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陵縣續志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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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過渭橋，至臨潼北田王入渭，袤四十五裡。
自渭岸崩灘，奉政原高，水不能進，遂在船張村入渭，袤三十裡。
受水地三頃五十畝。
《縣冊》：（）〔禑〕南其南分者曰： 昌連渠在縣北二十裡。
《縣冊》：自張市裡分中南渠，水東流經縣城北門外。
明高陵令王珪嘗引水入城，資民食用，今北門外猶有渠迹。
其渠南岸有河渠鬥。
北岸有崔家鬥、距陵鬥，灌田二百一十畝。
昔時亦入臨潼界，今下流微細，至縣東五裡墨張村止。
《長安圖說》：昌連渠鬥門三。
《樊志》：昌連渠舊投入臨潼境郭橋入清河。
以上每月除潤，渠水自初三日寅時二刻接受起，至初七日寅時一刻止。
附：古渠堰《古渠圖》：樊惠渠在縣南。
蔡邕《樊惠渠歌序》：陽陵縣東，其地衍隩，土氣辛螫，嘉谷不植而泾水長流。
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勤恤民隐，乃立新渠，向之鹵田，化為甘壤。
《縣冊》：今廢，無考。
五渠灌溉，上資泾流至國朝乾隆初始斷，泾專資泉水，是泾之為利也蓋有年。
泾渠原始，《泾野志》甚詳，而不及有明一代。
遇道嘗為《修渠考》，起明洪武，迄于當代，具見前人盡心民事，而我朝之為民計者至周摯也，附錄于此。
水利始于鄭國，曆漢唐宋元，代有修浚，泾野子曾志之矣。
明洪武八年，修洪堰溉泾陽、三原、高陵、醴泉、臨潼田二百餘裡，三十一年複修之。
成祖宣宗繼修。
《明史·河渠志》：天順中，王禦史渠又圯，副都禦史項忠于王禦史之上一裡餘，穿大小龍山為渠，曰廣惠渠。
彭華記正德十一年，巡撫蕭翀又作通濟渠，在（元）〔原〕王禦史渠之下、宋豐利渠之上，曆禦史、哈寇、劉天和三公，繼治始成功。
馬谿田《泾川五渠碑記》：後六十九年為萬曆庚子，泾陽知縣王之鑰及高陵知縣李承顔、三原知縣王應征協謀請于台史，征四縣丁夫浚鐵洞，疏土渠五裡許。
又五年，都禦史顧公複檄西安同知顧漢穿治龍洞，閘廣惠渠口，為石橋橫渠上，度山間潦水以絕泥淤，而以王禦史渠堤易壞，于是隐以鐵柱五貫石梁其上為堤骨，而益甃以石。
《龍洞渠碑記》然猶泉水與泾水并用也。
萬曆中，泾陽知縣袁化中始建議專用泉水，不必引泾。
蓋以石渠為泾流所齧，往往易敗故也。
國朝順治九年，泾陽知縣金漢鼎重修廣惠渠，鑿石既深，泉流瀵出，于是循鄭白故道，流衍三十餘裡至成村，鬥下酾渠為三：大白、中白、南白，所謂三渠口也。
渠口分三限，限各立鬥門，總為鬥一百三十有五。
用水自下而上，歲月日時，頃刻不容紊亂，尺寸不得增減，乃刊碑，以為泉水之利過于泾水。
《金漢鼎修渠記》康熙八年，泾陽知縣王際有，偕高陵知縣許延修、三原知縣陳甯宇、醴泉知縣鄭朝宗，偕詣渠所相度壅潰，而自率縣丞張肯谷複治之。
功成浃月，民食其利。
雍正五年，總督嶽公鐘琪請發帑完堤。
七年，移西安府通判駐泾陽百谷鎮專司其事。
斯時建閘，以時啟閉，猶未盡絕泾水也。
乾隆二年，用翰林學士世臣議增治龍洞渠，始斷泾水，疏泉溉田。
