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陵縣續志卷之一
關燈
小
中
大
所得書之，不相統一，其為乖疑，固無足怪。
至若項公作記，渠實未通，何由逆知灌溉之廣，此必有人希意獻媚粉飾增加，而項亦樂取其說以自侈大，正可謂之上下相蒙者也。
由此以推《宋史》之三萬五千餘頃，《元史》之四萬五千頃，大抵皆出之始建議者計料之詞與。
當時有司告報之數，史臣特取故牍采輯而潤色之耳，則其為書，庸足信乎？昔者莊熊罷請穿龍首渠，以為可令畝十石，及作之十餘歲，而猶未得其饒。
自古喜事誇功之人，其言往往無驗，宋明之事殆亦類此。
此孟子所以取《武成》二三策也。
或者曰：為其利民也。
故亟書以勸是，又未睹于利害之數者也。
夫穿渠之勞，豈不可數而知哉。
鄭渠之工，史不詳其本末。
然韓本謀疲秦，秦覺而至欲殺鄭國，則是果足以疲之也。
《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皆言番系穿汾河渠，鄭當時鑿漕直渠，朔方亦作溉渠，作者各數萬人，曆二三期而功不就，費亦各以巨萬數。
白渠之功讵獨下此，宋之渠以功大而疲者數矣。
中間嘗調發丁男萬三千人，屬孫冕督治，而不紀其成。
其後豐利渠勤而成之，而工作已更三歲。
元之禦史渠，火焚水淬，鑿石尺至直金二兩有半，積工十四萬九千五百，然且三十餘年而工未成。
明之廣惠渠，五縣民更番供役，成之以十七年之久，而鑿不甚闊，泥沙塞渠，渠雖成無用。
是何用力多而成功少也。
又況召匠貼役，系樁起堰，下至梢芟芭棧，麻鐵苫索，一切出之于民，民益騷然煩費矣。
《宋史》曰：造木堰凡用梢樁萬一千三百餘，數歲出于緣渠之民，夏潦堰壞，秋複率民葺之，數斂重困無有止息。
《元史》曰：奉元亢旱五載失稔，人皆相食，流移疫死者十七八。
今差夫又令就出用物，實不能辦集。
《泾陽舊志》曰：五縣民八月治堰，九月畢功，截石、伐木、掘泥、挽土、入水置囤下臨不測，十月引水以達，來歲入秋始疲已。
複役作，寒暑晝夜不得少休，加以官府程督條約禁限瑣屑尤甚，近年水脈艱澀，沾潤益寡，争訟鬥很，奸弊百出，民或上訴願弛其利，以免劬瘁，有司以故事恒規，不敢辄許。
《後志》曰：自谷口入山，峭壁高岩，陰飙慘栗，絕少人居，宿頓無所。
每夫分領一工，身入洞底，掇石爬泥。
常須兩三人在上為之引縆，轉送數人而食，一工之食豈能宿飽。
五縣相去或數十裡，或百餘裡，往返奔命勞怨可知。
嗟乎！穿渠本以利民也，而民之勞費至于如此，非以愛之，實以害之。
朝廷本意亦豈如此。
今之龍洞，則明之廣惠故渠也，渠之水則山下之散泉也。
然而因其已成不别事穿治矣，收其泛走不更勞阪堰矣。
于是決疏泥淤，完治堤岸，不過費官金錢數千計，而此數十泉者固已沖瀜浩衍，合能效技以畢輸于渠，而流潤于四縣，以視昔人鑿山堰水，力愈勤而謀愈拙者，豈特事半功倍而已。
若乃役由和雇而無調發期會之煩，官自購材而無科，率抑配之擾，役興而人不知，功成而上不有至矣哉。
豈非萬世之永賴，百王之極則者乎？然是泉也，項襄毅實嘗鑿而出之，而龍洞以南衆泉星列，則尤非旦夕之所可得，然而昔之人，莫有為之計者何也，引泾之利熟于耳而盤固胸臆，雖有他便利至于倍蓗，什百而莫與易焉。
是故交臂而失之也。
