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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江都易王非以景帝二年，立為汝南王二年，徙江都，二十八年薨。
子王建以元朔二年嗣位。
由景帝二年下迄武帝元朔二年，正合二十八年之數，則易王二十一年，當武帝建元六年。
以《颛顼曆》推之，是年距入辛亥蔀三年，積月三十七，閏餘二，積日一千零九十二，小餘六百零五，大餘十二，得癸亥為正月朔。
由是遞推，則七月庚申朔，八月庚寅朔，十七日丙午，是“庚申”确為“庚寅”之訛。
盧氏所改，蓋據本傳，非立廿七年為說，以二十一年當元光元年。
然與初封之歲不合也。
《漢書·律曆志》載三統術謂，魯曆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蔀首，此就《三統曆》校之也。
顧氏觀光謂，《占經》所載魯曆，積年少三千六十年，則魯曆自庚子起元，下迄開元二年，當積二百七十六萬四千三百九十四算外。
《占經》舊文作二百七十六萬一千三百三十四算外。
今依是術推之，《三統曆》庚戌起元之年，即魯曆入第五百七十五元第二紀二十蔀之第四十七年。
是年《三統曆》至朔同日，閏在歲前，魯曆則閏餘十八，閏在正月後。
故凡魯曆入蔀之年，三統置閏，均在歲前十一月後。
如魯桓公十一年，魯曆入己酉蔀，而桓公十年三統置閏在十一月後，文公二年魯曆入戊子蔀，襄公二十四年入丁卯蔀，而文公元年襄公二十三年，三統置閏均在十一月後，是其例。
以《三統曆》校之，則魯曆蔀首均為三統閏餘一之歲。
故子駿以是為譏，至于魯曆本術，固亦以至朔同日，無閏餘之歲為蔀首也。
又《唐書·曆志》載，一行《中氣議》雲，魯曆南至，又先周曆四分日之三而朔，後九百四十分日之五十一，故僖公五年辛亥為十二月晦，壬子為正月朔。
又推日蝕，密于殷術，其以閏餘一為蔀首，亦取合于當時也。
章首當作蔀首。
又《日度議》雲，祖沖之、張胄玄促上章，歲至太初元年，沖之以癸亥雞鳴冬至，而胄玄以癸亥日出，欲令合于甲子，而适與魯曆相會。
自此推僖公五年，魯曆以庚戌冬至，而二家皆以甲寅。
今考僖公五年，魯曆距入己酉蔀九年，積月五百六十八，閏餘十八，積日一萬六千七百七十三，小餘四百八十八，大餘三十三，得壬午為天正朔，而周曆是年則以辛亥為天正朔，至朔同日。
具見《五經算術》。
此即一行所謂後周曆而朔也。
又以月餘二十一乘入蔀年，如四而一得氣，大餘二百四十一，小餘二，氣大餘滿旬，周去之得一。
命起己酉算外，适得庚戌為冬至，周曆得氣，大餘四十七，此指滿旬周去後之數。
小餘一，冬至适為辛亥，此即一行所謂先周曆四分日之三也。
小餘滿四，從氣大餘，魯曆若加小餘，三則至，與周曆同日，今較周曆減其三，故曰：周曆四分日之三也。
惟歲前周曆朔，小餘系二百三十五。
見《五經算術注》。
較之魯曆當減“二百五十三”。
一行謂，朔後九百四十分日之五十一，“之”字以下三字确為訛文。
一行《合朔議》又以魯曆校春秋晦朔。
今以魯曆推之，大抵均符。
惟僖五年九月己卯晦，于魯曆當為八月。
一行以為與經合，蓋偶誤耳。
乃汪氏日桢《古今推步諸術考》于一行所解魯曆未克诠明，亦其疏也。
《史記·天官書》曆術甲子篇，王應麟以為非太初是也，以為古曆則非。
近王氏引之以為殷術，成氏蓉鏡又以為即太初術，其說均非。
此曆界颛顼、太初之間，乃《颛顼曆》既廢，《太初曆》未行之曆也。