《泾渠志》十六年，泾複壞堤，總督黃公、巡撫陳公，俱逸其名奏準動帑興修。
四十年春三月，巡撫畢公沅率同泾令及觀察翁公燿由趙家橋治堤分寸二十餘裡，直至仲山洪口，周覽相度，自龍洞至王屋一鬥，計開通二千三百九十四丈，水行一百三十四裡，分灌醴泉、泾陽、三原、高陵地畝一千餘頃。
《西安府志》嘉慶十一年，泾陽令王恭修勸捐修理。
二十一年五月，泾水又壞堰，泾陽知縣秦梅請發帑修龍洞渠。
道光元年，巡撫朱公勳以上年泾水暴漲，沖塌石堤，委鄜州知州鄂山修浚之，另鑿石渠于王禦史渠下，人呼鄂公新渠。
《泾陽縣志》同治五年，巡撫湘鄉劉公劄饬泾原修浚龍洞。
時三原人郭李彬上書撫軍，請除泾陽成村鐵眼長流之害，并議儲款備歲修，而格于忌者不行。
《三原新志》呂泾野雲：渠堰，高陵與泾陽、三原同體者也。
夫上流能暢，下遊自潤。
國家不惜重帑屢經修浚，時雨之潤不私一物，顧父老傳聞縣渠不受水者百餘年所，夫豈無故哉。
附：《明水司碑記》 天啟四年，巡撫孫傅庇增水手，定工食。
舊有水手七名，至二年增二十三名。
水手工食每名歲給銀六兩，查渠岸官地，自王屋一鬥，上至野狐橋可以耕種，每名給種無糧，官地準抵工食銀二兩五錢，外給銀三兩五錢，共該工食銀一百五兩。
此銀應在泾、原、醴、高四縣受水地内均攤。
四縣受水地共七百五十五頃五十畝，每頃派銀一錢三分八厘零。
高陵受水地四十頃五十畝，該出銀五兩六錢二分零，合原、醴二縣收齊開送泾陽縣，分上下半年支給。
附：《用水則例》 《樊志》：高陵用水，先令鬥吏入狀，其鬥内村戶苗稼，官給由帖，方許開鬥。
用畢，各鬥以承水時刻澆過頃畝苗稼，申報水直。
每歲八月一日修堰，至十月一日放水，此往例也。
今因水微，五渠不能并行，自雍正七年，每月接受洪堰水程，初七、八、九共三日分渠分月受水，周而複始。
如一月中白渠受水，次月中南、昌連二渠受水，又次月高望、（）〔禑〕南二渠受水，所溉如額，其用水之序自下而上，最下一鬥溉畢閉鬥，即刻交之上鬥，以次遞用，各利戶皆拈香分定時刻，其遞溉次序亦如之。
附：《受水利夫》 《樊志》：順治九年，分守關内道水利總冊四縣利夫，共七百九十四名半。
泾陽縣六百七十四名半，三原縣四十六名半，醴泉縣三十三名，高陵縣四十零半名。
高陵中南渠利夫一十九名，中北渠利夫共二十二名，厥後渠道日壞，水利異昔。
雍正四年專官董理，新定渠制，五渠新增受水利夫共五十七名。
附：王太嶽《泾渠總論》 謹按秦鄭國、漢白公、宋豐利及元之禦史新渠、明之廣惠、與今龍洞渠，《泾陽新舊志》皆雲：“名殊而實一，其說非也。
鄭渠東北，行合冶谷、清谷、濁谷及薄台、石川諸水，經富平、蒲城以達同州、朝邑。
”《史記》所謂并北山東注洛，而徐廣謂出馮翊懷德縣者是也。
白渠東南行循泾水，經高陵、臨潼以注于渭，故《漢書》雲：尾入栎陽。
是此兩渠，取徑本不同矣。
鄭渠在唐時僅有故道可考，而宋代遂雲不可複，今更無遺迹矣。
白渠雖至今不廢，然自宋熙甯、大觀間，鑿中山引泾水于小鄭渠，會下流二十餘裡，乃與白渠合。
則是古今所通号為白渠者，乃在三限口以下，而其引泾水出中山谷者，了非當時故迹，則白渠之廢亦已久矣。
宋渠北移白渠口上五十餘步，元渠又移上豐利渠北二百餘步，明渠又上禦史渠北裡餘，皆承前代廢迹而更張焉，非因之也。
今之龍洞雖仍廣惠之舊，然昔本引泾入渠，今更拒泾使不為害。
制置既别，功用亦殊，安可混而同之。
世之論者不唯其是非利病是辨，而欲驅今就古，以相附會，太史公所謂無異以耳食者也。
