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淄川縣志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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煥文，邁桓轶酌。
流光悠久，視此銘辭。
繼志述事，念茲在茲。
雍正三年五月，訓饬士子文上谕：為士者，乃四民之首，一方之望，凡屬編氓，皆尊之奉之，以為讀聖賢之書，列膠庠之選，其所言所行，俱可以為鄉人法則也。
故必敦品勵學，謹言慎行，不愧端人正士，然後以聖賢詩書之道開示愚民，則民必聽從其言，服習其教，相率而歸于謹厚。
或小民偶有不善之事，即懷愧恥之心，相戒勿令某人知之，如古人之往事，則民風。
何患不淳，世道何患不複古耶？朕觀今日之士，雖不乏閉戶勤修，讀書立品之輩，而蕩檢逾閑，不顧名節者亦複不少。
或出入官署，包攬詞訟，或武斷鄉曲，欺壓平民，或違抗錢糧，藐視國法，或代民納課，私潤身家，種種卑污下賤之事，難以悉數。
彼為民者，見士子誦讀聖賢之書，而行止尚且如此，則必薄待讀書之人，而并且輕視聖賢之書矣。
士習不端，民風何由而正？其間關名系極為重大。
朕自即位以來，加恩學校，培養人材，所以教育士子者無所不至，宜乎天下之士皆鼓舞奮興，争自濯磨，盡去其挑達之習矣。
而内外諸臣條奏中，胪列諸生之劣迹，請行嚴懲者甚多。
朕思轉移化導之法，當先端其本原。
教官者，多士之儀型也，學臣者，教官之表率也。
教官多屬中材，又或年齒衰邁，貪位竊祿，與士子為朋俦，視考課為故套，而學臣又但以衡文為事任，教官之因循怠惰，苟且塞責，漫不加察，所以倡率之本不立，無怪乎士習之不端，而風俗之未淳也。
朕孜孜圖治，欲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皆向風而慕義，革薄而從忠，故特簡督學之臣，慎重教官之職，欲使自上而下，端本澄源，以收實效也。
凡為學臣者，務須持正秉公，宣揚風俗，于教官之稱職者即加薦拔，溺職者即行參革。
為教官者，訓誨士子，悉秉誠心，如父兄之督課子弟。
至于分别優劣，則至公至當，不涉偏私。
如此各盡其道，則士子人人崇問品詣，砥砺廉隅，且不但自淑其身，而群黎百姓日聞善言，日睹善行，以生其感發之念，風俗之丕變，庶幾其可望也。
特谕。
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上谕：國家設學校以儲養人才，鄉會廷試，拔其尤者而用之，即古選士造士之遺意也。
但士子作文，有一日之長短，縱使主司公明搜羅，豈能無遺？況去取惟憑文藝，其人品之高下，才能之優绌，無由得知。
每有出群拔萃之才，屢試不售，既或晚得一第，而年力衰邁，不堪為國家任使。
朕思各省學政奉命課士，黜劣舉優，系其專責。
嗣後學政三年任滿，将生員中實在人品端方、有猷有為有守之士，大省舉四五人，小省二人，送部引見，朕親加考試，酌量擢用。
現在報滿，各學政即遵照薦舉。
其到任未久者，如有所知，亦即舉出。
夫一省而舉數士，不可謂無人。
學政巡曆各府，三年之久，日與士子相親，考文察行，不得謂不知，但能虛公衡鑒，所舉必得其人。
且風聲所樹，凡讀書士子，必皆鼓舞振興，力學敦行，求為有用之儒，于士習人才大有裨益。
該學政其各實心奉行，毋得苟且塞責。
如有狥私冒濫等弊，必嚴加治罪。
特谕。
雍正四年十月初八日，上谕：朕命翰林科道諸臣，每日進呈經史講義，原欲采聖賢之精蘊，為緻治甯人之本，道統學術，無所不該，亦無往不實。
而兩年來，諸臣條舉經史，各就所見為說，未有将宋儒性理諸書，切實敷陳，與儒先相表裡者。
蓋近來留意詞章之學者，尚不乏人，而究心理學者蓋鮮。
即諸臣亦有講章中系以箴銘者。
古人鑒盤幾杖，有箴有銘，其文也，即其道也。
今則詞藻相尚，不過為應制之文具，是岐道與文而二之矣。
總因居恒肄業，未曾于宋儒之書沉況往複，體之身心，以求聖賢之道，故其見于議論止如此。
夫治統原于道統，學不正則道不明。
有宋周、程、張、朱諸子，于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與夫用工節目之詳，得孔孟之心傳，而于理欲公私義利之界，辨之至明，循之則為君子，悖之則為小人。
治國家者，由之則治，失之則亂，實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謂入聖之楷梯，求道之塗轍也。
學者精察而力行之，則蘊之為德行，學皆實學，行之為事業，治皆實功，此宋儒之書所以有功後學，不可不講明而切究之也。
今之說經者，問或援引漢唐箋疏之說。
夫典章制度，漢唐諸儒有所傳述考據，固不可廢，而經術之精微，必得宋儒參考而闡發之，然後聖人之微言大義，如揭日月而行也。
惟是講學之人，有誠有僞，誠者不可多得，而僞者托于道德性命之說，欺世盜名，漸啟标榜門戶之害，此朕所深知，亦朕所深惡。
