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運通志 卷之九 漕議略
關燈
小
中
大
分而其利害昭然又可睹也。
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議。
至于宋時，河又南決。
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
夫以數千裡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
方今河破金堤，輸曹、郓地幾千裡，悉為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為尤甚。
莫若浚入舊淮河，使其水流複于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
譬猶百人為一隊，則力全，莫敢與争鋒。
若以百分而為十，則頓損。
又以十各分為一，則全屈矣。
治河之要孰逾此？然而開辟之初，洪水泛濫于天下，禹出而治之，始由地中行耳。
蓋财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工而後就。
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于（大）［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此迂儒之曲說，最能偾事者也，濂竊憤之。
因備著河源以見河勢之深且遠，不分其流不可治者如此，倘有以聞于上，則河之患庶幾其有瘳乎！雖然，此非濂一人之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按：景濂此議作于至正間，予嘗聞前輩雲：《禹貢》曰“導河自積石”，未窮其源也。
漢張骞雲“河有兩源，一出于阗，一出蔥嶺”。
唐薛元鼎雲“得河源出昆侖”。
蓋皆傳聞耳。
迨元起朔漠，太祖征西夏至黃河九渡，蓋在昆侖西南。
憲宗命加烈征西域，六年拓地四萬裡，而河源則在域内，所謂星宿（河）［海］，得之目睹也。
景濂引援示人詳矣。
若夫治河多分其流，亦确論也。
黃河故道。
古自陽武北新鄉西南入境，東北經延津、汲、胙城至北直隸浚縣大伾山北入海，即《禹貢》導河東過洛汭至于大伾處。
《地志》：魏郡邺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海，疑即禹之故河也。
周定王五年河徙，則非禹之所穿。
漢文帝十二年，河決酸棗，東南流經封丘，入北直隸長垣縣，至山東東昌府濮州張秋入海。
五代至宋，兩決鄭州及原武東南陽武，南流經封丘于家店、祥符金龍山、陳橋，北經蘭陽、儀封入山東曹縣境，分為二派：其一東南流至徐州入泗，其一東北流今會通河。
國朝洪武七年至十八年、二十四年，陽武、原武、祥符凡四度淹沒護城堤，又決陽武西南，東南流經封丘阝歨門、祥符東南草店村，經府城北五裡，東過焦橋，南過蘇村，至通許西南分九道，名九龍口。
又南至扶溝、太康［州］、陳、項城諸州縣境，入南直隸太和縣合淮。
正統十三年河溢，仍循陽武故道直抵張秋入（海）［河］，今皆淤為平地。
其自荥陽縣築堤，至千乘海口千餘裡，名金堤。
自河内北至黎陽為石堤，激使東抵東郡平剛，西北抵黎陽觀下，東北抵東郡津北，西北抵魏郡昭陽。
人自汲縣築堤，東接胙城，抵直隸滑縣界，西接新鄉獲嘉縣界，東南接延津縣界，名護河堤。