又史傳所書渠事，其言或不可曉，往往疑于誇誕。
《史記》曰：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澤鹵之田四萬頃，收皆畝一鐘，于是關中為沃野，無兇年。
秦以富強，卒并諸侯。
以餘考之，秦之強始于孝公、商君，曆惠文、武、昭襄而日以益盛，天下諸侯至于從散約解，争割地而事秦，岌岌之勢亦可見矣。
譬之羸疾，歸于必盡，其有不同者，遲速間耳，而或者誣舉一日之事，謂死于此，非确論也。
始皇之立也，體暴橫之姿而承六世之餘烈，以雄視六危國。
六國者初不聞有發憤自強以能與秦抗，方且蹙縮屏息，苟欲延命旦夕，而恐不得其氣，固先盡矣。
當此之時，天道人事皆有不并于一而不能已之勢，秦特投間應會，而六國之社已墟。
故曰：亡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
奈何司馬氏遽以是為鄭國功耶。
向使秦殺國而趨伐韓，韓能支乎？向使穿渠，而竟不就秦，将終不得吞二周，并諸侯乎？此史氏鋪張之文，務在盡意而不求其實者也。
又所謂畝收一鐘者，注雲鐘六斛四鬥。
而小《爾雅》二缶謂之鐘。
注雲八斛。
至《淮南子·要略》篇注雲鐘十斛。
古說之不同已如此，而今日關中渠田歲收，率不過三四斛，其最豐者大要四五斛止矣，安有所謂六斛四鬥，至于八斛、十斛者。
又鄭渠注洛三百裡而雲溉田四萬頃，白渠袤二百裡，比鄭渠之長當三之二，而溉田才四千五百頃，十少其七八，相懸何太甚也。
矧古今頃畝異制，宋祁謂周制步百為畝，商鞅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為畝。
然秦既廢井田，開阡陌，亦足盡地力矣。
而是時始為賦，賦從畝出，秦豈肯廣畝以減賦耶，必不然矣。
《漢書·食貨志注》鄧展曰：古百步為畝，《漢書》二百四十步為畝，古千二百畝則得今五頃。
趙氏亦曰：古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
而桑（宏）〔弘〕羊曰：先帝哀憐百姓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為一畝，率三十而稅一，此當時目見之語，當于情事為真。
而鄧、趙之說，流傳有本。
田制改于漢，不改于秦，審矣。
由是言之，秦猶周百步之舊，則當時所謂四萬頃者，止得漢之一萬六千餘頃。
史特從其多者書之耳，不足為據。
其他書傳同異尤多。
《白孔六帖》曰：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奏言，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止溉一萬餘頃。
《文獻通考》曰：至大曆中，水田才得六千二百餘頃。
而《唐書》雲：永徽中，兩渠灌浸不過萬頃，大曆初減至六千畝，初疑畝字或是頃字之訛。
然其下書雲：歲少四五百萬斛，以歲收最豐者計之，非百萬畝不能得此數，則豈非永徽萬頃灌浸幾于盡廢。
故《唐書》謂減至六千畝，而馬氏作考或未之詳耶。
宋淳化間，杜思淵言舊白渠溉田，歲收三萬斛，計其田初不甚廣。
及至道間，梁林、陳堯叟則曰田存不及二千頃。
尋使皇甫選、何亮相視乃言，溉三千八百五十餘頃。
其後景祐間，王洽又言：今才及三千頃。