然不可以僞托者之獲于名聲，遂置理學于不事，此何異于因噎廢食乎？蓋為己為人之分，自孔子時早已明辨而
流光悠久，視此銘辭。
繼志述事，念茲在茲。
雍正三年五月，訓饬士子文上谕：為士者，乃四民之首，一方之望，凡屬編氓，皆尊之奉之，以為讀聖賢之書，列膠庠之選，其所言所行，俱可以為鄉人法則也。
故必敦品勵學，謹言慎行，不愧端人正士，然後以聖賢詩書之道開示愚民，則民必聽從其言，服習其教，相率而歸于謹厚。
或小民偶有不善之事，即懷愧恥之心，相戒勿令某人知之，如古人之往事，則民風。
何患不淳，世道何患不複古耶？朕觀今日之士，雖不乏閉戶勤修，讀書立品之輩，而蕩檢逾閑，不顧名節者亦複不少。
或出入官署，包攬詞訟，或武斷鄉曲，欺壓平民，或違抗錢糧，藐視國法，或代民納課，私潤身家，種種卑污下賤之事，難以悉數。
彼為民者，見士子誦讀聖賢之書，而行止尚且如此，則必薄待讀書之人，而并且輕視聖賢之書矣。
士習不端，民風何由而正？其間關名系極為重大。
朕自即位以來，加恩學校，培養人材，所以教育士子者無所不至，宜乎天下之士皆鼓舞奮興，争自濯磨，盡去其挑達之習矣。
而内外諸臣條奏中，胪列諸生之劣迹，請行嚴懲者甚多。
朕思轉移化導之法，當先端其本原。
教官者，多士之儀型也，學臣者，教官之表率也。
教官多屬中材，又或年齒衰邁，貪位竊祿，與士子為朋俦，視考課為故套，而學臣又但以衡文為事任，教官之因循怠惰，苟且塞責，漫不加察，所以倡率之本不立，無怪乎士習之不端，而風俗之未淳也。
朕孜孜圖治，欲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皆向風而慕義，革薄而從忠，故特簡督學之臣，慎重教官之職，欲使自上而下，端本澄源，以收實效也。
凡為學臣者，務須持正秉公，宣揚風俗，于教官之稱職者即加薦拔，溺職者即行參革。
為教官者，訓誨士子，悉秉誠心，如父兄之督課子弟。
至于分别優劣，則至公至當，不涉偏私。
如此各盡其道，則士子人人崇問品詣，砥砺廉隅，且不但自淑其身，而群黎百姓日聞善言，日睹善行，以生其感發之念，風俗之丕變，庶幾其可望也。
特谕。
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上谕：國家設學校以儲養人才，鄉會廷試，拔其尤者而用之，即古選士造士之遺意也。
但士子作文，有一日之長短，縱使主司公明搜羅，豈能無遺？況去取惟憑文藝，其人品之高下，才能之優绌，無由得知。
每有出群拔萃之才，屢試不售，既或晚得一第，而年力衰邁，不堪為國家任使。
朕思各省學政奉命課士，黜劣舉優，系其專責。
嗣後學政三年任滿，将生員中實在人品端方、有猷有為有守之士，大省舉四五人，小省二人，送部引見，朕親加考試，酌量擢用。
現在報滿，各學政即遵照薦舉。
其到任未久者，如有所知，亦即舉出。
夫一省而舉數士，不可謂無人。
學政巡曆各府，三年之久，日與士子相親，考文察行，不得謂不知，但能虛公衡鑒，所舉必得其人。
且風聲所樹，凡讀書士子，必皆鼓舞振興，力學敦行，求為有用之儒，于士習人才大有裨益。
該學政其各實心奉行，毋得苟且塞責。
如有狥私冒濫等弊，必嚴加治罪。
特谕。
雍正四年十月初八日，上谕：朕命翰林科道諸臣，每日進呈經史講義，原欲采聖賢之精蘊，為緻治甯人之本，道統學術，無所不該，亦無往不實。
而兩年來，諸臣條舉經史，各就所見為說，未有将宋儒性理諸書，切實敷陳，與儒先相表裡者。
蓋近來留意詞章之學者，尚不乏人，而究心理學者蓋鮮。
即諸臣亦有講章中系以箴銘者。
古人鑒盤幾杖，有箴有銘，其文也，即其道也。
今則詞藻相尚，不過為應制之文具，是岐道與文而二之矣。
總因居恒肄業，未曾于宋儒之書沉況往複，體之身心，以求聖賢之道，故其見于議論止如此。
夫治統原于道統，學不正則道不明。
有宋周、程、張、朱諸子，于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與夫用工節目之詳，得孔孟之心傳，而于理欲公私義利之界，辨之至明，循之則為君子，悖之則為小人。
治國家者，由之則治，失之則亂，實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謂入聖之楷梯，求道之塗轍也。
學者精察而力行之，則蘊之為德行，學皆實學，行之為事業，治皆實功，此宋儒之書所以有功後學，不可不講明而切究之也。
今之說經者，問或援引漢唐箋疏之說。
夫典章制度，漢唐諸儒有所傳述考據，固不可廢，而經術之精微，必得宋儒參考而闡發之，然後聖人之微言大義，如揭日月而行也。
惟是講學之人，有誠有僞，誠者不可多得，而僞者托于道德性命之說，欺世盜名，漸啟标榜門戶之害，此朕所深知，亦朕所深惡。
然不可以僞托者之獲于名聲，遂置理學于不事，此何異于因噎廢食乎？蓋為己為人之分，自孔子時早已明辨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