向使知變，計如今日，則将遠引深閉以拒泾而不暇，尚何穿山築堰，亟困其民而不已哉。
是故古人之法不善用之，而或足以敗而善為理者，酌劑變通，雖其陳迹弊政，而常能轉禍以為福；因敗以為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
其人不其信，夫雖然今日之計，亦有當急者曰謹視堤壩而已。
堤之作，亦自項襄毅時不過寬七尺崇二尺，然更百數十年而其功不壞。
雍正時，始增高二尺，亦數年無恙。
乾隆三年，通判羅國楫請于台使，又增高五尺。
未二年，而泾水大至堤竟毀，其後易知縣唐秉綱繼治之，以乾隆四年十月堤成，至八年六月又毀，是何也？堤崇二尺至不高也，而七尺之徑則已厚其用。
但足以障泉而不足捍泾，昔人比之布磚于地，水至則漫，而過耳後之增砌至于九尺，而七尺之厚無所加，非獨不加而已，層累之形豐下而削上，比至其巅才有三尺，如是則形單地危，而其禦大水也無力。
而是水也，挾其暴盛之氣，出于兩崖之間，狹隘束急，無所發怒，适與堤遭則齧抉掀豗以圖一逞，不幸而授以尺寸之間，而崩潰遂不可止，勢固然也。
是固治堤之法，苟欲崇之則必厚之，不然者毋甯卑卑而泾水入焉，雖足以淤渠待其過，而搜剔爬梳，一日夜之力耳。
高而不厚，則水之漲發無常，雖更增之尋丈，猶未能使泾不入也。
而崩潰之患，其費必巨，而又需之歲月而後完，使百姓坐失數時之利，故曰：毋甯卑也。
此有司之所宜知也，諸壩之制，惟洞口為非，宜聞之故老。
順治間，金漢鼎實始為此。
乾隆二年之壩，特因之耳。
金之始為渠口，蓋猶觊欲引泾，既而知其不可引也，而見洞中之泉，亦足以會衆泉資灌溉，于是始慮濁泾之敗泉，而制壩以拒其入。
顧猶低徊，顧戀僥幸于泾之萬一可引，而姑留洞口之迹，以不沒其舊。
此惑者見也。
夫洞口之鑿欲引泾也，然而常時則泾不受引，比其漲盛而濁污，乃足以敗泉，然則洞口者，揖盜入室之計也。
自順治時至于今，又百餘年矣，泾流去渠口又益下矣。
渠泉之為利較然明矣，此其于泾，誠有不兩存之勢，尚何洞口故迹之足留哉。
謂宜毀撤此壩，以巨石堅塞洞口，視其損敝而時葺之，使濁泾不得涓滴入，而洞泉不得涓滴出，則壩之北尚有泉二三孔，可以益渠以大其利。
所謂拔本塞源，計無有急于此矣。
他若大小退水槽、兩閘水磨橋、大王橋、廟前溝渠右水壩，皆清濁之要限，出入之巨防。
雖嘗設水吏守視，而此曹小人不知大計，惟務偷安，狃于尋常，以為無事，略不視省；或敝損己見，忽不為意，不以聞官。
坐使渠水滲漏，日減月削，猝遇漲水，隳圮立見，如此之弊，并須官自檢察，不以寒暑辍。
按行不以細小費賞罰，持久不懈，功利滋多。
此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之道也。
于戲！國家規措之詳蓋已斟酌，古今而備其美善，今所言者，皆歲修事耳。
然非恺悌君子，盡心勤民者不能任焉。
南陽召杜其終不可複見與？董子曰：事在勉強而已。
歐陽子曰：職思其位是，豈不在有司者哉。
附：高陵知縣熊士伯《泾水議》 鄭白渠始自秦漢，引泾水以石囷為堰，壅水入渠，溉田四萬頃。
唐宋後，渠名不同，制實因之。
大觀中，诏開石渠直逼仲山之麓，名豐利，溉田三萬五千餘頃。
元至大中，禦史王琚更開石渠五十一丈，名新渠，或雲溉田三萬頃。