元至治初，屯田府言溉田七萬餘頃，明廣惠渠項襄毅公自記雲：溉田八千二十二頃八十餘畝，又溉西安衛屯田二百八十九頃五十餘畝。
其後彭華據作記亦曰八千餘頃，而袁化中親見舊碑刻，實止書八百頃。
田豈能自赢縮耶？ 年代既久，傳聞異詞，記載之人各随
自渭岸崩灘，奉政原高，水不能進，遂在船張村入渭，袤三十裡。
受水地三頃五十畝。
《縣冊》：（）〔禑〕南其南分者曰： 昌連渠在縣北二十裡。
《縣冊》：自張市裡分中南渠，水東流經縣城北門外。
明高陵令王珪嘗引水入城，資民食用，今北門外猶有渠迹。
其渠南岸有河渠鬥。
北岸有崔家鬥、距陵鬥，灌田二百一十畝。
昔時亦入臨潼界，今下流微細，至縣東五裡墨張村止。
《長安圖說》：昌連渠鬥門三。
《樊志》：昌連渠舊投入臨潼境郭橋入清河。
以上每月除潤，渠水自初三日寅時二刻接受起，至初七日寅時一刻止。
附：古渠堰《古渠圖》：樊惠渠在縣南。
蔡邕《樊惠渠歌序》：陽陵縣東，其地衍隩，土氣辛螫，嘉谷不植而泾水長流。
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勤恤民隐，乃立新渠，向之鹵田，化為甘壤。
《縣冊》：今廢，無考。
五渠灌溉，上資泾流至國朝乾隆初始斷，泾專資泉水，是泾之為利也蓋有年。
泾渠原始，《泾野志》甚詳，而不及有明一代。
遇道嘗為《修渠考》，起明洪武，迄于當代，具見前人盡心民事，而我朝之為民計者至周摯也，附錄于此。
水利始于鄭國，曆漢唐宋元，代有修浚，泾野子曾志之矣。
明洪武八年，修洪堰溉泾陽、三原、高陵、醴泉、臨潼田二百餘裡，三十一年複修之。
成祖宣宗繼修。
《明史·河渠志》：天順中，王禦史渠又圯，副都禦史項忠于王禦史之上一裡餘，穿大小龍山為渠，曰廣惠渠。
彭華記正德十一年，巡撫蕭翀又作通濟渠，在（元）〔原〕王禦史渠之下、宋豐利渠之上，曆禦史、哈寇、劉天和三公，繼治始成功。
馬谿田《泾川五渠碑記》：後六十九年為萬曆庚子，泾陽知縣王之鑰及高陵知縣李承顔、三原知縣王應征協謀請于台史，征四縣丁夫浚鐵洞，疏土渠五裡許。
又五年，都禦史顧公複檄西安同知顧漢穿治龍洞，閘廣惠渠口，為石橋橫渠上，度山間潦水以絕泥淤，而以王禦史渠堤易壞，于是隐以鐵柱五貫石梁其上為堤骨，而益甃以石。
《龍洞渠碑記》然猶泉水與泾水并用也。
萬曆中，泾陽知縣袁化中始建議專用泉水，不必引泾。
蓋以石渠為泾流所齧，往往易敗故也。
國朝順治九年，泾陽知縣金漢鼎重修廣惠渠，鑿石既深，泉流瀵出，于是循鄭白故道，流衍三十餘裡至成村，鬥下酾渠為三：大白、中白、南白，所謂三渠口也。
渠口分三限，限各立鬥門，總為鬥一百三十有五。
用水自下而上，歲月日時，頃刻不容紊亂，尺寸不得增減，乃刊碑，以為泉水之利過于泾水。
《金漢鼎修渠記》康熙八年，泾陽知縣王際有，偕高陵知縣許延修、三原知縣陳甯宇、醴泉知縣鄭朝宗，偕詣渠所相度壅潰，而自率縣丞張肯谷複治之。
功成浃月，民食其利。
雍正五年，總督嶽公鐘琪請發帑完堤。
七年，移西安府通判駐泾陽百谷鎮專司其事。
斯時建閘，以時啟閉，猶未盡絕泾水也。
乾隆二年，用翰林學士世臣議增治龍洞渠，始斷泾水，疏泉溉田。
《泾渠志》十六年，泾複壞堤，總督黃公、巡撫陳公，俱逸其名奏準動帑興修。
四十年春三月，巡撫畢公沅率同泾令及觀察翁公燿由趙家橋治堤分寸二十餘裡，直至仲山洪口，周覽相度，自龍洞至王屋一鬥，計開通二千三百九十四丈，水行一百三十四裡，分灌醴泉、泾陽、三原、高陵地畝一千餘頃。
《西安府志》嘉慶十一年，泾陽令王恭修勸捐修理。