在荥陽縣東南二十裡中牟縣東北境，名官渡，即曹操與袁紹分兵相拒處，築城築台，皆名官渡。
在汲縣東南境，名延津，置關亦名延津，又置關名金堤。
在新鄉南境有□□渡，皆因河徙而廢。
國朝于祥符縣置清河巡檢司，清河、大梁、陳橋三驿，陳橋遞運所。
封丘縣置中灤巡檢司，中灤、新莊二驿。
儀封縣置大崗驿、大崗遞運所。
通許縣置雙溝驿。
太康縣置儀安驿、長嶺遞運所。
新溝縣置崔橋驿。
陳州置宛丘驿、淮陽遞運所。
項城縣置武丘驿。
皆因河徙而革。
黃陵岡之口塞于弘治乙卯，築三巨壩而防護之，逼水南行，運道無虞矣。
正德癸酉，巨浪橫奔，頭壩、二壩俱打在河南，止存三壩，暴水湧沖，壩去十分之八。
總理副都禦史保定劉公齋沐一祭，追去百二十步。
事聞朝廷，天子遣劉公谕祭謝焉。
元順帝至正二年正月，左丞相脫脫用言者，于都城西開河置閘，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
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不納。
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為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
況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沖決，為害亦輕。
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幸？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沖決之患。
”帝不聽。
河成，果水急泥壅不可行，費用不赀，而卒以無功。
金口在都城西三十五裡東麻谷，即盧溝東岸。
今都城南有三裡河，又東南有十裡河，城壕水漲，自正陽橋東減水橋下入三裡河，經十裡河至煙墩港入渾河，或以為即脫脫開金口河之故道。
按：《元史》言，至元二十九年，郭守敬開通惠河，舟自通州達都城，免都民陸挽之勞。
三十年，漕司言：新開閘河，引榆、渾二河上源之水，故通州河道三十餘裡淺澀，糧船不通。
《史》又言，至正二年，丞相脫脫開金口河，引渾河之水。
河成，水急泥壅不可行。
以郭守敬事觀之，渾河水既可引自通州至都城，河亦可通。
以漕司言及脫脫事觀之，渾水既不可引自通州至都城，河亦不可通。
二者所紀事實相悖。
本朝通州至京師自來陸運，雖屢有言者欲開河通舟，而竟不能行。
愚意元始開通惠河，導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則榆河亦引而西至都城，南又引渾河注之，二水相合，故水盈溢而舟楫行焉。
其後值時亢旱，二河之源以及諸泉皆微細，故河淺而不能通舟。
漕司言因引渾、榆二河上源之水，故通州河道淺澀，殊不知渾、榆二水雖引入新開閘河，而其下流亦必至于通州，别無走洩，其淺澀不能載重者，乃時旱水涸之故，非引其上源之所至也。
至于脫脫開金口河，則因開河之始偶值渾河泛溢而至壅淤耳。
若當水勢平緩之時引之，而又于分流之處為之節制，未必遽爾泥壅也。
使果水性善淤，如是則自盧溝以至通州渾河經流之道至今淤為平地矣，豈理也哉？蓋陸運車戶得利，而漕卒受害。
元時亦多陸運，故接運糧提舉司有車戶之設，隸都水監。
漕司之言，未必不惑于車戶之私，因時亢旱而為沮廢之計者。
今若不惑，群議修複元之舊河，導引西山諸泉盡歸一河，以達于城之西，于雙塔之開渠引榆河入焉。
又于渠口置閘，以待天旱水微。
