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六 經部二十六
關燈
小
中
大
○春秋類一
說經家之有門戶，自《春秋》三《傳》始，然迄能并立于世。
其間諸儒之論，中唐以前則《左氏》勝，啖助、趙匡以逮北宋則《公羊》、《穀梁》勝。
孫複、劉敞之流，名為棄《傳》從《經》，所棄者特《左氏》事迹，《公羊》、《穀梁》月日例耳。
其推闡譏貶，少可多否，實陰本《公羊》、《穀梁》法，猶誅鄧析用竹刑也。
夫删除事迹，何由知其是非？無案而斷，是《春秋》為射覆矣。
聖人禁人為非，亦予人為善。
經典所述，不乏褒詞，而操筆臨文，乃無人不加誅絕，《春秋》豈吉網羅鉗乎？至于用夏時則改正朔，削尊号則貶天王，《春秋》又何僣以亂也！沿波不返，此類宏多。
雖舊說流傳，不能盡廢，要以切實有徵、平易近理者為本。
其瑕瑜互見者，則别白而存之。
遊談臆說，以私意亂聖經者，則僅存其目。
蓋《六經》之中，惟《易》包衆理，事事可通。
《春秋》具列事實，亦人人可解。
一知半見，議論易生。
着錄之繁，二經為最。
故取之不敢不慎也。
△《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内府藏本）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
自劉向、劉歆、桓譚、班固皆以《春秋傳》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經》于孔子。
魏晉以來儒者，更無異議。
至唐趙匡，始謂左氏非丘明。
蓋欲攻《傳》之不合《經》，必先攻作《傳》之人非受《經》于孔子，與王柏欲攻《毛詩》，先攻《毛詩》不傳于子夏，其智一也。
宋元諸儒，相繼并起。
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證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
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出依托。
今未見其書，不知十一事者何據。
其馀辨論，惟朱子謂“虞不臘矣”為秦人語，葉夢得謂紀事終于智伯，當為六國時人，似為近理。
然考《史記·秦本紀》，稱惠文君十二年始臘。
張守節《正義》稱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為之，明古有臘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創。
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亦駁此說曰：“史稱秦文公始有史以記事，秦宣公初志閏月，豈亦中國所無，待秦獨創哉？”則臘為秦禮之說，未可據也。
《左傳》載預斷禍福，無不徵驗，蓋不免從後傅合之。
惟《哀公九年》稱趙氏其世有亂，後竟不然，是未見後事之證也。
《經》止獲麟，而弟子續至孔子卒。
《傳》載智伯之亡，殆亦後人所續。
《史記·司馬相如傳》中有揚雄之語，不能執是一事指司馬遷為後漢人也。
則載及智伯之說，不足疑也。
今仍定為左丘明作，以祛衆惑。
至其作《傳》之由，則劉知幾“躬為國史”之言，最為确論。
《疏》稱大事書于策者，《經》之所書。
小事書于簡者，《傳》之所載。
觀晉史之書趙盾，齊史之書崔杼及甯殖，所謂載在諸侯之籍者，其文體皆與《經》合。
《墨子》稱《周春秋》載杜伯，《燕春秋》載莊子儀，《朱春秋》載礻後觀辜，《齊春秋》載王裡國中裡。
核其文體，皆與《傳》合。
《經》、《傳》同因國史而修，斯為顯證。
知說《經》去《傳》，為舍近而求諸遠矣。
《漢志》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
注曰：“公羊、穀梁二家。
”則左氏《經》文，不着于錄。
然杜預《集解序》，稱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随而解之。
陸德明《經典釋文》曰：“舊夫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各異，杜氏合而釋之”。
則《左傳》又自有《經》。
考《漢志》之文既曰《古經》十二篇矣，不應複雲《經》十一卷。
觀公、穀二《傳》皆十一卷，與《經》十一卷相配，知十一卷為二《傳》之《經》，故有是注。
徐彥《公羊傳疏》曰“《左氏》先着竹帛，故漢儒謂之古學。
”則所謂《古經》十二篇，即《左傳》之《經》，故謂之“古”，刻《漢書》者誤連二條為一耳。
今以《左傳》《經》文與二《傳》校勘，皆《左氏》義長，知手錄之本确于口授之本也。
言《左傳》者，孔奇、孔嘉之說，久佚不傳；賈逵、服虔之說，亦僅偶見他書。
今世所傳，惟杜《注》、孔《疏》為最古。
杜《注》多強《經》以就《傳》，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劉（案劉炫作《規過》以攻杜《解》，凡所駁正孔《疏》皆以為非），是皆笃信專門之過，不能不謂之一失。
