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 兩千五百年儒學變遷概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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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戴的《禮記》，還有一部分材料可考。
其中十之二三是七十子所記，十之七八是七十子後學所記。
自孔子至秦約三百年，自秦至二戴又百餘年，時間如此得長，派别如此得複雜，而材料如此得短少，研究起來，很覺費事。
我們根據《漢書·藝文志》，看孔門弟子的著作，有下列幾種：《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景子》，三篇；《世子》，二十一篇；《李克》，七篇；《公孫尼子》，二十八篇；《芈子》，十八篇。
可見西漢末年，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著作行世者凡有九家，至此九家的内容如何，可惜得不着正确資料，很難一一考證。
大概這幾百年間，時代沒有多大變化，外來影響亦很少，不能有好大異同，可以附在孔子之後，一同研究。
自春秋經戰國迄秦，儒家變遷，其大略如此。
兩漢儒學，下次再講。
凡一種大學派成立後，必有幾種現象： 1.注解。
因為内容豐富，門下加以解釋。
這種工作的結果，使活動的性質變為固定，好像人的血管硬化一樣，由活的變成死的，這是應有現象之一。
2.分裂。
一大學派，内容既然豐富，解釋各有不同，有幾種解釋就可以發生幾種派别。
往往一大師的門下，分裂為無數幾家，這也是應有現象之一。
3.修正。
有一種主張，就有一種反抗。
既然有反抗學說發生，本派的人想維持發展固有學說，就發生新努力，因受他派的影響，反而對于本派加以補充或修正，這是應有現象之一。
地不論中外，時不論古今，所有各種學派，都由這幾種現象，發動出來。
儒家哲學，當然不離此例，所以儒家各派亦有注解，有分裂，有修正。
自孔子死後，儒家派别不明，韓非所說儒分為八，亦不過專指戰國初年而言，經戰國及秦到漢數百年間，派别一定很多。
七十子後學者的著作，留傳到現在的，以大小《戴記》為主，共八十餘篇，其中講禮儀制度的，約占三分之二。
大概自孔子死後，子夏、子遊、子張，留傳最廣。
因孔子以禮為教，一般人皆重禮。
對于禮的内容，分析及争辯很多，《小戴記》的《檀弓》、《曾子問》，都不過小節的辯論。
這種解釋制度、争論禮儀，就是上面所說的第一第二兩種現象。
所以子夏、子遊、子張以後的儒家，一方面是硬化，一方面是分裂。
同時道家之說，孔子死後，不久發生。
老莊的主張，在《論語》中，可以看出一點痕迹，《論語》說：“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又說：“或曰，以德報怨，何如？”這類話，很與道家相近。
道家在孔子後，然為時甚早，孔子死後，不久即發生，與儒家對抗，對于儒家的繁文缛節，予以很大的打擊。
因為受敵派的攻擊，自己發生變化，就是上面所說的第三種現象，補充或修正前說。
儒家自己發生變化，究竟如何變法呢？我們看《易經》的《系辭》與《文言》，其中有好多話，酷似道家口吻。
本來《十翼》這幾篇東西，從前人都說是孔子所作，我看亦不見得全對。
《系辭》與《文言》中，有許多“子曰”，不應為孔子語。
孔子所作，當然不會自稱“子曰”，就是沒有“子曰”的，是否孔子所作，還是疑問。
因為有“子曰”的，皆樸質與《論語》同；無“子曰”的，皆帶有西洋哲學氣味。
大概《系辭》與《文言》，非孔子作，乃孔子學派分出去以後的人所作。
其中的問題，從前的儒家不講，後來的儒家不能不講了。
頭一步所受影響，令我們容易看出者為《系辭》與《文言》，其次則為《禮記》中的《大學》《中庸》《樂記》等著作，大抵皆受道家影響以後，才始發生。
所以曾子、子思一派講這類的話就很多，《中庸》一篇，鄭玄謂為子思作，我們雖不必遽信，但至少是子思一派所作。
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所受影響更為明顯。
孟子之生，在孔子後百餘年，那個時候，不特道家發生了很久，而且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既然群言淆亂，互相攻擊，儒家自身不能不有所補充修正。
孟子這一派的發生，與當時社會狀況有極大的關系。