明成化間，巡撫項忠又鑿石渠一裡三分，凡二百四十丈，收諸泉水，渠名廣惠，溉五縣田八千餘頃，要俱引泾也。
正德間，巡撫蕭翀又鑿石四十二丈，渠名通濟，溉田一千三十五頃。
記雲：“既鑿此渠，則甃石之堤不用，而畎畝引溉無虞，非引泾而何。
” 自萬曆間，泾陽令袁化中之議出，謂北山之石堅勁難鑿，鑿亦不甚闊。
夫鐵洞之難鑿，因已總計石渠近四百丈，自通濟至龍洞止一十三丈，視前此特三十分之一。
用王禦史計工法，一尺為一工，工五分闊一丈，高深二丈四尺，其銀一千五百六十金；用蕭公通濟渠計工法，闊一丈，長一丈，深三寸三分為一工，大約石較易鑿，隻銀四百五十五金。
袁公初未詳考，遂疑物力之難，夫土渠積土如山，石渠炭炙醋淬不減，琢鐵加以築堰，動費千金，昔人之難若何而惜此乎。
謂泾水滾滾而來，沙石并沉廣惠，中滿難通，譬人嗝咽之患似也。
然世有因咽廢食者乎？況泾水一石，其泥數鬥，昔人方以為利，抑又何耶？又謂龍洞南畔無岸，如人咽喉中斷似也。
試看龍洞之外，原非深窪，四百丈之渠，不知幾許補砌以通水者，豈真如喉斷不可複續耶。
至謂龍洞以下，大泉如鬥者數十，四縣賴之水本不小。
查天啟四年，四縣水利僅得七百五十頃，高陵一十五裡全溉者僅存其二，直舉千百年莫大之利，等閑棄之，非袁公作之俑乎。
今醴、泾地居上流，泉水尚足灌溉，若三原、高陵一不修浚，求如天啟時不可得已。
《三原志》雲：泾水低，假泉以代，曆泾陽八十裡始入界，水勢大绌，凡名水田者十不溉一，于是涓涓之潤為需日重，為累日深，壅遏侵争，獄訟歲起。
賦役煩苦，賈鬻賠輸，遺害不可勝言，略與高陵同，而高陵特甚。
其舉田益以廬舍，牛車願卸于人而莫應，因之逃竄四方者，通縣皆然也。
嘉靖間，馬忠憲記即有铫兒嘴不鑿，恐前工終隳之說。
然當時泾水猶入渠也。
嗣後專用泉水矣。
萬曆末，三原民王思印上本請開铫兒嘴，以接泾水，真為特識。
崇（正）〔祯〕初，谏議劉日俊請開铫兒嘴以開五縣之利，誠為義舉。
今觀龍洞之北所鑿者，水小則傍山直分，水大則取水河心。
法無善于此者，惜流氛頻迫功未竣也。
張令缙彥條議多可取者，如因水漱渠，分别砌岸，堤防山水語，俱不易其水，石堰水似不可行條，見猶未确。
蓋铫兒嘴下勢難立堰，且嘴本石堰果能鑿開不必堰也。
至相其山勢漸次鑿開，條議本是而語遊移。
龍洞距通濟一十三丈，費止五百金倍之，亦千金止耳，以四縣共水之源費千金未為多。
其遊移者，殆明末時勢與今殊耶。
至慮及利害者亦成持重之意，竊謂铫兒嘴一開，則三、高俱得泾水之濟，富平、臨潼亦資沾溉之餘，利莫大焉。
而且一直流渠，不必築堰之勞，水任取攜，永無争訟之起，直可追迹鄭白矣。
所雲害特慮其于塞耳，嘴以下水激沙浮，嘴以上水平沙少，于洞口設閘，水湧則閉，靜則開。
古碑雲：四月閉泾口防濁水淤渠，七月啟泾口引泾水灌地非诳語也。
其湧漲歲止一次，水潦大盛，河身狹處漲漫，入渠特數年一見，未聞有漂沒廬舍者，何必鰓鰓過計耶。
淘浚之利，王屋一鬥以上，土工、石工四縣舊有分數，可無再議也。
又詳龍洞已開文，高陵縣為渠開有據，工費有程，懇饬協修永贻樂利事。
竊照救旱，莫如開渠。
秦鄭、漢、白，宋、元、明皆因之，要必引入泾水，源遠流長，故溉田為廣也。
自泾水日下，不能入渠，惟資山泉，其利止及醴、泾，次之三原尚有些微，高陵遠無滴水。
