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 兩千五百年儒學變遷概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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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有類似道家的話,兩漢時代未能發揮,到了魏晉,因為發生變動,才把從前的話另外估定一番。

    最主要的經學家,有下列幾位。

     1.王弼。

    他是一個青年著作家,曾注《周易》及《老子》,兩部俱傳于世,學者成就之早,中外古今,恐怕沒有趕得上他的。

    他死的時候,不過二十四歲,能夠有這樣大的成績,真不可及。

    我們可以說中國文字不消滅一天,王弼的名字保存一天。

    今《十三經注疏》所用《周易》,即魏王弼、晉韓康伯二人所注。

    《易》本蔔筮之書,末流入于谶緯,王弼乘其敝而攻之,遂能排擊漢儒,自标新學。

    像王弼的解釋,是否《周易》本意,我們不得而知,但不失為獨創的哲理,在學術史上有相當的地位。

     2.何晏。

    他同王弼一樣,也是一個引道入儒的哲學家,曾注《論語》,在當時很通行。

    後來朱注出現,何注漸衰,然在經學界仍有很大的權威。

    何晏以前的《論語》注,盡皆散失,唯何注獨受尊崇,其思想支配到程朱一派。

    朱雖亦注《論語》,但不出何晏範圍。

    王、何二人,都是對漢儒起革命,所作論文極多,可惜皆不傳了。

    何著《聖人無喜怒哀樂論》,王著《駁論》,全篇今失,隻剩百餘字,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有許多問題,古人所不講的,喜怒哀樂也就是其中之一,魏晉間人很喜歡提出這類問題。

     3.鐘會。

    他是一個軍事家,同時又是一個學者。

    曾作《四本論》,講才性的關系,持論極為精核,原文喪失。

    《世說新語·文學》篇說:“鐘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

    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于戶外遙擲便回急走。

    ”注:“《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于世。

    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

    尚書傅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鐘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文多不載。

    ’”在當時很流行的,可惜我們看不見了。

    此類問題,孟子、荀卿以後,久未提及,他們才作翻案,四家各執一說,在學術界上很有光彩。

    自王、何起,直至南朝的宋、齊、梁、陳,都承繼這種學風,喜歡研究才性、形神一類的問題。

     4.嵇康、阮籍。

    他們同王弼、何晏一樣,都是講虛無、喜清談,至其著作,見于《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的很不少。