因為春秋時代為封建制度一大結束，那時社會很紊亂，一般人的活動往往跑出範圍以外，想達一種目的，于是不擇手段。
孟子的門弟子，就很羨慕那種活動，所以景春有“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的話。
可見得當時一般社會都看不起儒家的恬适精神，人群的基礎異常搖動，孟子才不惜大聲疾呼的，要把當時頹敗的風俗人心喚轉過來。
孟子與孔子，有許多不同之點。
孔子言“仁”，孟子兼言“仁義”。
什麼叫義？義者，應事接物之宜也。
孟子認為最大的問題，就是義利之辨，其目的在給人一個立腳點，對于出入進退，辭受取與，一毫不苟。
所以孟子說：“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
”又說：“一芥不以與人，一芥不以取諸人。
”都是教人高尚明哲，無論如何失敗，有界限，有範圍，出了界限範圍以外，就不做去，可以說對于當時的壞習氣極力校正。
孔子智仁勇并講，所以說“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孟子專講勇，所以說“我四十不動心”“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以仁弘義，以義輔仁；仁以愛人，義以持我。
這種方法，孟子極力提倡，極力講究。
孔子對于性命，不很多講，或引而不發，孔子門人常說：“子罕言命，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當孟子的時候，道家對于這部分研究得很深，儒家如果不舉出自己的主張，一定站不住腳，所以孟子堂堂正正地講性與天道，以為是教育的根本。
《孟子》七篇中，如《告子上》《告子下》大部分講性的問題，自有不必說；其餘散見各篇的很多，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
”“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這類話，對于當時章句之儒咬文嚼字的那種辦法，根本認為不對。
孟子以為人類本來是好的，本着良知良能，往前做去，不必用人家幫忙，不必尋章摘句、繁文缛節地讨麻煩，自己認清，便是對的。
這種學說，可謂對于孔子學說的一種補充，掃除章句小儒的陋習，高視闊步地來講微言大義，我們可以說儒家至孟子起一大變。
孟子以後，至戰國末年，一方面社會的變遷更為劇烈，一方面道墨兩家更為盛行，尤以墨家為最盛。
《韓非子·顯學》篇說：“今之顯學，儒墨也。
”戰國末年，儒墨并舉，兩家中分天下。
墨家對于知的方面極為注重，以知識做立腳點，為各家所不及。
即如《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諸篇，對于客觀事物俱有很精确的見解，所以當時墨學，幾遍天下。
同時因為社會變遷更大的結果，豪強兼并，詐僞叢生，而儒家嚴肅的道德觀念，被社會上看作迂腐。
除了道墨盛行、社會輕視以外，儒家自身亦有江河日下的趨勢。
孟子道性善，說仁義，有點矜才使氣。
孟門弟子，愈演愈厲，一味唱高調，講巨子，末流入于放縱誇大。
從這一點看去，後來王學一派，有點近似，陽明本身，尚為嚴肅，門弟子則光怪陸離，無奇不有。
因為孟派末流，有許多荒唐的地方，所以那時儒家，很感覺有補充修正的必要，于是乎荀卿應運而出。
《史記·孟荀列傳》稱：“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
”太史公這幾句話，很難說出荀派發生的動機。
當時儒家末流，有許多人，專靠孔子吃飯。
《非十二子》篇說：“……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遊氏之賤儒也。
”記得某書亦說，人家辦喪事，儒者跑去混飯吃，這正是太史公所謂鄙儒小拘。
而莊周末流則又滑稽亂俗，很能淆惑視聽。
莊周是否儒家，尚是問題，莊周出于田子方，田子方是子夏的門生。
孟子出于子思，子思是曾子的門生。
莊孟二人，很可以銜接得起來。
在這儒道末流，俱有流弊的時候，荀卿這派，不得不出頭提倡改革了。
前面說墨家長處，在以知識為立腳點。
荀子很受他們的影響，對于知識，以有條理有系統為必要，他的《解蔽》《正名》諸篇，所讨論都是知識的問題。
譬如論理的憑借是什麼，知識的來源是什麼，這類問題，孔孟時所不注重，到了荀子就不能不注重了。
這是荀子受墨家的影響，而創為儒家的知識論。
此外受墨家影響的地方還多，墨子有《天志》《明鬼》論，最信鬼神，荀子的《天論》等篇，正是對墨而發，與墨子持反對的論調。