嘉靖時，馬忠憲有铫兒嘴不開恐前功終隳之
至若項公作記，渠實未通，何由逆知灌溉之廣，此必有人希意獻媚粉飾增加，而項亦樂取其說以自侈大，正可謂之上下相蒙者也。
由此以推《宋史》之三萬五千餘頃，《元史》之四萬五千頃，大抵皆出之始建議者計料之詞與。
當時有司告報之數，史臣特取故牍采輯而潤色之耳，則其為書，庸足信乎？昔者莊熊罷請穿龍首渠，以為可令畝十石，及作之十餘歲，而猶未得其饒。
自古喜事誇功之人，其言往往無驗，宋明之事殆亦類此。
此孟子所以取《武成》二三策也。
或者曰：為其利民也。
故亟書以勸是，又未睹于利害之數者也。
夫穿渠之勞，豈不可數而知哉。
鄭渠之工，史不詳其本末。
然韓本謀疲秦，秦覺而至欲殺鄭國，則是果足以疲之也。
《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皆言番系穿汾河渠，鄭當時鑿漕直渠，朔方亦作溉渠，作者各數萬人，曆二三期而功不就，費亦各以巨萬數。
白渠之功讵獨下此，宋之渠以功大而疲者數矣。
中間嘗調發丁男萬三千人，屬孫冕督治，而不紀其成。
其後豐利渠勤而成之，而工作已更三歲。
元之禦史渠，火焚水淬，鑿石尺至直金二兩有半，積工十四萬九千五百，然且三十餘年而工未成。
明之廣惠渠，五縣民更番供役，成之以十七年之久，而鑿不甚闊，泥沙塞渠，渠雖成無用。
是何用力多而成功少也。
又況召匠貼役，系樁起堰，下至梢芟芭棧，麻鐵苫索，一切出之于民，民益騷然煩費矣。
《宋史》曰：造木堰凡用梢樁萬一千三百餘，數歲出于緣渠之民，夏潦堰壞，秋複率民葺之，數斂重困無有止息。
《元史》曰：奉元亢旱五載失稔，人皆相食，流移疫死者十七八。
今差夫又令就出用物，實不能辦集。
《泾陽舊志》曰：五縣民八月治堰，九月畢功，截石、伐木、掘泥、挽土、入水置囤下臨不測，十月引水以達，來歲入秋始疲已。
複役作，寒暑晝夜不得少休，加以官府程督條約禁限瑣屑尤甚，近年水脈艱澀，沾潤益寡，争訟鬥很，奸弊百出，民或上訴願弛其利，以免劬瘁，有司以故事恒規，不敢辄許。
《後志》曰：自谷口入山，峭壁高岩，陰飙慘栗，絕少人居，宿頓無所。
每夫分領一工，身入洞底，掇石爬泥。
常須兩三人在上為之引縆，轉送數人而食，一工之食豈能宿飽。
五縣相去或數十裡，或百餘裡，往返奔命勞怨可知。
嗟乎！穿渠本以利民也，而民之勞費至于如此，非以愛之，實以害之。
朝廷本意亦豈如此。
今之龍洞，則明之廣惠故渠也，渠之水則山下之散泉也。
然而因其已成不别事穿治矣，收其泛走不更勞阪堰矣。
于是決疏泥淤，完治堤岸，不過費官金錢數千計，而此數十泉者固已沖瀜浩衍，合能效技以畢輸于渠，而流潤于四縣，以視昔人鑿山堰水，力愈勤而謀愈拙者，豈特事半功倍而已。
若乃役由和雇而無調發期會之煩，官自購材而無科，率抑配之擾，役興而人不知，功成而上不有至矣哉。
豈非萬世之永賴，百王之極則者乎？然是泉也，項襄毅實嘗鑿而出之，而龍洞以南衆泉星列，則尤非旦夕之所可得，然而昔之人，莫有為之計者何也，引泾之利熟于耳而盤固胸臆，雖有他便利至于倍蓗，什百而莫與易焉。
是故交臂而失之也。
向使知變，計如今日，則将遠引深閉以拒泾而不暇，尚何穿山築堰，亟困其民而不已哉。
