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 兩千五百年儒學變遷概略（上）
關燈
小
中
大
義；荀子言禮，以禮為修養的主要工具。
孟子主張内發，荀子主張外範。
孟子說性是善的，随着良知良能做去；荀子說性是惡的，應以嚴肅規範為修束身心的準繩。
所以荀子的學說，可以說是戰國末年，對于儒家的一大修正。
今天所講孟荀學說，講得很簡單，以下另有專篇，專門講他二人。
自孔子死後，儒家的變遷，其大概情形如此。
還有一種現象，西漢以前，儒家學派可以地域區分，所謂齊學、魯學，風氣各自不同。
魯是孔子所居的地方，從地理方面看，在泰山以内，壤地褊小，風俗謹嚴；從曆史方面看，自周公以來，素稱守禮之國，又有孔子誕生，門弟子極多。
魯派家法，嚴正呆闆狹小，有它的長處，同時亦有它的短處。
齊與魯接壤，蔚為大國，臨海富庶，氣象發皇，海國人民思想異常活潑。
直接隸屬孔門的時候，齊魯學風，尚無大别，以後愈離愈遠，兩派迥不相同了，若以歐洲學風比之，魯像羅馬，齊像希臘。
齊派學風的特色，可以三鄒子作為代表。
《史記·孟荀列傳》稱：“齊有三鄒子，其前鄒忌……其次鄒衍……鄒奭。
”三鄒是否儒家，尚待研究，雖非直接由儒家出，但亦受儒家的影響。
鄒衍主九州之外，尚有九州，可見其理想力之強，但彼好推言“終始五德之運”這種學說，衍為方士的思想（不是道家），司馬談《六家要旨》名之為陰陽家，後代相仍未改。
這種人，以儒者自居，社會上亦把他們當作儒者看待。
秦始皇坑儒生，人皆以為大罪，其實所坑的儒生七十餘人，都是方士陰陽家一派。
如盧生、韓生最初替始皇求不死之藥，曆年不得，又造為種種謊語，始皇才把他們坑殺了。
這一派在戰國末年頗盛，如果說是由儒家變出，可以說是由齊派演化出來。
自秦以前，同為儒家，有齊魯兩派，其不同之點，既如上述。
到漢，兩派旗幟，更為顯明，甚至于互相攻擊。
漢人對于儒家的貢獻，隻是他的整理工作，旁的很少值得注意的地方。
凡是一個社會，經過變化之後，秩序漸趨安定，就做整理的功夫，所以漢人發明者少。
一部分的精神，用在整理方面；一部分精神，用在實行方面。
漢代四百年間，其事業大緻如此。
至于思想學術，漢代亦較簡單，漢時墨家業已消滅，隻剩道、儒兩家。
道家整理工作的表現，在于《淮南子》。
《淮南子》一書，可謂戰國以來，總括許多學說，為一極有系統之著述。
儒家整理工作的表現，在于治經。
漢儒治經分今文古文兩派，西漢為今文獨盛時代，東漢為今古文互争時代。
東漢前半，今文很盛，到了末年，大學者都屬古文派，今文純至消滅。
西漢全期，今文家都很盛，古文家不過聊備一格而已。
西漢經學，共立十四博士。
計《易》有施、孟、梁丘三家，均出田何，為齊派。
《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均出伏生，為齊派。
《詩》有魯、齊、韓三家，齊詩出于齊派。
《禮》有大小戴及慶氏三家，與齊無關，為魯派。
《春秋》有嚴、顔兩家，均出公羊，為齊派。
總觀十四博士之中，九家出齊。
此外《論語》有《齊論語》及《魯論語》。
以此言之，西漢儒學，大部屬齊，魯學很衰。
《春秋》之《榖梁》學屬魯派，然西漢時無博士，其學不昌。
唯魯詩極發達，齊詩、韓詩，俱不能及。
齊派學風的特色，在與陰陽家——鄒衍一派結合，前業已提到過了。
即如《易》的施、孟、梁丘三家，今無傳，當時所講，占驗象數為多；伏生《尚書》，講中候五行，《大傳》亦多與陰陽結合；齊詩講五際六情；《公羊春秋》，多講災異。
西漢學風，齊派最盛，其中頗多方士及陰陽家語。
西漢末年，古文始出。
古文家自以為孔派真傳，斥今文為狂妄；今文家自以為儒學正宗，斥古文為僞作。
漢時所謂今文古文之辯，各部經都有，而《周禮》《左傳》辯論最烈，其後馬融、賈逵、服虔、許慎、劉歆皆從古文，是以古文大盛。
今文家專講微言大義，對于古書的一字褒貶，皆求說明；古文家專講訓诂名物，對于古書的章句制度，皆求了解。
古文家法謹嚴，與魯派相近；今文家法博大，與齊派相近。
所以兩漢經學，一方面為今古文之争，一方面即齊魯派之争，自鄭玄雜用今古文，今古學乃複混。
上面說，西漢經學，立十四博士，有今文古文的争執，有齊派魯派的不同。