于榆河東流之處築壩，遏水西出閘口，由渠以達于都城之西。
雨潦水漲浃，但令水東由故道以殺其勢。
又尋金口河故道而開浚之，築長堤于渾河之東岸，而置閘于分水之口，設官卒以守。
水微則開閘以納水，水漲則閉而築之。
水由一閘口來，勢不全注，旁又有堤，正如甯陽置堽城閘壩之法，既不淤塞，亦不為害。
如此惟大旱之歲舟不能行，雨若時降，上源有水，舟必可通，使漕軍免四十餘裡陸運之勞，其為利可勝言哉？況近京之地土性堅實，水之所經，遏塞導引，其法易施。
若以為此河經曆賢哲多矣，果可漕運，必不至今日。
是不然，水性有定者，利害易見，其盈涸不常者，不可即一時之事而昧變通之宜。
苟遏引有方，未有不可興利除害，豈可以前人所及為而遂棄不為哉！且元郭守敬始開通惠河，舟至橫水渾，舳舻蔽水，則前人固已為之而有驗矣。
有志于興水利者，不可不知。
巡按直隸監察禦史某具奏，其略曰：切惟天生水利，本以為人順而成之，斯為大智。
我朝建都勝地，設漕運以給用，複自真、揚至通州，避海濤之艱險，就裡河之便途，閘壩相沿，亭候相望。
太宗文皇帝贻燕之謀甚宏遠，而尚書宋禮、平江伯陳瑄贊理之功亦豈可誣哉！自通州至都城僅五十裡，原有閘河一帶，廢渠設卒，故閘置官，非無為也，而乃未究其志。
漕臣題奏，奉有明旨，而竟莫之舉行。
京儲之陸挽，窮軍之受累，非一朝一夕矣。
以此五十裡之近，一衣帶水之河，前元以一人疏鑿而有功，今乃累經建議而未就緒，一難一易，夫豈無所自哉！訪得前元河道，在于宮牆外邊，經過西山諸水，從青龍閘、海子合流于大通橋，水源盛大，水勢洶湧。
慶豐、平津、通流等七閘略加挑浚，以時啟閉，則水易聚而漕艘可行。
數世之享其利者，職此故也。
今此水從皇城中金水河流出，非複曩時故道。
禁庭潴水深廣處甚多，則其流之出于外者微細，而其趨于河者緩弱。
七閘相去五十裡有幾，而高低就逾五十尺，勢甚直遂。
夫水性本趨下者，流既微弱而勢又直遂，故易涸而難盈，易洩而難聚。
所以永樂年間，曾于此河搬運大木，即今營建木植并竹木雜料，皆從此河而入。
積至月餘，而後可剝運一次。
若糧船一齊湧到，七閘并啟，上源下來，下流不接，固有經十餘日而一船不得渡一閘者。
水行之遲，不如陸挽之速，故甯就車驢之多費，而不圖船價之輕省也。
所以累經建議，或忽之而不修，或修之而未得其利，視有用之河為無用之水。
先朝之志終于未究，貧軍之苦終于不甦也。
為今之計，合無因七閘之遺址築五壩之新制。
又于其旁各置減水閘一座，晴旱水小則儲蓄而不洩，雨澇水大則疏通而不壅，每壩内置剝船一百隻，每船可載一百石，魚貫而行，晝夜不息，一晝一夜，可運數萬石。
到大通橋京倉之東，通計一百餘日而可運完矣。
車輛腳價，每兩八石。
運船一隻裝三百石，該車腳三十七兩五錢。
剝船價每兩可百石，運船每隻三百石，該船價三兩。
車價用其十而船價用其三。
大通橋沿河起蓋倉屋數十間收貯，剝到糧米次第挑赴京倉。
壩内合用船隻，或漕運自備，或張家灣居民車輛之家亦聽造船。
□利在河，生理用力少而成功多，亦何嫌何疑而有前隙哉！況各閘土石見存，官吏、閘夫見有不必添設。
再照大通橋至陽朝關相隔四裡二十九步，舊有河二道，今築城壕矣。
應否開通，取自上裁。
若必為固城之計，而不欲改辟此河，則四裡之腳價費亦不甚多也。
再照自通州南門起至張家灣廣利閘一十一裡，長一千九百八十丈，系前元舊行閘河。
通州西水門外小闆橋以西，原有舊城河一道，至西北城角轉至北門土壩，止共長三百五十餘步。
以今年春夏間參将王佐督促運船，由張家灣至通州東城門下搬入通倉，就省腳銀一萬三千餘兩。
倘蒙差官相度疏通，徑達裡河，則所省實多，又不止于萬餘兩之腳價而已。