是故古人之法不善用之，而或足以敗而善為理者，酌劑變通，雖其陳迹弊政，而常能轉禍以為福；因敗以為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
其人不其信，夫雖然今日之計，亦有當急者曰謹視堤壩而已。
堤之作，亦自項襄毅時不過寬七尺崇二尺，然更百數十年而其功不壞。
雍正時，始增高二尺，亦數年無恙。
乾隆三年，通判羅國楫請于台使，又增高五尺。
未二年，而泾水大至堤竟毀，其後易知縣唐秉綱繼治之，以乾隆四年十月堤成，至八年六月又毀，是何也？堤崇二尺至不高也，而七尺之徑則已厚其用。
但足以障泉而不足捍泾，昔人比之布磚于地，水至則漫，而過耳後之增砌至于九尺，而七尺之厚無所加，非獨不加而已，層累之形豐下而削上，比至其巅才有三尺，如是則形單地危，而其禦大水也無力。
而是水也，挾其暴盛之氣，出于兩崖之間，狹隘束急，無所發怒，适與堤遭則齧抉掀豗以圖一逞，不幸而授以尺寸之間，而崩潰遂不可止，勢固然也。
是固治堤之法，苟欲崇之則必厚之，不然者毋甯卑卑而泾水入焉，雖足以淤渠待其過，而搜剔爬梳，一日夜之力耳。
高而不厚，則水之漲發無常，雖更增之尋丈，猶未能使泾不入也。
而崩潰之患，其費必巨，而又需之歲月而後完，使百姓坐失數時之利，故曰：毋甯卑也。
此有司之所宜知也，諸壩之制，惟洞口為非，宜聞之故老。
順治間，金漢鼎實始為此。
乾隆二年之壩，特因之耳。
金之始為渠口，蓋猶觊欲引泾，既而知其不可引也，而見洞中之泉，亦足以會衆泉資灌溉，于是始慮濁泾之敗泉，而制壩以拒其入。
顧猶低徊，顧戀僥幸于泾之萬一可引，而姑留洞口之迹，以不沒其舊。
此惑者見也。
夫洞口之鑿欲引泾也，然而常時則泾不受引，比其漲盛而濁污，乃足以敗泉，然則洞口者，揖盜入室之計也。
自順治時至于今，又百餘年矣，泾流去渠口又益下矣。
渠泉之為利較然明矣，此其于泾，誠有不兩存之勢，尚何洞口故迹之足留哉。
謂宜毀撤此壩，以巨石堅塞洞口，視其損敝而時葺之，使濁泾不得涓滴入，而洞泉不得涓滴出，則壩之北尚有泉二三孔，可以益渠以大其利。
所謂拔本塞源，計無有急于此矣。
他若大小退水槽、兩閘水磨橋、大王橋、廟前溝渠右水壩，皆清濁之要限，出入之巨防。
雖嘗設水吏守視，而此曹小人不知大計，惟務偷安，狃于尋常，以為無事，略不視省；或敝損己見，忽不為意，不以聞官。
坐使渠水滲漏，日減月削，猝遇漲水，隳圮立見，如此之弊，并須官自檢察，不以寒暑辍。
按行不以細小費賞罰，持久不懈，功利滋多。
此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之道也。
于戲！國家規措之詳蓋已斟酌，古今而備其美善，今所言者，皆歲修事耳。
然非恺悌君子，盡心勤民者不能任焉。
南陽召杜其終不可複見與？董子曰：事在勉強而已。
歐陽子曰：職思其位是，豈不在有司者哉。
附：高陵知縣熊士伯《泾水議》 鄭白渠始自秦漢，引泾水以石囷為堰，壅水入渠，溉田四萬頃。
唐宋後，渠名不同，制實因之。
大觀中，诏開石渠直逼仲山之麓，名豐利，溉田三萬五千餘頃。
元至大中，禦史王琚更開石渠五十一丈，名新渠，或雲溉田三萬頃。
明成化間，巡撫項忠又鑿石渠一裡三分，凡二百四十丈，收諸泉水，渠名廣惠，溉五縣田八千餘頃，要俱引泾也。
正德間，巡撫蕭翀又鑿石四十二丈，渠名通濟，溉田一千三十五頃。
