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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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荥澤縣孫家渡口入汴河，至壽州入淮。
弘治二年塞三流之北，又新開榆林集口經虞城縣、砀山縣四口，沖出蕭縣，出小浮橋，今塞。
又正德四年決曹縣、單縣，直沖沛縣，出飛雲橋，今塞。
又嘉靖九年決單縣東北流沖出谷亭運河，今塞。
又弘治二年決荊隆黃陵岡口，經曹州、濮州出張秋運河，今塞。
大都地氣漸南，河無可北之勢。
元徙入會通河，近亦每引入會通以便運漕，要非性宜。
其孫家渡入汴達淮一道，或究竟為河身正流，不可知也。
清河原窄，自受黃河水故河，身有今日之廣。
後或梁靖口，不至專藉山東諸流，上供何以克濟，縮身置堰司也。
國家因河溢開州、濮州，始塞張秋鎮。
其水支流自開封流至曹縣，東北入會通河，東南入徐州，經泗州，南流過沛縣，至徐州東北，同沛水循城東南以入淮。
其中牟、颍州、陳留、歸德、宿遷、亳縣以上原谷諸水盡歸入之，直至蚌埠乃同入海。
雖然河水所經，淤泥之澤，稻田之利興焉。
如在西甯、甘肅，居延東西千五百裡之河壖，朔方、上郡、河曲、河外之六鎮，雲、代、保德州大河之原浒，一經大雨，淫泥攸锺，大類河南被水之地，水退耕種，一畝三收。
竊意方今民力大疲，不能導治黃河，句矩成淵，于以殺水勢而興民利。
然苟地屬邊疆，如甯夏、延綏、雲、代、保德六處，糧饷不充，戶曹告乏，若令六處軍民依放河南民庶，即瀕河水退之原，樹種棱高下之粟，則一熟可飽三歲，軍民永賴，潤澤通變，宜土俗以厚邊疆，是故今之急務也。
宋太祖曰：夏後治水，但言導河。
至海，随山浚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
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以小防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曆代之患弗弭。
神宗曰：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
以道治水，無違其性可也。
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複有何患？雖禹複生，不過如此。
歐陽修曰：開河如放火。
又曰：避高就下，水之本性。
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複。
文彥博曰：河不出于東則出于西，利害一也。
今發夫修治從東從西，何利之有？自古治河之說多矣，若宋二帝之見，二臣之言，可為百世法。
《漕河》 元起朔漠，建都北平，漕渠不通江淮。
至元初，糧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早站陸運至淇門，入禦河中灤，即今開封府封丘縣地。
淇門今屬大名府浚縣，乃淇水入禦河之處，即枋頭也。
去中灤旱站一百八十馀裡，自黃河逆水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其難蓋不可言。
況運粟不多，不足以供京邑之用。
于是遂有海運之舉。
然海道風濤不測，損失頗多。
故又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渎，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
由海道至直沽，接運至京。
任城，今之濟甯州也。
須城，今之東平州也。
其後海口沙壅，又自東阿陸運二百馀裡至臨清，始入禦河。
其難尤不可言。
時有韓仲晖、邊源輩各出己見，相繼建言，乃自安民山開河直抵臨清，屬于禦河，而江淮之漕始通矣。
然當時河道初開，不甚深闊，水亦微細不能負重載，所以又有會通河止許一百五十料船行之。
禁海運之初，歲止得米四萬六千馀石，其後歲或至三百馀萬石。
會通河所運之米，每歲不過數十萬石。
終元之世海運不罷。
國初定鼎金陵，惟遼東邊饷則用海運，其時會通河尚通。
今濟甯在城閘北岸見有洪武三年曉谕，往來船隻不得擠塞。
閘口石碣尚在。
至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
自是江淮舟船始不至禦河矣。
永樂間肇造北京，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水運至陽武，發河南、山西二布政司丁夫，旱路搬運至衛輝，上船由禦河水運至北京，亦不可謂不難矣。
後得濟甯州同知潘叔正建言，工部尚書宋禮等提督，始開鑿會通河。
潘之建言止為濟甯州，往北旱站遞運。
軍需等項艱苦，欲開此河以省民力耳！初未嘗言開此漕運也。
河成，宋尚書禮建言始從會通河漕運，而海運于是乎罷。
當會通河漕運之初，又得平江伯陳瑄于兒河道事宜莫不整頓，所以至今京儲充羨，不至缺乏者。
會通河之力開鑿經理以底于成者，斯又數君子之力也。
此出刑部侍郎三原王公恕《漕河通志》，節其要語記之。