二十一年五月，泾水又壞堰，泾陽知縣秦梅請發帑修龍洞渠。
道光元年，巡撫朱公勳以上年泾水暴漲，沖塌石堤，委鄜州知州鄂山修浚之，另鑿石渠于王禦史渠下，人呼鄂公新渠。
《泾陽縣志》同治五年，巡撫湘鄉劉公劄饬泾原修浚龍洞。
時三原人郭李彬上書撫軍，請除泾陽成村鐵眼長流之害，并議儲款備歲修，而格于忌者不行。
《三原新志》呂泾野雲：渠堰，高陵與泾陽、三原同體者也。
夫上流能暢，下遊自潤。
國家不惜重帑屢經修浚，時雨之潤不私一物，顧父老傳聞縣渠不受水者百餘年所，夫豈無故哉。
附：《明水司碑記》 天啟四年，巡撫孫傅庇增水手，定工食。
舊有水手七名，至二年增二十三名。
水手工食每名歲給銀六兩，查渠岸官地，自王屋一鬥，上至野狐橋可以耕種，每名給種無糧，官地準抵工食銀二兩五錢，外給銀三兩五錢，共該工食銀一百五兩。
此銀應在泾、原、醴、高四縣受水地内均攤。
四縣受水地共七百五十五頃五十畝，每頃派銀一錢三分八厘零。
高陵受水地四十頃五十畝，該出銀五兩六錢二分零，合原、醴二縣收齊開送泾陽縣，分上下半年支給。
附：《用水則例》 《樊志》：高陵用水，先令鬥吏入狀，其鬥内村戶苗稼，官給由帖，方許開鬥。
用畢，各鬥以承水時刻澆過頃畝苗稼，申報水直。
每歲八月一日修堰，至十月一日放水，此往例也。
今因水微，五渠不能并行，自雍正七年，每月接受洪堰水程，初七、八、九共三日分渠分月受水，周而複始。
如一月中白渠受水，次月中南、昌連二渠受水，又次月高望、（）〔禑〕南二渠受水，所溉如額，其用水之序自下而上，最下一鬥溉畢閉鬥，即刻交之上鬥，以次遞用，各利戶皆拈香分定時刻，其遞溉次序亦如之。
附：《受水利夫》 《樊志》：順治九年，分守關内道水利總冊四縣利夫，共七百九十四名半。
泾陽縣六百七十四名半，三原縣四十六名半，醴泉縣三十三名，高陵縣四十零半名。
高陵中南渠利夫一十九名，中北渠利夫共二十二名，厥後渠道日壞，水利異昔。
雍正四年專官董理，新定渠制，五渠新增受水利夫共五十七名。
附：王太嶽《泾渠總論》 謹按秦鄭國、漢白公、宋豐利及元之禦史新渠、明之廣惠、與今龍洞渠，《泾陽新舊志》皆雲：“名殊而實一，其說非也。
鄭渠東北，行合冶谷、清谷、濁谷及薄台、石川諸水，經富平、蒲城以達同州、朝邑。
”《史記》所謂并北山東注洛，而徐廣謂出馮翊懷德縣者是也。
白渠東南行循泾水，經高陵、臨潼以注于渭，故《漢書》雲：尾入栎陽。
是此兩渠，取徑本不同矣。
鄭渠在唐時僅有故道可考，而宋代遂雲不可複，今更無遺迹矣。
白渠雖至今不廢，然自宋熙甯、大觀間，鑿中山引泾水于小鄭渠，會下流二十餘裡，乃與白渠合。
則是古今所通号為白渠者，乃在三限口以下，而其引泾水出中山谷者，了非當時故迹，則白渠之廢亦已久矣。
宋渠北移白渠口上五十餘步，元渠又移上豐利渠北二百餘步，明渠又上禦史渠北裡餘，皆承前代廢迹而更張焉，非因之也。
今之龍洞雖仍廣惠之舊，然昔本引泾入渠，今更拒泾使不為害。
制置既别，功用亦殊，安可混而同之。
世之論者不唯其是非利病是辨，而欲驅今就古，以相附會，太史公所謂無異以耳食者也。
又史傳所書渠事，其言或不可曉，往往疑于誇誕。
《史記》曰：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澤鹵之田四萬頃，收皆畝一鐘，于是關中為沃野，無兇年。
秦以富強，卒并諸侯。