總兵官顧仕隆議曰：每年各衛運糧，多至六七月内到京，彼時農務正忙，大雨不時，車輛數少，泥淖難行，須用厚價雇車，方肯裝載，往往腳價使用不敷，揭債上納，展轉遲誤。
臣等思得京城大通橋至張家灣一帶河道，乃元時轉運通渠，國朝永樂間設立漕運，循其故道，船得抵京交納。
自後張家灣水旱，剝船人戶與夫包攬光棍之徒要得竊取漕利，巧生奸計，妄言搖動，遂将此河廢墜不行。
正德元年，有建議者複舉興修，題奉欽依，工部差官會同漕運參将梁玺，用銀二萬餘兩，雇倩夫匠，重加挑浚，糧運又曾抵京上納。
未幾，複被前項積年奸徒設計阻滞，仍前不行。
近年營造大木，悉由此河拽運到京。
即此度之糧船，縱曰難行，剝船必有可行之理。
或者以為地峻水急，不能由閘而上。
臣等愚見，若将此河原設五閘少加修理，每閘下闆六七塊，水大聽其漫流，水小任其積聚。
每閘審度河道寬窄，各造大小剝船五十隻，共船二百五十隻。
每隻用軍四名，共一千名。
候北直隸總下官軍運糧到灣之時，借用駕使，恐不能濟，一聽參将王佐委官雇人撐駕。
本總把總并該運官交糧米盤上剝船，連軍協力挽拽。
參将王佐總為提調，催督逐閘盤運，雖遇陰晴泥濘，亦可達京，大意相同浙江各壩盤船之法。
若或天晴，亦聽分雇車腳，水陸并進，庶獲濟益。
臣等每見漕運日困，使用日繁，若專守舊法，恐難拯救。
此河行亦可少殺車腳之費矣。
如蒙乞敕該部從長計議，臣等于淮揚地方動支漕運官銀，雇募夫匠，打造剝船、置辦口袋，完日，送參将王佐處，聽其委撥官軍管領。
船行之日，省出腳銀以備下年添造剝船，并各閘及近城地方蓋造廠房，堆放糧米，以防陰雨。
（謄）［騰］卸剝船，毋使停滞。
若有假勢要名色包攬口袋，及車戶光棍人等，敢為倡率妄言沮壞，或别生奸計，盜決河防，聽科道官參劾，并行參将王佐督問，通州分守等官訪拿問拟，重罪枷号，仍發邊衛充軍，庶奸徒知警，浮議自息，而漕運可行矣。
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議。
至于宋時，河又南決。
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
夫以數千裡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
方今河破金堤，輸曹、郓地幾千裡，悉為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為尤甚。
莫若浚入舊淮河，使其水流複于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
譬猶百人為一隊，則力全，莫敢與争鋒。
若以百分而為十，則頓損。
又以十各分為一，則全屈矣。
治河之要孰逾此？然而開辟之初，洪水泛濫于天下，禹出而治之，始由地中行耳。
蓋财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工而後就。
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于（大）［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此迂儒之曲說，最能偾事者也，濂竊憤之。
因備著河源以見河勢之深且遠，不分其流不可治者如此，倘有以聞于上，則河之患庶幾其有瘳乎！雖然，此非濂一人之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按：景濂此議作于至正間，予嘗聞前輩雲：《禹貢》曰“導河自積石”，未窮其源也。