《漕規》 漕運定規，每歲運糧四百萬石，内允運三百三十萬石，支運七十萬石，分派浙江、江西、湖廣、山東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南京、江南、江北、直隸一十三把總管轄，各衛所旗軍領運。
浙江都司運船共一千九百九十九隻，每船或軍十名，或十一名，或十二名，共該旗軍二萬一千六百七十名，每船大約裝運正米三百石，連加耗四百馀石，共該裝運七十馀萬石。
該運糧者，杭州前、杭州右、海甯、溫州、台州、處州、甯波、紹興凡八衛，海甯、金華、衢州、嚴州、湖州凡五所，其馀沿海備倭衛所俱不運糧。
自宣德八年裡河漕運到今皆然。
運船每五年一造，每一船奏定價銀一百兩，軍衛自備三十兩，府縣出價七十兩。
兌運者，各衛所軍駕船至府縣水次倉兌糧，起運京倉通州倉交納；支運者，原系民夫民船運至淮安、徐州、臨清、德州四倉，軍人駕船于四倉支運京通二倉。
近年又有改兌之名，蓋免民起運淮安等倉，加與耗米，就令軍船各到該運府縣兌糧，直抵京通二倉也。
《漕官》 永樂間，平江伯陳公瑄把總海糧儲，共一百萬石，時未有總兵之名。
十三年，裡河漕運加至五百萬石，統各處一百七十馀衛，後以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各都司所屬，茶陵、臨山、彰德、濟南等衛地遠省之，每歲止運四百萬石。
洪熙元年，始充總兵官督運，鎮守淮安，此設總兵之始也。
宣德四年，同工書黃福計議，于徐州等處立倉，令官軍接運。
六年挂漕運之印。
八年公薨，以都督佥事王瑜、都指揮佥事吳亮充左右副總兵同管。
正統四年，專以馬興充總兵，湯節充參将，此設參将之始也。
景泰二年設左佥都禦史，王竑同管。
此文臣總督漕運之始也。
通惠河，元郭守敬議開，引昌平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進都城，繞至通州，置閘以宣節之，後漸淤廢。
嘉靖間，準禦史吳仲議修築，立五閘，閘置剝船六十，每米一石減陸，挽費銀四分五厘，歲省漕夫腳價銀十萬馀兩，此其可用吳仲之疏甚詳可考也。
儀真舊設臨江諸閘，複新攔江閘于江口，引潮水以濟諸閘，且便停舶。
瓜州近設瓜口閘于西江嘴，諸壩之利也，亦攔江遺意。
瓜州舊有通江閘，後尋廢。
瓜口既設，似與儀真不異，辟通江，與十壩并發，不亦可哉？裡河運船十年一造，江南船五年一造，以往回越壩耳！ 江勢至京口頗下，丹陽一帶裡河每患淺，練湖高據欲厚所潴，而時洩之，不為無濟耳！會同河，元至正二十六年開，漕東南之粟以罷海運。
始元漕至濟甯，舍舟陸行數百裡，入臨清衛河；後由濟甯開渠直抵臨清，複于兖州城東築金口壩，竭泗水注濟甯，蓋濟甯地獨高故也。
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洋山，由舊曹州兩河口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乃淤。
永樂九年，尚書宋禮浚通之，十三年複罷海運。
用老人白英策，築壩于東平州之戴村社，橫亘五裡，遏汶水東流入海。
故道令盡出南旺，以三分之一南流，二注于北。
引汶之策，元已用之。
今則汶水全至，所慮幹旱水微，諸泉不應，會通亦非常恃之道。
元亦借黃河水以濟之，而近來患在于河一至而運河即淤。
此河之不可濟于運，誠為消長相持之勢也。
江中運道之徑，自常州西得勝新河出江，或孟渎出江，入泰興白塔河，出揚州灣頭鎮，省瓜州搬壩之費，但江洋畏盜，警限時掣。
鎮江、儀真衛通州所軍之半，截守泰興靖江，江洋漕皇可通也。
天下運船，凡一萬二千二百有奇，原設廠。
淮安造者十九，臨清造者十一。
近移臨清所造于淮安，又分淮安所造于浙江、湖廣、江西、南直隸等府，各順所便。
竊意山東總遮洋總尚于臨清便，江南上江總尚于龍江關便。
弘治二年，河決張秋，都禦史劉大夏治于上流，疏孫家渡河三十裡，四府營河十裡，築禦河長堤，起河南胙城，盡徐州，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長三百六十裡。
尚書宋公禮疏鑿會通河。
先是洪武二十四年河決，而會通河遂淤。
自濟甯至臨清三百八十五裡，舟楫不通。
宋尚書極力多方疏鑿，成祖一意委任之。
永樂十年，始議會通河攢運北京，宋公奏狀甚詳且悉，故十二年遂罷海運。
而平江伯亦疏鑿淮陽一帶，南北遂會通矣，至今為國大利。
宋公功當第一，後因微過，朝廷督責之，革其冠帶，止服儒巾治事，其權中微，而平江之功愈彰。
故今人惟頌陳而不及宋。
丘文莊公過會通河有感，賦詩曰：清江浦上臨清闡，箫鼓叢祠飲餕馀。
幾度會通河上過，更無人語宋尚書。
後王主事始請于朝，祠祀于分水龍王廟之偏，亦略足以昭示來者也。
《海運論》 海運之法，自秦有之。
唐人亦轉東吳粳稻給燕幽，然亦給遠方之用而已。
用以足國，則始于元焉。
初伯顔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
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
是時猶有中灤之運，不專于海道也。
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
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财賦，府每歲所辦糧充運，以至末年專仰海運矣。
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馀始抵成山。
