命的,在鐘鼎上、龜甲上,另外找根據。

    這種精神,很合科學。

    啖助、趙匡等,沒有好的工具,但憑主觀見解,意思不合,随意删改。

    這樣方法,容易武斷,在經學上占不到很高的位置。

     漢人解經,注重訓诂名物。

    宋人解經,專講義理。

    這兩派學風截然不同,啖、趙等在中間正好做一樞紐。

    一方面把從前那種沿襲的解經方法推翻了去,一方面把後來那種獨斷的解經方法開發出來。

    啖、趙等傳授上與宋人無大關系,但見解上很有關系,承先啟後,他們的功勞亦自不可埋沒啊! 唐代頭等人才,都站在佛教方面。

    佛教在唐代亦起很大的變遷,其變遷直接間接影響于儒學者不少,所以我們欲明白儒學嬗蛻的來曆,不能不把當時的佛教略加說明。

    佛教的發達,在南朝從東晉末年到梁武帝時代,在北朝從苻秦、姚秦到魏、齊,都占思想界極重要地位。

    到隋及初唐,遂達全盛。

    此前的佛教,概自印度傳入,用印度方法解釋佛經,很忠實,很細密,這是它們的長處;但是逐字逐句的疏釋,落了熊、劉、孔、賈一派的窠臼,很拘牽,很繁瑣,這又是他們的短處。

     唐以前,全為印度佛教,不失本來面目。

    唐中葉——約在武後時代,佛教起很大的變化,漸漸離開印度佛教,創立中國佛教,主要的有三派:慧能的禅宗是一派,六朝時已具端倪,至唐始盛;澄觀的華嚴宗是一派,華嚴大師并在唐代;智顗的天台宗是一派,自隋以來,業已大大發達。