記雲：“既鑿此渠，則甃石之堤不用，而畎畝引溉無虞，非引泾而何。
” 自萬曆間，泾陽令袁化中之議出，謂北山之石堅勁難鑿，鑿亦不甚闊。
夫鐵洞之難鑿，因已總計石渠近四百丈，自通濟至龍洞止一十三丈，視前此特三十分之一。
用王禦史計工法，一尺為一工，工五分闊一丈，高深二丈四尺，其銀一千五百六十金；用蕭公通濟渠計工法，闊一丈，長一丈，深三寸三分為一工，大約石較易鑿，隻銀四百五十五金。
袁公初未詳考，遂疑物力之難，夫土渠積土如山，石渠炭炙醋淬不減，琢鐵加以築堰，動費千金，昔人之難若何而惜此乎。
謂泾水滾滾而來，沙石并沉廣惠，中滿難通，譬人嗝咽之患似也。
然世有因咽廢食者乎？況泾水一石，其泥數鬥，昔人方以為利，抑又何耶？又謂龍洞南畔無岸，如人咽喉中斷似也。
試看龍洞之外，原非深窪，四百丈之渠，不知幾許補砌以通水者，豈真如喉斷不可複續耶。
至謂龍洞以下，大泉如鬥者數十，四縣賴之水本不小。
查天啟四年，四縣水利僅得七百五十頃，高陵一十五裡全溉者僅存其二，直舉千百年莫大之利，等閑棄之，非袁公作之俑乎。
今醴、泾地居上流，泉水尚足灌溉，若三原、高陵一不修浚，求如天啟時不可得已。
《三原志》雲：泾水低，假泉以代，曆泾陽八十裡始入界，水勢大绌，凡名水田者十不溉一，于是涓涓之潤為需日重，為累日深，壅遏侵争，獄訟歲起。
賦役煩苦，賈鬻賠輸，遺害不可勝言，略與高陵同，而高陵特甚。
其舉田益以廬舍，牛車願卸于人而莫應，因之逃竄四方者，通縣皆然也。
嘉靖間，馬忠憲記即有铫兒嘴不鑿，恐前工終隳之說。
然當時泾水猶入渠也。
嗣後專用泉水矣。
萬曆末，三原民王思印上本請開铫兒嘴，以接泾水，真為特識。
崇（正）〔祯〕初，谏議劉日俊請開铫兒嘴以開五縣之利，誠為義舉。
今觀龍洞之北所鑿者，水小則傍山直分，水大則取水河心。
法無善于此者，惜流氛頻迫功未竣也。
張令缙彥條議多可取者，如因水漱渠，分别砌岸，堤防山水語，俱不易其水，石堰水似不可行條，見猶未确。
蓋铫兒嘴下勢難立堰，且嘴本石堰果能鑿開不必堰也。
至相其山勢漸次鑿開，條議本是而語遊移。
龍洞距通濟一十三丈，費止五百金倍之，亦千金止耳，以四縣共水之源費千金未為多。
其遊移者，殆明末時勢與今殊耶。
至慮及利害者亦成持重之意，竊謂铫兒嘴一開，則三、高俱得泾水之濟，富平、臨潼亦資沾溉之餘，利莫大焉。
而且一直流渠，不必築堰之勞，水任取攜，永無争訟之起，直可追迹鄭白矣。
所雲害特慮其于塞耳，嘴以下水激沙浮，嘴以上水平沙少，于洞口設閘，水湧則閉，靜則開。
古碑雲：四月閉泾口防濁水淤渠，七月啟泾口引泾水灌地非诳語也。
其湧漲歲止一次，水潦大盛，河身狹處漲漫，入渠特數年一見，未聞有漂沒廬舍者，何必鰓鰓過計耶。
淘浚之利，王屋一鬥以上，土工、石工四縣舊有分數，可無再議也。
又詳龍洞已開文，高陵縣為渠開有據，工費有程，懇饬協修永贻樂利事。
竊照救旱，莫如開渠。
秦鄭、漢、白，宋、元、明皆因之，要必引入泾水，源遠流長，故溉田為廣也。
自泾水日下，不能入渠，惟資山泉，其利止及醴、泾，次之三原尚有些微，高陵遠無滴水。
嘉靖時，馬忠憲有铫兒嘴不開恐前功終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