蓋公孫卿等所改曆，僅改《颛顼曆》積年以定統法，至于氣、朔、大小餘之數，仍承前曆，故朔，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氣大餘十五，小餘七，悉與《颛顼曆》相同。
曆書載武帝诏謂，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曆書又雲，封泰山，因诏禦史。
據《漢書·武紀》，帝幸泰山在歲首十月，則此诏班于冬至前，《武紀》又言，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為歲首，則五月以前，均行此曆，雖較《太初曆》為疏，然歲陰紀歲之法，置閏密疏之次，惟此特詳。
又章蔀歲首，鹹在冬至，亦與《颛顼曆》不同，則此亦古曆之一矣。
惜《天官書》記其法未若《漢志》載三統之詳，此後儒所由滋異說欤！ 西漢器兼志月日者，舍王莽所造諸器外，丞相府漏壺銘有六年三月己亥之文，丙午鈎銘有“六年五月丙午”之文。
然造自何帝之時，今莫克考。
其可考者，薛氏款識載有蓮勺爐，其銘文雲，五鳳二年正月己醜，是年為漢宣帝十九年。
據《通鑒目錄》所推《太初曆》，是年正月戊寅朔，則己醜确為十二日，其非赝器甚明。
又阮氏《積古齋款識》載有陽泉使舍薰爐，其銘文雲，五年六安十三年正月乙未，上捝四字，考《漢書·諸侯王表》，六安恭王慶以元狩二年封子夷王，以始元四年嗣位，傳雲，夷王立十年，是也。
《表》作十四年，衍“四”字。
孫缪王以本始元年嗣位。
傳雲缪王立二十二年，非表作二十三年，是也。
缪王十三年當宣帝神爵元年，據《宣帝本紀》，神爵改元在是年三月，則三月以前仍稱元康五年，是即此爐造制之年也。
是年正月癸未朔，十三日乙未，“五年”以上當有“元康”二字，昭然明矣。
子王建以元朔二年嗣位。
由景帝二年下迄武帝元朔二年，正合二十八年之數，則易王二十一年，當武帝建元六年。
以《颛顼曆》推之，是年距入辛亥蔀三年，積月三十七，閏餘二，積日一千零九十二，小餘六百零五，大餘十二，得癸亥為正月朔。
由是遞推，則七月庚申朔，八月庚寅朔，十七日丙午，是“庚申”确為“庚寅”之訛。
盧氏所改，蓋據本傳，非立廿七年為說，以二十一年當元光元年。
然與初封之歲不合也。
《漢書·律曆志》載三統術謂，魯曆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蔀首，此就《三統曆》校之也。
顧氏觀光謂，《占經》所載魯曆，積年少三千六十年，則魯曆自庚子起元，下迄開元二年，當積二百七十六萬四千三百九十四算外。
《占經》舊文作二百七十六萬一千三百三十四算外。
今依是術推之，《三統曆》庚戌起元之年，即魯曆入第五百七十五元第二紀二十蔀之第四十七年。
是年《三統曆》至朔同日，閏在歲前，魯曆則閏餘十八，閏在正月後。
故凡魯曆入蔀之年，三統置閏，均在歲前十一月後。
如魯桓公十一年，魯曆入己酉蔀，而桓公十年三統置閏在十一月後，文公二年魯曆入戊子蔀，襄公二十四年入丁卯蔀，而文公元年襄公二十三年，三統置閏均在十一月後，是其例。
以《三統曆》校之，則魯曆蔀首均為三統閏餘一之歲。
故子駿以是為譏，至于魯曆本術，固亦以至朔同日，無閏餘之歲為蔀首也。
又《唐書·曆志》載，一行《中氣議》雲，魯曆南至，又先周曆四分日之三而朔，後九百四十分日之五十一，故僖公五年辛亥為十二月晦，壬子為正月朔。