漢張骞雲“河有兩源，一出于阗，一出蔥嶺”。
唐薛元鼎雲“得河源出昆侖”。
蓋皆傳聞耳。
迨元起朔漠，太祖征西夏至黃河九渡，蓋在昆侖西南。
憲宗命加烈征西域，六年拓地四萬裡，而河源則在域内，所謂星宿（河）［海］，得之目睹也。
景濂引援示人詳矣。
若夫治河多分其流，亦确論也。
黃河故道。
古自陽武北新鄉西南入境，東北經延津、汲、胙城至北直隸浚縣大伾山北入海，即《禹貢》導河東過洛汭至于大伾處。
《地志》：魏郡邺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海，疑即禹之故河也。
周定王五年河徙，則非禹之所穿。
漢文帝十二年，河決酸棗，東南流經封丘，入北直隸長垣縣，至山東東昌府濮州張秋入海。
五代至宋，兩決鄭州及原武東南陽武，南流經封丘于家店、祥符金龍山、陳橋，北經蘭陽、儀封入山東曹縣境，分為二派：其一東南流至徐州入泗，其一東北流今會通河。
國朝洪武七年至十八年、二十四年，陽武、原武、祥符凡四度淹沒護城堤，又決陽武西南，東南流經封丘阝歨門、祥符東南草店村，經府城北五裡，東過焦橋，南過蘇村，至通許西南分九道，名九龍口。
又南至扶溝、太康［州］、陳、項城諸州縣境，入南直隸太和縣合淮。
正統十三年河溢，仍循陽武故道直抵張秋入（海）［河］，今皆淤為平地。
其自荥陽縣築堤，至千乘海口千餘裡，名金堤。
自河内北至黎陽為石堤，激使東抵東郡平剛，西北抵黎陽觀下，東北抵東郡津北，西北抵魏郡昭陽。
人自汲縣築堤，東接胙城，抵直隸滑縣界，西接新鄉獲嘉縣界，東南接延津縣界，名護河堤。
在荥陽縣東南二十裡中牟縣東北境，名官渡，即曹操與袁紹分兵相拒處，築城築台，皆名官渡。
在汲縣東南境，名延津，置關亦名延津，又置關名金堤。
在新鄉南境有□□渡，皆因河徙而廢。
國朝于祥符縣置清河巡檢司，清河、大梁、陳橋三驿，陳橋遞運所。
封丘縣置中灤巡檢司，中灤、新莊二驿。
儀封縣置大崗驿、大崗遞運所。
通許縣置雙溝驿。
太康縣置儀安驿、長嶺遞運所。
新溝縣置崔橋驿。
陳州置宛丘驿、淮陽遞運所。
項城縣置武丘驿。
皆因河徙而革。
黃陵岡之口塞于弘治乙卯，築三巨壩而防護之，逼水南行，運道無虞矣。
正德癸酉，巨浪橫奔，頭壩、二壩俱打在河南，止存三壩，暴水湧沖，壩去十分之八。
總理副都禦史保定劉公齋沐一祭，追去百二十步。
事聞朝廷，天子遣劉公谕祭謝焉。
元順帝至正二年正月，左丞相脫脫用言者，于都城西開河置閘，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
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不納。
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為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
況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沖決，為害亦輕。
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幸？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沖決之患。
”帝不聽。
河成，果水急泥壅不可行，費用不赀，而卒以無功。
金口在都城西三十五裡東麻谷，即盧溝東岸。