     1.禅宗。

    從前學佛,要誦經典。

    現在的《大藏經》有七千卷,在唐時約六千卷。

    經典既浩繁,解釋又瑣碎,後來許多人,厭惡讀經典。

    禅宗六祖慧能出,主張頓悟,不落言诠,很投合一般人的心理。

    據說慧能不識字,在五祖弘忍門下,充當打雜。

    五祖門下有許多弟子,天天講經守律,五祖沒有看重他們,獨于把他的衣缽傳給這個打雜的。

     到底慧能識字與否,此層尚屬問題,但是他主張擺脫一切語言文字,亦可成佛,這是禅宗的特色。

    自六朝隋唐以來,佛家經典浩如煙海,本來難讀,慧能的“即心是佛”,這種主張算是一種大革命。

    從前學佛,守律讀經,毫無生氣。

    禅宗學佛,不必識字,乃至不必嚴守戒律,佛教的門庭大大地打開了。

    不過真的固然多,假的亦不少。

    從前還要讀書,還講說經,須得有真學問,下苦功夫;現在不必讀,不必說,當頭棒喝,立地覺悟,自然可容假托的餘地。

     因為佛教這樣,儒家亦受影響,儒佛之界破了許多。

    在佛教方面從事研究的人,不必讀經,不必守戒,所以佛教因為禅宗之起,勢力大增。

    在儒家方面,亦沾染禅宗氣息,治經方法、研究内容完全改變。

    儒家在北朝時專講注疏,中唐以後要把春秋三傳束之高閣,這是方法的改變。

    儒家在北朝時,專講訓诂名物,中唐以後主張明心見性,這是内容的改變。

    所謂去傳窮經,明心見性,與佛教禅宗大緻相同。

     2.華嚴宗。

    華嚴這派同禅宗那派,普通都說是自印度來,其實不對。

    禅宗,絕對不出自印度。

    華嚴,亦許來自于阗,不是中國所創。

    華嚴最主要的教義,就是“事理無礙”。

    這句話,有三面:“事理無礙,事事無礙,理理無礙。

    ”佛教講出世法,離開這個社會,另尋一種樂土。

    華嚴講世法與出世法不相沖突,現象界與真如界一緻。

    華嚴要想緩和儒佛之争,儒家講世法,過現實的生活;佛教講出世,求極樂的世界,二種主張相反,要想調和,隻好講事理無礙了。

     這一派的創始者,為澄觀,即清涼國師。

    其自著及釋佛,俱引儒家的話,所謂儒佛融通。

    後來宗密即圭峰就是承繼這派學說,而融通儒佛的色彩更為顯著。

    宗密著《原人論》,綜合古來論性諸家,而自下心性本原的定義,可以謂之宋學根本。

    宋儒講心性,皆由原人論及理事無礙觀推演而來。

     3.天台宗。

    這一派,在隋末,智顗即智者大師初創時,尚與儒家無大關系。

    唐中葉以後這派的湛然即荊溪,與華嚴宗的澄觀,所持态度相同。

    大抵以儒釋佛,兩教才始溝通。

    但是天台與華嚴又不一樣,天台講修養身心的方法,華嚴講世法與出世無礙,一個偏于方法,一個偏于理論,這是不同的地方。

     中唐有一個梁肅,他是唐代的大文學家,沒有做和尚,但實際上卻是天台宗的健将。

    數天台宗的人物,當然離不了他。

    可是他确未落發,表面是一個儒者,骨子裡是一個佛徒。

    湛然以儒釋佛,梁肅以佛釋儒。

    有唐一代,這類人很多,儒佛兩家天天接近,其痕迹如此。

    所以我們講儒家哲學,不能不把佛教這三宗,簡單地說一下。

     話說回頭,再講儒家方面。

    前所謂啖助、趙匡一派,算是經學家,然唐代(除初唐外)純粹經學家實甚少,以文學家帶點學者色彩,這類人多。

    最主要的有三位,一個是韓愈,一個是柳宗元,一個是李翺。

     1.韓愈。

    他是一個文學家,同時又是一個儒家。

    所著《原道》《原性》諸文,都是站在儒家方面,攻擊佛教,竟因谏迎佛骨,谪貶潮州。

    但他是純文學家,對于佛教知識固然很少,對于儒家道術造詣亦不甚深。

    漢魏六朝的注解功夫,宋以後的修養功夫,他都沒有做多少,所以對于儒家,在建設方面,說不上什麼貢獻。

    但是他離開舊時的訓诂方法,想于諸經之中另得義理,所謂“獨抱遺經究終始”,這是他見解高超處。

     2.柳宗元。

    他亦是一個文學家,但是他在學問方面的地位,比韓愈高。

    除研究儒家道術以外,對于周秦諸子(自漢以後,無人注意)都看都讀,有批評,有鑒别力。

    他所著關于讨論諸子的文章,篇篇都有價值。

    他對于傳統的舊觀念,很能努力破除,譬如封建制度,儒家向極推崇,他作《封建論》,斥以為非先王之意。

    韓柳二人,對于宋學都有很大的影響。

    韓愈主張“因文見道”,要把先王的法言法行,放在文字裡面。

    後來宋朝的歐陽修、王安石、蘇東坡一派,都從韓愈出,同往一條路上走。

    柳宗元的直接影響不大,但是有膽有識,對于以前的傳統觀念求解放,治經方法求解放。

    韓是一個反對佛教論者,柳是一個調和儒佛教論者。

    子厚于佛教,較有心得,不特不毀,且極推崇,頗主張三教同源。

    直到現在,這類文字還很多。

     3.李翺。

    唐末,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為宋學開山祖師,就是李翺,字習之。

    他在文章方面是韓愈的門生,在學問方面确比韓愈高明多了。

    他的言論很徹底,很少模糊籠統的話。

    他于佛教,很有心得,引用佛教思想創設自己哲學。

    這種事業至宋代才成功,但是最初發動,往創作的路子上走,還是靠他。

    他最主要的文章,是《複性書》,分上中下三篇,很有許多獨到的見解。

     欲知宋學淵源,可以看這兩篇文章,一篇是《原人論》,佛徒宗密所作;一篇是《複性書》,儒家李翺所作。

    前者有單行本,金陵刻經處可買;後者很普通,見于《唐文粹》,及其他唐人文鈔。

    在唐時,為宋學之先驅者,這兩篇最重要,宋學思想大半由此出。

    這兩篇的思想,相同之處頗多,最主要的為性二元論。

    性善性惡,曆來讨論很盛,至宋朱熹,調和孟荀學說,分為理氣二元。

    但是這種思想,《原人論》及《複性書》早已有之,于後來影響極大。

     自唐末起,曆宋、金、元、明,在全國思想界最占勢力,為這一派調和儒佛論。

    佛教方面的澄觀、湛然,莫不皆然,而宗密最得菁萃。

    儒家方面的梁肅、柳宗元,莫不皆然,而李翺最集大成。

    誠然,以宋代學術同他們比較,覺得幼稚膚淺,但是宋學根源,完全在此。

    不懂他們的論調,就不知宋學的來源。

     五代自梁太祖開平元年至周世宗顯德六年,不過五十二年的時間,天下大亂,文化消沉,無甚可述,我們可以不講。

    以下講宋代,儒家道術,很有光彩,可謂之三教融通時代,亦可謂儒學成熟時代,我們可以另作一章來讨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