又推日蝕，密于殷術，其以閏餘一為蔀首，亦取合于當時也。
章首當作蔀首。
又《日度議》雲，祖沖之、張胄玄促上章，歲至太初元年，沖之以癸亥雞鳴冬至，而胄玄以癸亥日出，欲令合于甲子，而适與魯曆相會。
自此推僖公五年，魯曆以庚戌冬至，而二家皆以甲寅。
今考僖公五年，魯曆距入己酉蔀九年，積月五百六十八，閏餘十八，積日一萬六千七百七十三，小餘四百八十八，大餘三十三，得壬午為天正朔，而周曆是年則以辛亥為天正朔，至朔同日。
具見《五經算術》。
此即一行所謂後周曆而朔也。
又以月餘二十一乘入蔀年，如四而一得氣，大餘二百四十一，小餘二，氣大餘滿旬，周去之得一。
命起己酉算外，适得庚戌為冬至，周曆得氣，大餘四十七，此指滿旬周去後之數。
小餘一，冬至适為辛亥，此即一行所謂先周曆四分日之三也。
小餘滿四，從氣大餘，魯曆若加小餘，三則至，與周曆同日，今較周曆減其三，故曰：周曆四分日之三也。
惟歲前周曆朔，小餘系二百三十五。
見《五經算術注》。
較之魯曆當減“二百五十三”。
一行謂，朔後九百四十分日之五十一，“之”字以下三字确為訛文。
一行《合朔議》又以魯曆校春秋晦朔。
今以魯曆推之，大抵均符。
惟僖五年九月己卯晦，于魯曆當為八月。
一行以為與經合，蓋偶誤耳。
乃汪氏日桢《古今推步諸術考》于一行所解魯曆未克诠明，亦其疏也。
《史記·天官書》曆術甲子篇，王應麟以為非太初是也，以為古曆則非。
近王氏引之以為殷術，成氏蓉鏡又以為即太初術，其說均非。
此曆界颛顼、太初之間，乃《颛顼曆》既廢，《太初曆》未行之曆也。
蓋公孫卿等所改曆，僅改《颛顼曆》積年以定統法，至于氣、朔、大小餘之數，仍承前曆，故朔，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氣大餘十五，小餘七，悉與《颛顼曆》相同。
曆書載武帝诏謂，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曆書又雲，封泰山，因诏禦史。
據《漢書·武紀》，帝幸泰山在歲首十月，則此诏班于冬至前，《武紀》又言，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為歲首，則五月以前，均行此曆，雖較《太初曆》為疏，然歲陰紀歲之法，置閏密疏之次，惟此特詳。
又章蔀歲首，鹹在冬至，亦與《颛顼曆》不同，則此亦古曆之一矣。
惜《天官書》記其法未若《漢志》載三統之詳，此後儒所由滋異說欤！ 西漢器兼志月日者，舍王莽所造諸器外，丞相府漏壺銘有六年三月己亥之文，丙午鈎銘有“六年五月丙午”之文。
然造自何帝之時，今莫克考。
其可考者，薛氏款識載有蓮勺爐，其銘文雲，五鳳二年正月己醜，是年為漢宣帝十九年。
據《通鑒目錄》所推《太初曆》，是年正月戊寅朔，則己醜确為十二日，其非赝器甚明。
又阮氏《積古齋款識》載有陽泉使舍薰爐，其銘文雲，五年六安十三年正月乙未，上捝四字，考《漢書·諸侯王表》，六安恭王慶以元狩二年封子夷王，以始元四年嗣位，傳雲，夷王立十年，是也。
《表》作十四年，衍“四”字。
孫缪王以本始元年嗣位。
傳雲缪王立二十二年，非表作二十三年，是也。
缪王十三年當宣帝神爵元年，據《宣帝本紀》，神爵改元在是年三月，則三月以前仍稱元康五年，是即此爐造制之年也。
是年正月癸未朔，十三日乙未，“五年”以上當有“元康”二字，昭然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