當時一般人，對于嚴肅修養的功夫，都認為迂腐，不肯十分注重。
孟子一派，雖提出自己的主張，不特不能救鄙儒小拘的學風，甚或為作僞者大言欺人的工具。
到了荀子，極力注重修養，對于禮字，重新另下定義。
孔子言仁，孟子言
其中十之二三是七十子所記，十之七八是七十子後學所記。
自孔子至秦約三百年，自秦至二戴又百餘年，時間如此得長，派别如此得複雜，而材料如此得短少，研究起來，很覺費事。
我們根據《漢書·藝文志》，看孔門弟子的著作，有下列幾種：《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景子》，三篇；《世子》，二十一篇；《李克》，七篇；《公孫尼子》，二十八篇；《芈子》，十八篇。
可見西漢末年，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著作行世者凡有九家，至此九家的内容如何，可惜得不着正确資料，很難一一考證。
大概這幾百年間，時代沒有多大變化，外來影響亦很少，不能有好大異同，可以附在孔子之後，一同研究。
自春秋經戰國迄秦，儒家變遷，其大略如此。
兩漢儒學，下次再講。
凡一種大學派成立後，必有幾種現象： 1.注解。
因為内容豐富，門下加以解釋。
這種工作的結果，使活動的性質變為固定，好像人的血管硬化一樣，由活的變成死的，這是應有現象之一。
2.分裂。
一大學派，内容既然豐富，解釋各有不同，有幾種解釋就可以發生幾種派别。
往往一大師的門下，分裂為無數幾家，這也是應有現象之一。
3.修正。
有一種主張，就有一種反抗。
既然有反抗學說發生，本派的人想維持發展固有學說，就發生新努力，因受他派的影響，反而對于本派加以補充或修正，這是應有現象之一。
地不論中外，時不論古今，所有各種學派，都由這幾種現象，發動出來。
儒家哲學，當然不離此例，所以儒家各派亦有注解，有分裂，有修正。
自孔子死後，儒家派别不明，韓非所說儒分為八，亦不過專指戰國初年而言，經戰國及秦到漢數百年間，派别一定很多。
七十子後學者的著作，留傳到現在的，以大小《戴記》為主，共八十餘篇，其中講禮儀制度的，約占三分之二。
大概自孔子死後，子夏、子遊、子張，留傳最廣。
因孔子以禮為教，一般人皆重禮。
對于禮的内容，分析及争辯很多，《小戴記》的《檀弓》、《曾子問》，都不過小節的辯論。
這種解釋制度、争論禮儀，就是上面所說的第一第二兩種現象。
所以子夏、子遊、子張以後的儒家，一方面是硬化，一方面是分裂。
同時道家之說，孔子死後，不久發生。
老莊的主張，在《論語》中，可以看出一點痕迹，《論語》說：“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又說：“或曰，以德報怨，何如？”這類話，很與道家相近。
道家在孔子後，然為時甚早，孔子死後，不久即發生，與儒家對抗，對于儒家的繁文缛節，予以很大的打擊。
因為受敵派的攻擊，自己發生變化，就是上面所說的第三種現象，補充或修正前說。
儒家自己發生變化，究竟如何變法呢？我們看《易經》的《系辭》與《文言》，其中有好多話，酷似道家口吻。
本來《十翼》這幾篇東西，從前人都說是孔子所作，我看亦不見得全對。
《系辭》與《文言》中，有許多“子曰”，不應為孔子語。
孔子所作，當然不會自稱“子曰”，就是沒有“子曰”的，是否孔子所作，還是疑問。
因為有“子曰”的，皆樸質與《論語》同；無“子曰”的，皆帶有西洋哲學氣味。
大概《系辭》與《文言》，非孔子作，乃孔子學派分出去以後的人所作。
其中的問題，從前的儒家不講，後來的儒家不能不講了。
頭一步所受影響，令我們容易看出者為《系辭》與《文言》，其次則為《禮記》中的《大學》《中庸》《樂記》等著作，大抵皆受道家影響以後，才始發生。
所以曾子、子思一派講這類的話就很多，《中庸》一篇，鄭玄謂為子思作，我們雖不必遽信，但至少是子思一派所作。
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所受影響更為明顯。
孟子之生，在孔子後百餘年，那個時候，不特道家發生了很久，而且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既然群言淆亂，互相攻擊，儒家自身不能不有所補充修正。
孟子這一派的發生，與當時社會狀況有極大的關系。
因為春秋時代為封建制度一大結束，那時社會很紊亂，一般人的活動往往跑出範圍以外，想達一種目的，于是不擇手段。
孟子的門弟子，就很羨慕那種活動，所以景春有“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的話。
可見得當時一般社會都看不起儒家的恬适精神，人群的基礎異常搖動，孟子才不惜大聲疾呼的，要把當時頹敗的風俗人心喚轉過來。