然有《注》、《疏》而後《左氏》之義明，《左氏》之義明而後二百四十二年内善惡之迹一一有徵。
後儒妄作聰明、以私臆談褒貶者，猶得據《傳》文以知其謬。
則漢晉以來藉《左氏》以知《經》義，宋元以後更藉《左氏》以杜臆說矣。
《傳》與《注》、《疏》，均謂有大功于《春秋》可也。
△《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内府藏本） 漢公羊壽傳，何休解诂，唐徐彥疏。
案《漢書·藝文志》：“《公羊傳》十一卷。
”班固自注曰：“公羊子，齊人。
”（案《漢·藝文志》不題顔師古名者，皆固之自注）顔師古《注》曰：“名高（案此據《春秋說》彥《疏》《題詞》之文，見徐彥疏所引）。
”徐彥《疏》引戴宏《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
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母子都着于竹帛。
何休之《注》亦同。
”（休說見《隐公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條下）今觀《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出于公羊子。
《定公元年傳》“正棺于兩楹之間”二句，《穀梁傳》引之，直稱沈子，不稱公羊，是并其不着姓氏者亦不盡出公羊子。
且并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于高之明證。
知《傳》确為壽撰，而胡母子都助成之。
舊本首署高名，蓋未審也。
又羅璧《識遺》，稱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
萬見春謂皆姜字切韻腳，疑為姜姓假托。
案鄒為邾婁、披為勃鞮、木為彌牟、殖為舌職，記載音訛，經典原有是事。
至弟子記其先師，子孫述其祖父，必不至竟迷本字，别用合聲。
璧之所言，殊為好異。
至程端學《春秋本義》竟指高為漢初人，則講學家臆斷之詞，更不足與辨矣。
三《傳》與《經》文，《漢志》皆各為卷帙。
以《左傳》附《經》始于杜預，《公羊傳》附《經》則不知始自何人。
觀何休《解诂》但釋《傳》而不釋《經》，與杜異例，知漢末猶自别行。
今所傳蔡邕《石經殘字公羊傳》，亦無《經》文，足以互證。
今本以《傳》附《經》，或徐彥作《疏》之時所合并欤？彥《疏》，《文獻通考》作三十卷。
今本乃止二十八卷。
或彥本以《經》文并為二卷，别冠于前，後人又散入《傳》中，故少此二卷，亦未可知也。
彥《疏》，《唐志》不載。
《崇文總目》始着錄，稱不着撰人名氏，或雲徐彥。
董逌《廣川藏書志》亦稱世傳徐彥，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
考《疏》中“邲之戰”一條，猶及見孫炎《爾雅注》完本，知在宋以前。
又“葬桓王”一條，全襲用楊士勳《穀梁傳疏》，知在貞觀以後。
中多自設問答，文繁語複，與邱光庭《兼明書》相近，亦唐末之文體。
董逌所雲，不為無理。
故今從逌之說，定為唐人焉。
△《春秋穀梁傳注疏》·二十卷（内府藏本） 晉範甯集解，唐楊士勳疏。
其《傳》則士勳《疏》稱，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
受《經》于子夏，為《經》作《傳》則當為穀梁子所自作。
徐彥《公羊傳疏》又稱，公羊高五世相授，至胡母生乃着竹帛，題其親師，故曰《公羊傳》。
《穀梁》亦是着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傳》。
則當為傳其學者所作。
案《公羊傳》“定公即位”一條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诂》以為後師（按此注在《隐公十一年》所引子沈子條下）。
此《傳》“定公即位”一條，亦稱“沈子曰”。
公羊、穀梁既同師子夏，不應及見後師。
又“初獻六羽”
其間諸儒之論，中唐以前則《左氏》勝，啖助、趙匡以逮北宋則《公羊》、《穀梁》勝。
孫複、劉敞之流，名為棄《傳》從《經》，所棄者特《左氏》事迹，《公羊》、《穀梁》月日例耳。
其推闡譏貶，少可多否，實陰本《公羊》、《穀梁》法，猶誅鄧析用竹刑也。
夫删除事迹，何由知其是非？無案而斷，是《春秋》為射覆矣。
聖人禁人為非，亦予人為善。
經典所述，不乏褒詞，而操筆臨文，乃無人不加誅絕，《春秋》豈吉網羅鉗乎？至于用夏時則改正朔，削尊号則貶天王，《春秋》又何僣以亂也！沿波不返，此類宏多。
雖舊說流傳，不能盡廢，要以切實有徵、平易近理者為本。
其瑕瑜互見者，則别白而存之。
遊談臆說，以私意亂聖經者，則僅存其目。
蓋《六經》之中，惟《易》包衆理，事事可通。
《春秋》具列事實，亦人人可解。
一知半見，議論易生。
着錄之繁，二經為最。
故取之不敢不慎也。
△《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内府藏本）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