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裡。
最後千戶殷明略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
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然終元之世海運不廢。
我朝洪武三十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
考《元史&bull食貨志》論海運有雲：民無挽輸之勞，國有蓄儲之富，以為一代良法。
又雲：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
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所征者。
竊以為自古漕運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
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
漕河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河運之費省十七八。
河漕雖免陸行，而人挽如故。
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
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于海運也。
然善謀國者，恒于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
今國家都幽，蓋極北之地，而财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
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
況自古皆是轉搬而以鹽為傭直，今則專役軍夫長運，而加以兌支之耗。
歲歲長運，儲積之糧雖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
如兵之不足，何迂儒為遠慮，請于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别通海運一路，與河漕并行。
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滞塞，此不可來而彼來，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計也。
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
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磕，故制海舟者必為尖底，首尾必俱置柁。
卒遇暴風，轉帆為難，亟以尾為首，縱其所如。
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蕃舶之制。
夫海運之利也，以其放洋；而其險也，亦以其放洋。
今欲免放洋之害，宜預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潢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為之設法。
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回避則回避，畫圖具本以為傍。
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
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于《沈氏筆談》。
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于巳時則止，則不遇暴風矣。
中道忽見雲起，即便易柁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
萬一言有可采，乞先行下閩、廣二藩，訪尋舊會通蕃航海之人，及行廣東鹽課提舉司歸德等場，起取慣駕海舟竈丁，令有司優給驿遣。
既至訪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許以事成加以官賞，俾其監工，照依海舶式樣造為運船，及一應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令其人自蘇州曆揚、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濱海去處，踏看可行與否。
先成運舟十數艘付與駕使，給以月糧，俾其沿海按視經行停泊去處，所至以山島港汊樹票幟，詢看是何州縣地方，一一紀錄，造成圖策。
縱其往來十數次，既已通習，保其決然可行無疑，然後于昆山太倉起蓋船廠，将工部原派船料差官于此收貯，照依見式造為海運尖底船隻，量定軍夫若幹，裝載若幹。