    嵇康好老莊之學,研究養性服食一類的事情,嘗著《養生論》《聲無哀樂論》,以道家的話,調和儒家。

    阮籍詩作得很多,從詩裡面,可以看出他的見解的一部分;散文有《達莊論》,闡明無為之貴。

    嵇、阮同當時的山濤、向秀、劉伶、阮鹹、王戎号稱“竹林七賢”,都是調和儒老、蔑棄禮法一流的人物,彼此互相标榜,衍為一時風氣。

     5.陶淵明。

    他是一個大詩人,思想極其恬靜,人格極其高尚,同時他又是一個儒家,崇法孔子的話很多。

    他的論文有《歸去來辭》《桃花源記》等,可以看出他厭惡當時的污濁社會,遊心于世外的理想生活。

    他的詩很多,做得都很好。

    關于讨論哲學問題的,有《形神問答詩》,可見其個人思想所在,又可以見社會風尚所在。

     6.潘尼、顧榮。

    他們兩人,是宋學很遠的源泉。

    潘尼作《安身論》,根據老子的哲理,大講無欲,并以無欲解釋儒家經典。

    顧榮作《太極論》,亦根據道家哲理,大講陰陽消長,并以太極解釋宇宙萬物。

    後來周濂溪一派,即從潘、顧二人而出,無極太極之辯亦成為宋代一大問題,可見得宋學淵源之遠了。

     魏晉儒學,最主要的大緻有此八家,即王弼、何晏、鐘會、阮籍、嵇康、陶淵明、潘尼、顧榮。

    此外如葛洪的《神仙論》,鮑敬言的《無君說》,紀瞻的《太極說》,亦皆各有各的見解,蔚為魏晉哲學的大觀。

    現在因為時間的關系,隻得從略。

     大概說起來,魏晉南北朝學風,都以老、《易》并舉,或以黃、老并舉,将儒、道兩家,混合為一。

    所以魏晉學者,在在帶點調和色彩,而道家哲理成為儒家哲理的一部分。

    同時自東漢末葉以來,佛教已漸輸入,三國因為書少,未能全盛,東晉則大發達。

    梁武帝時,勢力尤巨。

    一般學者,往往認儒、佛為同源,不加排斥。

    如沈約作《均聖論》,即謂孔、佛一樣。

    孔綽作《喻道》篇,謂“周孔即佛,佛即周孔”。

    張融作《門論》,周颙作《難張長史門論》,都主張三教一緻。

    顧歡作《夷夏論》,亦稱道、佛二教,同體異用。

    當時大部分儒者,不以老莊釋儒,即以佛教釋儒,三教同源,成為一時的通論了。

     對于這種三教調和論,作有力反抗的,據我們所知,有兩個人。

    一個是裴頠,東晉時人,作《崇有論》,反對虛無主義。

    王衍他們,極力攻诘他,但是沒有把他攻倒。

    一個是範缜,梁武帝時人,作《神滅論》,反對明鬼主義。

    梁武帝敕曹思文等六十三人攻诘他,亦沒有把他攻倒。

    像這種有無的争辯,神滅神不滅的争辯,在六朝學術界很有光彩,與前幾年科學與玄學之戰差不多。

    我們看王衍、梁武帝,雖然反駁,然不壓迫言論自由,這種态度是很對的。

    又看裴頠、範缜,在清談玄妙的六朝居然敢做這種反時代的主張,亦可謂豪傑之士了。

     南北朝的儒家,對于經學亦很重視,而南北色彩不同。

    南朝另辟門徑,王弼、何晏這派很有勢力。

    北朝則仍受漢儒家法,馬融、鄭康成這派很有勢力。

    《北史·儒林傳》總論裡面,有這兩句話:“南學簡潔,得其精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

    ”這個話,雖然偏袒南學,然可見南北學風,迥不相同了。

     南朝的學風,專從幾部經中求其哲理,對于漢儒家法極端反對。

    如《南史·儒林傳》所稱何承天、周弘正、劉、沈麟士、明山賓、皇侃、伏曼容一流,十分之九皆信仰老莊,或崇拜佛法。

    《南史》常用“缁素并聽若幹人”等字,可見得每次講演,和尚道士前往聽講的很多。

    所以南朝經學家,大多數以道佛的哲理,解釋儒家的學說。

    北朝的學風,帶點保守性,專從名物訓诂上着手,一依馬鄭以來舊法。

    如《北史·儒林傳》所稱盧玄、刁柔、劉蘭、張吾貴、李同軌、徐遵明、熊安生、劉焯、劉炫一流,大體皆墨守漢儒家法,釋經極其謹嚴。

    後來,唐代陸德明作《經典釋文》,孔穎達作《五經正義》,賈公彥作《周禮儀禮疏》,以及徐彥的《春秋公羊傳疏》、楊士勳的《春秋榖梁傳疏》,皆有底本,出自本人者極少。

    徐遵明、熊安生、劉焯他們的底本,由孔穎達、賈公彥等整理一番,成為現在的《十三經注疏》。

     總之,南朝富流動性,受佛道的影響;北朝富保守性,受漢儒的支配,這是南北學派的大概情形。

    唯北朝來年,稍起變動。

    徐遵明為北朝第一學者,後人注疏,多本其說。

    他最初從許多人為師,皆不以為然。

    有人告訴他說,這樣下去,絕對不會成功,後來他才改換方針,專以本心為師,上承孟子,下開象山。

    北朝前期,雖極保守,到了末年,徐遵明以後,已經有很大的變遷了。

     隋朝統一天下,南北混同,車馬往還,絡繹不絕。

    因政治上交通上的統一,全部文化亦帶調和色彩,即文藝美術亦在在有調和之傾向。

    最足以代表時代學風的,有兩個人,一個是顔之推,一個是王通。

     1.顔之推。

    他是南方人,後來遷往北方,受南方的影響不少,受北方的影響亦很大。

    他作《顔氏家訓》,對于北方嚴正的章句訓诂非常注意;對于北方保守的風俗習慣亦很贊成。

    他的《歸心》篇主張内外一體,儒佛一體,是想把兩教調和起來的。

     2.王通。

    他是北方人,亦受南方的影響。

    這個人,事事模仿,很像揚雄一樣。

    生平以孔子自命,曾作《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百五十篇、《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謂為《王氏六經》,後來門弟子尊稱他叫文中子。

    他的著作,有人說是博洽,有人說是荒唐,現在暫且擱下不講。

    但他不同徐、劉一派專做名物訓诂的功夫,而能另辟蹊徑,直接孔子,這是他獨到的地方。

    他對于佛教,一點不排斥,并且主張調和,亦持儒佛一體的論調。

     隋代儒家,不論南北,都主調和儒佛。

    即如徐遵明、劉焯諸大經師,對佛教不大理會,要是理會,必定站在調和的地位,顔之推、王通就是很好的代表。

    自兩漢至六朝,儒學變遷,其大概情形如此。

     唐朝一代,頭等人物都站在佛教及文學方面,純粹講儒家哲學的人,不過是二三等角色。

    專就儒學而論,唐代最無光彩。

    初唐時有名經師,如陸德明、孔穎達、賈公彥等,仍遵漢學家法。

    《十三經注疏》中重要之疏,皆為所作,在經學界很有名,但是實際上都不能算是他們作的,不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