今都城南有三裡河，又東南有十裡河，城壕水漲，自正陽橋東減水橋下入三裡河，經十裡河至煙墩港入渾河，或以為即脫脫開金口河之故道。
按：《元史》言，至元二十九年，郭守敬開通惠河，舟自通州達都城，免都民陸挽之勞。
三十年，漕司言：新開閘河，引榆、渾二河上源之水，故通州河道三十餘裡淺澀，糧船不通。
《史》又言，至正二年，丞相脫脫開金口河，引渾河之水。
河成，水急泥壅不可行。
以郭守敬事觀之，渾河水既可引自通州至都城，河亦可通。
以漕司言及脫脫事觀之，渾水既不可引自通州至都城，河亦不可通。
二者所紀事實相悖。
本朝通州至京師自來陸運，雖屢有言者欲開河通舟，而竟不能行。
愚意元始開通惠河，導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則榆河亦引而西至都城，南又引渾河注之，二水相合，故水盈溢而舟楫行焉。
其後值時亢旱，二河之源以及諸泉皆微細，故河淺而不能通舟。
漕司言因引渾、榆二河上源之水，故通州河道淺澀，殊不知渾、榆二水雖引入新開閘河，而其下流亦必至于通州，别無走洩，其淺澀不能載重者，乃時旱水涸之故，非引其上源之所至也。
至于脫脫開金口河，則因開河之始偶值渾河泛溢而至壅淤耳。
若當水勢平緩之時引之，而又于分流之處為之節制，未必遽爾泥壅也。
使果水性善淤，如是則自盧溝以至通州渾河經流之道至今淤為平地矣，豈理也哉？蓋陸運車戶得利，而漕卒受害。
元時亦多陸運，故接運糧提舉司有車戶之設，隸都水監。
漕司之言，未必不惑于車戶之私，因時亢旱而為沮廢之計者。
今若不惑，群議修複元之舊河，導引西山諸泉盡歸一河，以達于城之西，于雙塔之開渠引榆河入焉。
又于渠口置閘，以待天旱水微。
于榆河東流之處築壩，遏水西出閘口，由渠以達于都城之西。
雨潦水漲浃，但令水東由故道以殺其勢。
又尋金口河故道而開浚之，築長堤于渾河之東岸，而置閘于分水之口，設官卒以守。
水微則開閘以納水，水漲則閉而築之。
水由一閘口來，勢不全注，旁又有堤，正如甯陽置堽城閘壩之法，既不淤塞，亦不為害。
如此惟大旱之歲舟不能行，雨若時降，上源有水，舟必可通，使漕軍免四十餘裡陸運之勞，其為利可勝言哉？況近京之地土性堅實，水之所經，遏塞導引，其法易施。
若以為此河經曆賢哲多矣，果可漕運，必不至今日。
是不然，水性有定者，利害易見，其盈涸不常者，不可即一時之事而昧變通之宜。
苟遏引有方，未有不可興利除害，豈可以前人所及為而遂棄不為哉！且元郭守敬始開通惠河，舟至橫水渾，舳舻蔽水，則前人固已為之而有驗矣。
有志于興水利者，不可不知。
巡按直隸監察禦史某具奏，其略曰：切惟天生水利，本以為人順而成之，斯為大智。
我朝建都勝地，設漕運以給用，複自真、揚至通州，避海濤之艱險，就裡河之便途，閘壩相沿，亭候相望。
太宗文皇帝贻燕之謀甚宏遠，而尚書宋禮、平江伯陳瑄贊理之功亦豈可誣哉！自通州至都城僅五十裡，原有閘河一帶，廢渠設卒，故閘置官，非無為也，而乃未究其志。
漕臣題奏，奉有明旨，而竟莫之舉行。
京儲之陸挽，窮軍之受累，非一朝一夕矣。
以此五十裡之近，一衣帶水之河，前元以一人疏鑿而有功，今乃累經建議而未就緒，一難一易，夫豈無所自哉！訪得前元河道，在于宮牆外邊，經過西山諸水，從青龍閘、海子合流于大通橋，水源盛大，水勢洶湧。
慶豐、平津、通流等七閘略加挑浚，以時啟閉，則水易聚而漕艘可行。
數世之享其利者，職此故也。
今此水從皇城中金水河流出，非複曩時故道。
禁庭潴水深廣處甚多，則其流之出于外者微細，而其趨于河者緩弱。
七閘相去五十裡有幾，而高低就逾五十尺，勢甚直遂。
夫水性本趨下者，流既微弱而勢又直遂，故易涸而難盈，易洩而難聚。