又說兩漢工作，最主要的是解經方法，魯派即古文家，注重考釋，專講名物訓诂；齊派即今文家，頗帶哲學氣味，講究陰陽五行。
這些都是經生，沒有什麼特别的地方，可以不講。
經生以外，還有許多大儒，他們的思想學術，自成一家，應當格外注意。
以下一個一個分開來講。
1.董仲舒。
他是西漢第一個學者，受陰陽家的影響，對于儒學，發生一種變化。
荀子反對禨祥，對于迷信，在所排斥。
董子迷信的話就很多，書中有求雨止雨之事。
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惡，董子調和兩家，主張兼含善惡。
公孫弘治《公羊春秋》，董子亦治《公羊春秋》，而弘不逮仲舒遠甚。
董子學說，具見于《春秋繁露》。
全書分三部，一部分解釋《春秋》的微言大義，應用到社會上去；一部分調和孟荀的性說，主張成善抑惡；一部分承陰陽家的餘緒，有天人合一的學說。
2.司馬遷。
他是一個史家，同時又是一個儒家。
《史記》這部著作，初非匡無意義，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自述懷抱說：“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這是何等的偉大！同時在自序中又說：“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
孔子卒後，至于今五百歲。
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這簡直以繼承孔子自命了。
《史記》這部書，全部目錄，許多地方，很有深意，在史部中極有價值。
其編制論斷，關于儒家道術的地方很多。
3.揚雄。
他是一個完全模仿、不能創作的大文學家，仿《離騷》作《解嘲》，仿《上林》作《長楊》，仿《易》作《太玄》，仿《論語》作《法言》，不過是一個專會模仿的人，在學術界沒有多大價值。
但是以時代論，他亦有他的地位。
當西漢末年，魯派經生專講章句訓诂，解“粵若稽古帝堯”幾個字，長到十餘萬言，瑣碎得讨厭。
同時齊派末流，專講五行生克，亦荒誕得不近情理。
揚雄能離開經生習氣，不講訓诂五行，直追《周易》《論語》，雖然所說的話，大緻不過爾爾，犯不着費力研究，但是别開生面，往新路徑上走，這又是他過人的地方。
4.桓譚。
他是一個很有新思想的學者，曾作一部《新論》，可惜喪失了，現存的不過一小部分，看不出全部學說的真相。
我們所知道的，就是他很受揚雄的影響。
儒家自董仲舒以後，帶哲學的氣味很濃，桓譚生當東漢初年，自然免不了時下風氣。
《新論》存留，十停隻有一二，講養生無益及形神分合問題，上承西漢時《淮南子》的遺緒，下開魏晉間何晏、王弼的先聲。
5.張衡。
他是一個科學家，對于自然界有很精密的觀察，曾造地震計，造得很靈巧，在天文學上發明頗多。
他又是一個大文學家，很佩服揚雄的為人。
現在所存的作品中《兩京賦》《思玄賦》等，前者純為文藝性質，後者可以發表思想。
揚雄的功勞在開拓，桓譚的功勞在繼續，桓張二人，為漢學魏學的樞紐。
6.王充。
他是一個批評哲學家，不用主觀的見解，純采客觀的判斷，關于積極方面沒有什麼主張，而對過去及當時各種學派，下至風俗習慣，無不加以批評。
他是儒家，對儒家不好的批評亦很多，雖然所批評的問題或太瑣碎，但往往很中肯，掃盡齊派末流的荒誕思想，在儒家算是一種清涼劑。
當時儒家，或者尋章摘句，或者滑稽亂俗，他老實不客氣地攻擊他們的短處，可以說是東漢儒家最重要的一個人。
漢代儒學，除經生外，最重要的有此六家，即董仲舒、司馬遷、揚雄、桓譚、張衡、王充。
其餘劉向、劉歆、仲長統、王符、徐斡等，或者關系較小，或者缺乏特異的主張，所以我們不及一一細述了。
漢以後，是魏晉。
魏晉之間，儒家發生一種很大的變動。
這個時候，在學術方面，漢儒的整理事業太細密、太呆闆，起了硬化作用。
在社會方面，經過戰國大亂以後，有長時間的太平——戰國如像三峽，漢代好比太湖——安定久了，自然腐敗。
一方面，儒家的呆闆工作，有點令人讨厭；一方面，社會既然紊亂，思想亦因而複雜。
所以魏晉之間，學術界急轉直下，另換一個新方面。
這個時候，道家極為發達，士大夫競尚清談。
研究儒學的人，亦以道家眼光看儒家書籍，擺脫從前章句訓诂的習慣，重新另下解釋。