大抵海舟與河舟不同，河舟畏淺，故宜輕；海舟畏風，故宜重。
假如每艘載八百石，則造為一千石舟，許其以百石載私貨，三年之後軍夫自載者三十稅一，客商附載者照依稅課常例，就于直沽立一宣課司收貯，以為歲造船料之費。
其糧既從海運，腳費比漕河為省，其充支之加耗宜量為減殺。
大約海舟一載千石，則可當河舟所載之一二。
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之，則漕卒亦比舊省矣。
比又非徒可以足國用。
自此京城百貨骈集，而公俱足矣。
考宋朱子文集，其奏劄言廣東海路至浙東為近，宜于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米客。
《元史》載順帝末年，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用不繼。
至十九年議遣戶部尚書貢師往福建，以閩鹽易糧給京師，得數十萬石，京師賴焉。
其後陳友定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也。
況今京師公私所用，多資南方貨物之來。
若于運河窄淺，舳舻擠塞，腳費倍于物直，貨物所以踴貴而用度為難。
此策既行，南貨日集于北，空船南歸者必須物實，而北貨亦日流于南矣。
今日富國足用之策，莫大于此說者。
若謂海道險遠，恐其損人費财，請以元質之。
其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曆二年止，備載逐年所至之數，以見其所失，不無意也。
竊恐今日河運之糧，每年所失，不止此數。
況海運無剝淺之費，無挨次之守，而其支充之加耗每石須有所減，恐亦浮于所失之數矣。
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害少，又量将江淮荊湖之漕折半入海運，除減軍卒以還隊伍，則兵食兩足，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服邊海之夷，誠萬世之利也。
宋末襄鄧之師日急，當事諸人坐視而不救。
金履祥進「牽制搗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将不攻自解。
因備叙海舶所經，凡州郡聚落，下至巨洋，别難易遠近，曆曆可據，宋不能用。
後朱清、張瑄獻海運之策，其諸經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人始服其精确。
宋季亡賴相聚鈔掠海上，朱清、張瑄最為雄長，廷議招懷，令部其徒屬為防海義民。
後建言海漕，試之良便。
上注意向之父子緻位卿相，弟侄甥婿皆大官，富貴遍天下，意氣盈滿，同時夷戮殆盡。
《海運緣革》 海運之由，說者謂自宋室末年亡
弘治二年塞三流之北，又新開榆林集口經虞城縣、砀山縣四口，沖出蕭縣，出小浮橋，今塞。
又正德四年決曹縣、單縣，直沖沛縣，出飛雲橋，今塞。
又嘉靖九年決單縣東北流沖出谷亭運河，今塞。
又弘治二年決荊隆黃陵岡口，經曹州、濮州出張秋運河，今塞。
大都地氣漸南，河無可北之勢。
元徙入會通河，近亦每引入會通以便運漕，要非性宜。
其孫家渡入汴達淮一道，或究竟為河身正流，不可知也。
清河原窄，自受黃河水故河，身有今日之廣。
後或梁靖口，不至專藉山東諸流，上供何以克濟，縮身置堰司也。
國家因河溢開州、濮州，始塞張秋鎮。
其水支流自開封流至曹縣，東北入會通河，東南入徐州，經泗州，南流過沛縣，至徐州東北，同沛水循城東南以入淮。
其中牟、颍州、陳留、歸德、宿遷、亳縣以上原谷諸水盡歸入之，直至蚌埠乃同入海。
雖然河水所經，淤泥之澤，稻田之利興焉。
如在西甯、甘肅，居延東西千五百裡之河壖，朔方、上郡、河曲、河外之六鎮，雲、代、保德州大河之原浒，一經大雨，淫泥攸锺，大類河南被水之地，水退耕種，一畝三收。
竊意方今民力大疲，不能導治黃河，句矩成淵，于以殺水勢而興民利。
然苟地屬邊疆，如甯夏、延綏、雲、代、保德六處，糧饷不充，戶曹告乏，若令六處軍民依放河南民庶，即瀕河水退之原，樹種棱高下之粟，則一熟可飽三歲，軍民永賴，潤澤通變，宜土俗以厚邊疆，是故今之急務也。
宋太祖曰：夏後治水，但言導河。
至海，随山浚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
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以小防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曆代之患弗弭。
神宗曰：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
以道治水，無違其性可也。
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複有何患？雖禹複生，不過如此。
歐陽修曰：開河如放火。
又曰：避高就下，水之本性。
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複。
文彥博曰：河不出于東則出于西，利害一也。
今發夫修治從東從西，何利之有？自古治河之說多矣，若宋二帝之見，二臣之言，可為百世法。
《漕河》 元起朔漠，建都北平，漕渠不通江淮。