孟子與孔子，有許多不同之點。
孔子言“仁”，孟子兼言“仁義”。
什麼叫義？義者，應事接物之宜也。
孟子認為最大的問題，就是義利之辨，其目的在給人一個立腳點，對于出入進退，辭受取與，一毫不苟。
所以孟子說：“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
”又說：“一芥不以與人，一芥不以取諸人。
”都是教人高尚明哲，無論如何失敗，有界限，有範圍，出了界限範圍以外，就不做去，可以說對于當時的壞習氣極力校正。
孔子智仁勇并講，所以說“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孟子專講勇，所以說“我四十不動心”“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以仁弘義，以義輔仁；仁以愛人，義以持我。
這種方法，孟子極力提倡，極力講究。
孔子對于性命，不很多講，或引而不發，孔子門人常說：“子罕言命，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當孟子的時候，道家對于這部分研究得很深，儒家如果不舉出自己的主張，一定站不住腳，所以孟子堂堂正正地講性與天道，以為是教育的根本。
《孟子》七篇中，如《告子上》《告子下》大部分講性的問題，自有不必說；其餘散見各篇的很多，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
”“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這類話，對于當時章句之儒咬文嚼字的那種辦法，根本認為不對。
孟子以為人類本來是好的，本着良知良能，往前做去，不必用人家幫忙，不必尋章摘句、繁文缛節地讨麻煩，自己認清，便是對的。
這種學說，可謂對于孔子學說的一種補充，掃除章句小儒的陋習，高視闊步地來講微言大義，我們可以說儒家至孟子起一大變。
孟子以後，至戰國末年，一方面社會的變遷更為劇烈，一方面道墨兩家更為盛行，尤以墨家為最盛。
《韓非子·顯學》篇說：“今之顯學，儒墨也。
”戰國末年，儒墨并舉，兩家中分天下。
墨家對于知的方面極為注重，以知識做立腳點，為各家所不及。
即如《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諸篇，對于客觀事物俱有很精确的見解，所以當時墨學，幾遍天下。
同時因為社會變遷更大的結果，豪強兼并，詐僞叢生，而儒家嚴肅的道德觀念，被社會上看作迂腐。
除了道墨盛行、社會輕視以外，儒家自身亦有江河日下的趨勢。
孟子道性善，說仁義，有點矜才使氣。
孟門弟子，愈演愈厲，一味唱高調，講巨子，末流入于放縱誇大。
從這一點看去，後來王學一派，有點近似，陽明本身，尚為嚴肅，門弟子則光怪陸離，無奇不有。
因為孟派末流，有許多荒唐的地方，所以那時儒家，很感覺有補充修正的必要，于是乎荀卿應運而出。
《史記·孟荀列傳》稱：“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
”太史公這幾句話，很難說出荀派發生的動機。
當時儒家末流，有許多人，專靠孔子吃飯。
《非十二子》篇說：“……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遊氏之賤儒也。
”記得某書亦說，人家辦喪事，儒者跑去混飯吃，這正是太史公所謂鄙儒小拘。
而莊周末流則又滑稽亂俗，很能淆惑視聽。
莊周是否儒家，尚是問題，莊周出于田子方，田子方是子夏的門生。
孟子出于子思，子思是曾子的門生。
莊孟二人，很可以銜接得起來。
在這儒道末流，俱有流弊的時候，荀卿這派，不得不出頭提倡改革了。
前面說墨家長處，在以知識為立腳點。
荀子很受他們的影響，對于知識，以有條理有系統為必要，他的《解蔽》《正名》諸篇，所讨論都是知識的問題。
譬如論理的憑借是什麼，知識的來源是什麼，這類問題，孔孟時所不注重，到了荀子就不能不注重了。
這是荀子受墨家的影響，而創為儒家的知識論。
此外受墨家影響的地方還多，墨子有《天志》《明鬼》論，最信鬼神，荀子的《天論》等篇，正是對墨而發，與墨子持反對的論調。
當時一般人，對于嚴肅修養的功夫，都認為迂腐，不肯十分注重。
孟子一派，雖提出自己的主張，不特不能救鄙儒小拘的學風，甚或為作僞者大言欺人的工具。
到了荀子，極力注重修養，對于禮字，重新另下定義。
孔子言仁，孟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