這種新解釋，雖然根據道家，但亦非完全不是儒家。
儒家自身，本
孟子主張内發，荀子主張外範。
孟子說性是善的，随着良知良能做去；荀子說性是惡的，應以嚴肅規範為修束身心的準繩。
所以荀子的學說，可以說是戰國末年，對于儒家的一大修正。
今天所講孟荀學說，講得很簡單，以下另有專篇，專門講他二人。
自孔子死後，儒家的變遷，其大概情形如此。
還有一種現象，西漢以前，儒家學派可以地域區分，所謂齊學、魯學，風氣各自不同。
魯是孔子所居的地方，從地理方面看，在泰山以内，壤地褊小，風俗謹嚴；從曆史方面看，自周公以來，素稱守禮之國，又有孔子誕生，門弟子極多。
魯派家法，嚴正呆闆狹小，有它的長處，同時亦有它的短處。
齊與魯接壤，蔚為大國，臨海富庶，氣象發皇，海國人民思想異常活潑。
直接隸屬孔門的時候，齊魯學風，尚無大别，以後愈離愈遠，兩派迥不相同了，若以歐洲學風比之，魯像羅馬，齊像希臘。
齊派學風的特色，可以三鄒子作為代表。
《史記·孟荀列傳》稱：“齊有三鄒子，其前鄒忌……其次鄒衍……鄒奭。
”三鄒是否儒家，尚待研究，雖非直接由儒家出，但亦受儒家的影響。
鄒衍主九州之外，尚有九州，可見其理想力之強，但彼好推言“終始五德之運”這種學說，衍為方士的思想（不是道家），司馬談《六家要旨》名之為陰陽家，後代相仍未改。
這種人，以儒者自居，社會上亦把他們當作儒者看待。
秦始皇坑儒生，人皆以為大罪，其實所坑的儒生七十餘人，都是方士陰陽家一派。
如盧生、韓生最初替始皇求不死之藥，曆年不得，又造為種種謊語，始皇才把他們坑殺了。
這一派在戰國末年頗盛，如果說是由儒家變出，可以說是由齊派演化出來。
自秦以前，同為儒家，有齊魯兩派，其不同之點，既如上述。
到漢，兩派旗幟，更為顯明，甚至于互相攻擊。
漢人對于儒家的貢獻，隻是他的整理工作，旁的很少值得注意的地方。
凡是一個社會，經過變化之後，秩序漸趨安定，就做整理的功夫，所以漢人發明者少。
一部分的精神，用在整理方面；一部分精神，用在實行方面。
漢代四百年間，其事業大緻如此。
至于思想學術，漢代亦較簡單，漢時墨家業已消滅，隻剩道、儒兩家。
道家整理工作的表現，在于《淮南子》。
《淮南子》一書，可謂戰國以來，總括許多學說，為一極有系統之著述。
儒家整理工作的表現，在于治經。
漢儒治經分今文古文兩派，西漢為今文獨盛時代，東漢為今古文互争時代。
東漢前半，今文很盛，到了末年，大學者都屬古文派，今文純至消滅。
西漢全期，今文家都很盛，古文家不過聊備一格而已。
西漢經學，共立十四博士。
計《易》有施、孟、梁丘三家，均出田何，為齊派。
《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均出伏生，為齊派。
《詩》有魯、齊、韓三家，齊詩出于齊派。
《禮》有大小戴及慶氏三家，與齊無關，為魯派。
《春秋》有嚴、顔兩家，均出公羊，為齊派。
總觀十四博士之中，九家出齊。
此外《論語》有《齊論語》及《魯論語》。
以此言之，西漢儒學，大部屬齊，魯學很衰。
《春秋》之《榖梁》學屬魯派，然西漢時無博士，其學不昌。
唯魯詩極發達，齊詩、韓詩，俱不能及。
齊派學風的特色，在與陰陽家——鄒衍一派結合，前業已提到過了。
即如《易》的施、孟、梁丘三家，今無傳，當時所講，占驗象數為多；伏生《尚書》，講中候五行，《大傳》亦多與陰陽結合；齊詩講五際六情；《公羊春秋》，多講災異。
西漢學風，齊派最盛，其中頗多方士及陰陽家語。
西漢末年，古文始出。
古文家自以為孔派真傳，斥今文為狂妄；今文家自以為儒學正宗，斥古文為僞作。
漢時所謂今文古文之辯，各部經都有，而《周禮》《左傳》辯論最烈，其後馬融、賈逵、服虔、許慎、劉歆皆從古文，是以古文大盛。
今文家專講微言大義，對于古書的一字褒貶，皆求說明；古文家專講訓诂名物，對于古書的章句制度，皆求了解。
古文家法謹嚴，與魯派相近；今文家法博大，與齊派相近。
所以兩漢經學，一方面為今古文之争，一方面即齊魯派之争，自鄭玄雜用今古文，今古學乃複混。
上面說，西漢經學，立十四博士，有今文古文的争執，有齊派魯派的不同。
又說兩漢工作，最主要的是解經方法，魯派即古文家，注重考釋，專講名物訓诂；齊派即今文家，頗帶哲學氣味，講究陰陽五行。
這些都是經生，沒有什麼特别的地方，可以不講。
經生以外，還有許多大儒，他們的思想學術，自成一家，應當格外注意。