至元初，糧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早站陸運至淇門，入禦河中灤，即今開封府封丘縣地。
淇門今屬大名府浚縣，乃淇水入禦河之處，即枋頭也。
去中灤旱站一百八十馀裡，自黃河逆水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其難蓋不可言。
況運粟不多，不足以供京邑之用。
于是遂有海運之舉。
然海道風濤不測，損失頗多。
故又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渎，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
由海道至直沽，接運至京。
任城，今之濟甯州也。
須城，今之東平州也。
其後海口沙壅，又自東阿陸運二百馀裡至臨清，始入禦河。
其難尤不可言。
時有韓仲晖、邊源輩各出己見，相繼建言，乃自安民山開河直抵臨清，屬于禦河，而江淮之漕始通矣。
然當時河道初開，不甚深闊，水亦微細不能負重載，所以又有會通河止許一百五十料船行之。
禁海運之初，歲止得米四萬六千馀石，其後歲或至三百馀萬石。
會通河所運之米，每歲不過數十萬石。
終元之世海運不罷。
國初定鼎金陵，惟遼東邊饷則用海運，其時會通河尚通。
今濟甯在城閘北岸見有洪武三年曉谕，往來船隻不得擠塞。
閘口石碣尚在。
至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
自是江淮舟船始不至禦河矣。
永樂間肇造北京，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水運至陽武，發河南、山西二布政司丁夫，旱路搬運至衛輝，上船由禦河水運至北京，亦不可謂不難矣。
後得濟甯州同知潘叔正建言，工部尚書宋禮等提督，始開鑿會通河。
潘之建言止為濟甯州，往北旱站遞運。
軍需等項艱苦，欲開此河以省民力耳！初未嘗言開此漕運也。
河成，宋尚書禮建言始從會通河漕運，而海運于是乎罷。
當會通河漕運之初，又得平江伯陳瑄于兒河道事宜莫不整頓，所以至今京儲充羨，不至缺乏者。
會通河之力開鑿經理以底于成者，斯又數君子之力也。
此出刑部侍郎三原王公恕《漕河通志》，節其要語記之。
《漕規》 漕運定規，每歲運糧四百萬石，内允運三百三十萬石，支運七十萬石，分派浙江、江西、湖廣、山東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南京、江南、江北、直隸一十三把總管轄，各衛所旗軍領運。
浙江都司運船共一千九百九十九隻，每船或軍十名，或十一名，或十二名，共該旗軍二萬一千六百七十名，每船大約裝運正米三百石，連加耗四百馀石，共該裝運七十馀萬石。
該運糧者，杭州前、杭州右、海甯、溫州、台州、處州、甯波、紹興凡八衛，海甯、金華、衢州、嚴州、湖州凡五所，其馀沿海備倭衛所俱不運糧。
自宣德八年裡河漕運到今皆然。
運船每五年一造，每一船奏定價銀一百兩，軍衛自備三十兩，府縣出價七十兩。
兌運者，各衛所軍駕船至府縣水次倉兌糧，起運京倉通州倉交納；支運者，原系民夫民船運至淮安、徐州、臨清、德州四倉，軍人駕船于四倉支運京通二倉。
近年又有改兌之名，蓋免民起運淮安等倉，加與耗米，就令軍船各到該運府縣兌糧，直抵京通二倉也。
《漕官》 永樂間，平江伯陳公瑄把總海糧儲，共一百萬石，時未有總兵之名。
十三年，裡河漕運加至五百萬石，統各處一百七十馀衛，後以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各都司所屬，茶陵、臨山、彰德、濟南等衛地遠省之，每歲止運四百萬石。
洪熙元年，始充總兵官督運，鎮守淮安，此設總兵之始也。
宣德四年，同工書黃福計議，于徐州等處立倉，令官軍接運。
六年挂漕運之印。
八年公薨，以都督佥事王瑜、都指揮佥事吳亮充左右副總兵同管。
正統四年，專以馬興充總兵，湯節充參将，此設參将之始也。
景泰二年設左佥都禦史，王竑同管。
此文臣總督漕運之始也。
通惠河，元郭守敬議開，引昌平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進都城，繞至通州，置閘以宣節之，後漸淤廢。
嘉靖間，準禦史吳仲議修築，立五閘，閘置剝船六十，每米一石減陸，挽費銀四分五厘，歲省漕夫腳價銀十萬馀兩，此其可用吳仲之疏甚詳可考也。
儀真舊設臨江諸閘，複新攔江閘于江口，引潮水以濟諸閘，且便停舶。
瓜州近設瓜口閘于西江嘴，諸壩之利也，亦攔江遺意。
瓜州舊有通江閘，後尋廢。
瓜口既設，似與儀真不異，辟通江，與十壩并發，不亦可哉？裡河運船十年一造，江南船五年一造，以往回越壩耳！ 江勢至京口頗下，丹陽一帶裡河每患淺，練湖高據欲厚所潴，而時洩之，不為無濟耳！會同河，元至正二十六年開，漕東南之粟以罷海運。
始元漕至濟甯，舍舟陸行數百裡，入臨清衛河；後由濟甯開渠直抵臨清，複于兖州城東築金口壩，竭泗水注濟甯，蓋濟甯地獨高故也。
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洋山，由舊曹州兩河口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乃淤。
永樂九年，尚書宋禮浚通之，十三年複罷海運。
用老人白英策，築壩于東平州之戴村社，橫亘五裡，遏汶水東流入海。