所以永樂年間，曾于此河搬運大木，即今營建木植并竹木雜料，皆從此河而入。
積至月餘，而後可剝運一次。
若糧船一齊湧到，七閘并啟，上源下來，下流不接，固有經十餘日而一船不得渡一閘者。
水行之遲，不如陸挽之速，故甯就車驢之多費，而不圖船價之輕省也。
所以累經建議，或忽之而不修，或修之而未得其利，視有用之河為無用之水。
先朝之志終于未究，貧軍之苦終于不甦也。
為今之計，合無因七閘之遺址築五壩之新制。
又于其旁各置減水閘一座，晴旱水小則儲蓄而不洩，雨澇水大則疏通而不壅，每壩内置剝船一百隻，每船可載一百石，魚貫而行，晝夜不息，一晝一夜，可運數萬石。
到大通橋京倉之東，通計一百餘日而可運完矣。
車輛腳價，每兩八石。
運船一隻裝三百石，該車腳三十七兩五錢。
剝船價每兩可百石，運船每隻三百石，該船價三兩。
車價用其十而船價用其三。
大通橋沿河起蓋倉屋數十間收貯，剝到糧米次第挑赴京倉。
壩内合用船隻，或漕運自備，或張家灣居民車輛之家亦聽造船。
□利在河，生理用力少而成功多，亦何嫌何疑而有前隙哉！況各閘土石見存，官吏、閘夫見有不必添設。
再照大通橋至陽朝關相隔四裡二十九步，舊有河二道，今築城壕矣。
應否開通，取自上裁。
若必為固城之計，而不欲改辟此河，則四裡之腳價費亦不甚多也。
再照自通州南門起至張家灣廣利閘一十一裡，長一千九百八十丈，系前元舊行閘河。
通州西水門外小闆橋以西，原有舊城河一道，至西北城角轉至北門土壩，止共長三百五十餘步。
以今年春夏間參将王佐督促運船，由張家灣至通州東城門下搬入通倉，就省腳銀一萬三千餘兩。
倘蒙差官相度疏通，徑達裡河，則所省實多，又不止于萬餘兩之腳價而已。
總兵官顧仕隆議曰：每年各衛運糧，多至六七月内到京，彼時農務正忙，大雨不時，車輛數少，泥淖難行，須用厚價雇車，方肯裝載，往往腳價使用不敷，揭債上納，展轉遲誤。
臣等思得京城大通橋至張家灣一帶河道，乃元時轉運通渠，國朝永樂間設立漕運，循其故道，船得抵京交納。
自後張家灣水旱，剝船人戶與夫包攬光棍之徒要得竊取漕利，巧生奸計，妄言搖動，遂将此河廢墜不行。
正德元年，有建議者複舉興修，題奉欽依，工部差官會同漕運參将梁玺，用銀二萬餘兩，雇倩夫匠，重加挑浚，糧運又曾抵京上納。
未幾，複被前項積年奸徒設計阻滞，仍前不行。
近年營造大木，悉由此河拽運到京。
即此度之糧船，縱曰難行，剝船必有可行之理。
或者以為地峻水急，不能由閘而上。
臣等愚見，若将此河原設五閘少加修理，每閘下闆六七塊，水大聽其漫流，水小任其積聚。
每閘審度河道寬窄，各造大小剝船五十隻，共船二百五十隻。
每隻用軍四名，共一千名。
候北直隸總下官軍運糧到灣之時，借用駕使，恐不能濟，一聽參将王佐委官雇人撐駕。
本總把總并該運官交糧米盤上剝船，連軍協力挽拽。
參将王佐總為提調，催督逐閘盤運，雖遇陰晴泥濘，亦可達京，大意相同浙江各壩盤船之法。
若或天晴，亦聽分雇車腳，水陸并進，庶獲濟益。
臣等每見漕運日困，使用日繁，若專守舊法，恐難拯救。
此河行亦可少殺車腳之費矣。
如蒙乞敕該部從長計議，臣等于淮揚地方動支漕運官銀，雇募夫匠，打造剝船、置辦口袋，完日，送參将王佐處，聽其委撥官軍管領。
船行之日，省出腳銀以備下年添造剝船，并各閘及近城地方蓋造廠房，堆放糧米，以防陰雨。
（謄）［騰］卸剝船，毋使停滞。
若有假勢要名色包攬口袋，及車戶光棍人等，敢為倡率妄言沮壞，或别生奸計，盜決河防，聽科道官參劾，并行參将王佐督問，通州分守等官訪拿問拟，重罪枷号，仍發邊衛充軍，庶奸徒知警，浮議自息，而漕運可行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