以下一個一個分開來講。
1.董仲舒。
他是西漢第一個學者，受陰陽家的影響，對于儒學，發生一種變化。
荀子反對禨祥，對于迷信，在所排斥。
董子迷信的話就很多，書中有求雨止雨之事。
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惡，董子調和兩家，主張兼含善惡。
公孫弘治《公羊春秋》，董子亦治《公羊春秋》，而弘不逮仲舒遠甚。
董子學說，具見于《春秋繁露》。
全書分三部，一部分解釋《春秋》的微言大義，應用到社會上去；一部分調和孟荀的性說，主張成善抑惡；一部分承陰陽家的餘緒，有天人合一的學說。
2.司馬遷。
他是一個史家，同時又是一個儒家。
《史記》這部著作，初非匡無意義，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自述懷抱說：“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這是何等的偉大！同時在自序中又說：“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
孔子卒後，至于今五百歲。
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這簡直以繼承孔子自命了。
《史記》這部書，全部目錄，許多地方，很有深意，在史部中極有價值。
其編制論斷，關于儒家道術的地方很多。
3.揚雄。
他是一個完全模仿、不能創作的大文學家，仿《離騷》作《解嘲》，仿《上林》作《長楊》，仿《易》作《太玄》，仿《論語》作《法言》，不過是一個專會模仿的人，在學術界沒有多大價值。
但是以時代論，他亦有他的地位。
當西漢末年，魯派經生專講章句訓诂，解“粵若稽古帝堯”幾個字，長到十餘萬言，瑣碎得讨厭。
同時齊派末流，專講五行生克，亦荒誕得不近情理。
揚雄能離開經生習氣，不講訓诂五行，直追《周易》《論語》，雖然所說的話，大緻不過爾爾，犯不着費力研究，但是别開生面，往新路徑上走，這又是他過人的地方。
4.桓譚。
他是一個很有新思想的學者，曾作一部《新論》，可惜喪失了，現存的不過一小部分，看不出全部學說的真相。
我們所知道的，就是他很受揚雄的影響。
儒家自董仲舒以後，帶哲學的氣味很濃，桓譚生當東漢初年，自然免不了時下風氣。
《新論》存留，十停隻有一二，講養生無益及形神分合問題，上承西漢時《淮南子》的遺緒，下開魏晉間何晏、王弼的先聲。
5.張衡。
他是一個科學家，對于自然界有很精密的觀察，曾造地震計，造得很靈巧，在天文學上發明頗多。
他又是一個大文學家，很佩服揚雄的為人。
現在所存的作品中《兩京賦》《思玄賦》等，前者純為文藝性質，後者可以發表思想。
揚雄的功勞在開拓，桓譚的功勞在繼續，桓張二人，為漢學魏學的樞紐。
6.王充。
他是一個批評哲學家，不用主觀的見解，純采客觀的判斷，關于積極方面沒有什麼主張，而對過去及當時各種學派，下至風俗習慣，無不加以批評。
他是儒家，對儒家不好的批評亦很多，雖然所批評的問題或太瑣碎，但往往很中肯，掃盡齊派末流的荒誕思想，在儒家算是一種清涼劑。
當時儒家，或者尋章摘句，或者滑稽亂俗，他老實不客氣地攻擊他們的短處，可以說是東漢儒家最重要的一個人。
漢代儒學，除經生外，最重要的有此六家，即董仲舒、司馬遷、揚雄、桓譚、張衡、王充。
其餘劉向、劉歆、仲長統、王符、徐斡等，或者關系較小，或者缺乏特異的主張，所以我們不及一一細述了。
漢以後，是魏晉。
魏晉之間，儒家發生一種很大的變動。
這個時候，在學術方面，漢儒的整理事業太細密、太呆闆，起了硬化作用。
在社會方面，經過戰國大亂以後，有長時間的太平——戰國如像三峽，漢代好比太湖——安定久了，自然腐敗。
一方面，儒家的呆闆工作，有點令人讨厭；一方面，社會既然紊亂，思想亦因而複雜。
所以魏晉之間，學術界急轉直下，另換一個新方面。
這個時候，道家極為發達，士大夫競尚清談。
研究儒學的人，亦以道家眼光看儒家書籍，擺脫從前章句訓诂的習慣，重新另下解釋。
這種新解釋，雖然根據道家，但亦非完全不是儒家。
儒家自身，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