故道令盡出南旺，以三分之一南流，二注于北。
引汶之策，元已用之。
今則汶水全至，所慮幹旱水微，諸泉不應，會通亦非常恃之道。
元亦借黃河水以濟之，而近來患在于河一至而運河即淤。
此河之不可濟于運，誠為消長相持之勢也。
江中運道之徑，自常州西得勝新河出江，或孟渎出江，入泰興白塔河，出揚州灣頭鎮，省瓜州搬壩之費，但江洋畏盜，警限時掣。
鎮江、儀真衛通州所軍之半，截守泰興靖江，江洋漕皇可通也。
天下運船，凡一萬二千二百有奇，原設廠。
淮安造者十九，臨清造者十一。
近移臨清所造于淮安，又分淮安所造于浙江、湖廣、江西、南直隸等府，各順所便。
竊意山東總遮洋總尚于臨清便，江南上江總尚于龍江關便。
弘治二年，河決張秋，都禦史劉大夏治于上流，疏孫家渡河三十裡，四府營河十裡，築禦河長堤，起河南胙城，盡徐州，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長三百六十裡。
尚書宋公禮疏鑿會通河。
先是洪武二十四年河決，而會通河遂淤。
自濟甯至臨清三百八十五裡，舟楫不通。
宋尚書極力多方疏鑿，成祖一意委任之。
永樂十年，始議會通河攢運北京，宋公奏狀甚詳且悉，故十二年遂罷海運。
而平江伯亦疏鑿淮陽一帶，南北遂會通矣，至今為國大利。
宋公功當第一，後因微過，朝廷督責之，革其冠帶，止服儒巾治事，其權中微，而平江之功愈彰。
故今人惟頌陳而不及宋。
丘文莊公過會通河有感，賦詩曰：清江浦上臨清闡，箫鼓叢祠飲餕馀。
幾度會通河上過，更無人語宋尚書。
後王主事始請于朝，祠祀于分水龍王廟之偏，亦略足以昭示來者也。
《海運論》 海運之法，自秦有之。
唐人亦轉東吳粳稻給燕幽，然亦給遠方之用而已。
用以足國，則始于元焉。
初伯顔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
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
是時猶有中灤之運，不專于海道也。
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
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财賦，府每歲所辦糧充運，以至末年專仰海運矣。
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馀始抵成山。
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裡。
最後千戶殷明略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
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然終元之世海運不廢。
我朝洪武三十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
考《元史&bull食貨志》論海運有雲：民無挽輸之勞，國有蓄儲之富，以為一代良法。
又雲：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
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所征者。
竊以為自古漕運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
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
漕河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河運之費省十七八。
河漕雖免陸行，而人挽如故。
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
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于海運也。
然善謀國者，恒于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
今國家都幽，蓋極北之地，而财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
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
況自古皆是轉搬而以鹽為傭直，今則專役軍夫長運，而加以兌支之耗。
歲歲長運，儲積之糧雖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
如兵之不足，何迂儒為遠慮，請于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别通海運一路，與河漕并行。
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滞塞，此不可來而彼來，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計也。
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