以餘考之，秦之強始于孝公、商君，曆惠文、武、昭襄而日以益盛，天下諸侯至于從散約解，争割地而事秦，岌岌之勢亦可見矣。
譬之羸疾，歸于必盡，其有不同者，遲速間耳，而或者誣舉一日之事，謂死于此，非确論也。
始皇之立也，體暴橫之姿而承六世之餘烈，以雄視六危國。
六國者初不聞有發憤自強以能與秦抗，方且蹙縮屏息，苟欲延命旦夕，而恐不得其氣，固先盡矣。
當此之時，天道人事皆有不并于一而不能已之勢，秦特投間應會，而六國之社已墟。
故曰：亡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
奈何司馬氏遽以是為鄭國功耶。
向使秦殺國而趨伐韓，韓能支乎？向使穿渠，而竟不就秦，将終不得吞二周，并諸侯乎？此史氏鋪張之文，務在盡意而不求其實者也。
又所謂畝收一鐘者，注雲鐘六斛四鬥。
而小《爾雅》二缶謂之鐘。
注雲八斛。
至《淮南子·要略》篇注雲鐘十斛。
古說之不同已如此，而今日關中渠田歲收，率不過三四斛，其最豐者大要四五斛止矣，安有所謂六斛四鬥，至于八斛、十斛者。
又鄭渠注洛三百裡而雲溉田四萬頃，白渠袤二百裡，比鄭渠之長當三之二，而溉田才四千五百頃，十少其七八，相懸何太甚也。
矧古今頃畝異制，宋祁謂周制步百為畝，商鞅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為畝。
然秦既廢井田，開阡陌，亦足盡地力矣。
而是時始為賦，賦從畝出，秦豈肯廣畝以減賦耶，必不然矣。
《漢書·食貨志注》鄧展曰：古百步為畝，《漢書》二百四十步為畝，古千二百畝則得今五頃。
趙氏亦曰：古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
而桑（宏）〔弘〕羊曰：先帝哀憐百姓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為一畝，率三十而稅一，此當時目見之語，當于情事為真。
而鄧、趙之說，流傳有本。
田制改于漢，不改于秦，審矣。
由是言之，秦猶周百步之舊，則當時所謂四萬頃者，止得漢之一萬六千餘頃。
史特從其多者書之耳，不足為據。
其他書傳同異尤多。
《白孔六帖》曰：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奏言，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止溉一萬餘頃。
《文獻通考》曰：至大曆中，水田才得六千二百餘頃。
而《唐書》雲：永徽中，兩渠灌浸不過萬頃，大曆初減至六千畝，初疑畝字或是頃字之訛。
然其下書雲：歲少四五百萬斛，以歲收最豐者計之，非百萬畝不能得此數，則豈非永徽萬頃灌浸幾于盡廢。
故《唐書》謂減至六千畝，而馬氏作考或未之詳耶。
宋淳化間，杜思淵言舊白渠溉田，歲收三萬斛，計其田初不甚廣。
及至道間，梁林、陳堯叟則曰田存不及二千頃。
尋使皇甫選、何亮相視乃言，溉三千八百五十餘頃。
其後景祐間，王洽又言：今才及三千頃。
元至治初，屯田府言溉田七萬餘頃，明廣惠渠項襄毅公自記雲：溉田八千二十二頃八十餘畝，又溉西安衛屯田二百八十九頃五十餘畝。
其後彭華據作記亦曰八千餘頃，而袁化中親見舊碑刻，實止書八百頃。
田豈能自赢縮耶？ 年代既久，傳聞異詞，記載之人各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