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磕，故制海舟者必為尖底，首尾必俱置柁。
卒遇暴風，轉帆為難，亟以尾為首，縱其所如。
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蕃舶之制。
夫海運之利也，以其放洋；而其險也，亦以其放洋。
今欲免放洋之害，宜預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潢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為之設法。
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回避則回避，畫圖具本以為傍。
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
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于《沈氏筆談》。
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于巳時則止，則不遇暴風矣。
中道忽見雲起，即便易柁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
萬一言有可采，乞先行下閩、廣二藩，訪尋舊會通蕃航海之人，及行廣東鹽課提舉司歸德等場，起取慣駕海舟竈丁，令有司優給驿遣。
既至訪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許以事成加以官賞，俾其監工，照依海舶式樣造為運船，及一應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令其人自蘇州曆揚、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濱海去處，踏看可行與否。
先成運舟十數艘付與駕使，給以月糧，俾其沿海按視經行停泊去處，所至以山島港汊樹票幟，詢看是何州縣地方，一一紀錄，造成圖策。
縱其往來十數次，既已通習，保其決然可行無疑，然後于昆山太倉起蓋船廠，将工部原派船料差官于此收貯，照依見式造為海運尖底船隻，量定軍夫若幹，裝載若幹。
大抵海舟與河舟不同，河舟畏淺，故宜輕；海舟畏風，故宜重。
假如每艘載八百石，則造為一千石舟，許其以百石載私貨，三年之後軍夫自載者三十稅一，客商附載者照依稅課常例，就于直沽立一宣課司收貯，以為歲造船料之費。
其糧既從海運，腳費比漕河為省，其充支之加耗宜量為減殺。
大約海舟一載千石，則可當河舟所載之一二。
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之，則漕卒亦比舊省矣。
比又非徒可以足國用。
自此京城百貨骈集，而公俱足矣。
考宋朱子文集，其奏劄言廣東海路至浙東為近，宜于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米客。
《元史》載順帝末年，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用不繼。
至十九年議遣戶部尚書貢師往福建，以閩鹽易糧給京師，得數十萬石，京師賴焉。
其後陳友定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也。
況今京師公私所用，多資南方貨物之來。
若于運河窄淺，舳舻擠塞，腳費倍于物直，貨物所以踴貴而用度為難。
此策既行，南貨日集于北，空船南歸者必須物實，而北貨亦日流于南矣。
今日富國足用之策，莫大于此說者。
若謂海道險遠，恐其損人費财，請以元質之。
其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曆二年止，備載逐年所至之數，以見其所失，不無意也。
竊恐今日河運之糧，每年所失，不止此數。
況海運無剝淺之費，無挨次之守，而其支充之加耗每石須有所減，恐亦浮于所失之數矣。
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害少，又量将江淮荊湖之漕折半入海運，除減軍卒以還隊伍，則兵食兩足，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服邊海之夷，誠萬世之利也。
宋末襄鄧之師日急，當事諸人坐視而不救。
金履祥進「牽制搗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将不攻自解。
因備叙海舶所經，凡州郡聚落，下至巨洋，别難易遠近，曆曆可據，宋不能用。
後朱清、張瑄獻海運之策，其諸經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人始服其精确。
宋季亡賴相聚鈔掠海上，朱清、張瑄最為雄長，廷議招懷，令部其徒屬為防海義民。
後建言海漕，試之良便。
上注意向之父子緻位卿相，弟侄甥婿皆大官，富貴遍天下，意氣盈滿，同時夷戮殆盡。
《海運緣革》 海運之由，說者謂自宋室末年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