自劉向、劉歆、桓譚、班固皆以《春秋傳》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經》于孔子。
魏晉以來儒者，更無異議。
至唐趙匡，始謂左氏非丘明。
蓋欲攻《傳》之不合《經》，必先攻作《傳》之人非受《經》于孔子，與王柏欲攻《毛詩》，先攻《毛詩》不傳于子夏，其智一也。
宋元諸儒，相繼并起。
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證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
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出依托。
今未見其書，不知十一事者何據。
其馀辨論，惟朱子謂“虞不臘矣”為秦人語，葉夢得謂紀事終于智伯，當為六國時人，似為近理。
然考《史記·秦本紀》，稱惠文君十二年始臘。
張守節《正義》稱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為之，明古有臘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創。
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亦駁此說曰：“史稱秦文公始有史以記事，秦宣公初志閏月，豈亦中國所無，待秦獨創哉？”則臘為秦禮之說，未可據也。
《左傳》載預斷禍福，無不徵驗，蓋不免從後傅合之。
惟《哀公九年》稱趙氏其世有亂，後竟不然，是未見後事之證也。
《經》止獲麟，而弟子續至孔子卒。
《傳》載智伯之亡，殆亦後人所續。
《史記·司馬相如傳》中有揚雄之語，不能執是一事指司馬遷為後漢人也。
則載及智伯之說，不足疑也。
今仍定為左丘明作，以祛衆惑。
至其作《傳》之由，則劉知幾“躬為國史”之言，最為确論。
《疏》稱大事書于策者，《經》之所書。
小事書于簡者，《傳》之所載。
觀晉史之書趙盾，齊史之書崔杼及甯殖，所謂載在諸侯之籍者，其文體皆與《經》合。
《墨子》稱《周春秋》載杜伯，《燕春秋》載莊子儀，《朱春秋》載礻後觀辜，《齊春秋》載王裡國中裡。
核其文體，皆與《傳》合。
《經》、《傳》同因國史而修，斯為顯證。
知說《經》去《傳》，為舍近而求諸遠矣。
《漢志》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
注曰：“公羊、穀梁二家。
”則左氏《經》文，不着于錄。
然杜預《集解序》，稱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随而解之。
陸德明《經典釋文》曰：“舊夫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各異，杜氏合而釋之”。
則《左傳》又自有《經》。
考《漢志》之文既曰《古經》十二篇矣，不應複雲《經》十一卷。
觀公、穀二《傳》皆十一卷，與《經》十一卷相配，知十一卷為二《傳》之《經》，故有是注。
徐彥《公羊傳疏》曰“《左氏》先着竹帛，故漢儒謂之古學。
”則所謂《古經》十二篇，即《左傳》之《經》，故謂之“古”，刻《漢書》者誤連二條為一耳。
今以《左傳》《經》文與二《傳》校勘，皆《左氏》義長，知手錄之本确于口授之本也。
言《左傳》者，孔奇、孔嘉之說，久佚不傳；賈逵、服虔之說，亦僅偶見他書。
今世所傳，惟杜《注》、孔《疏》為最古。
杜《注》多強《經》以就《傳》，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劉（案劉炫作《規過》以攻杜《解》，凡所駁正孔《疏》皆以為非），是皆笃信專門之過，不能不謂之一失。
然有《注》、《疏》而後《左氏》之義明，《左氏》之義明而後二百四十二年内善惡之迹一一有徵。
後儒妄作聰明、以私臆談褒貶者，猶得據《傳》文以知其謬。
則漢晉以來藉《左氏》以知《經》義，宋元以後更藉《左氏》以杜臆說矣。
《傳》與《注》、《疏》，均謂有大功于《春秋》可也。
△《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内府藏本） 漢公羊壽傳，何休解诂，唐徐彥疏。
案《漢書·藝文志》：“《公羊傳》十一卷。
”班固自注曰：“公羊子，齊人。
”（案《漢·藝文志》不題顔師古名者，皆固之自注）顔師古《注》曰：“名高（案此據《春秋說》彥《疏》《題詞》之文，見徐彥疏所引）。
”徐彥《疏》引戴宏《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
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母子都着于竹帛。
何休之《注》亦同。
”（休說見《隐公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條下）今觀《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出于公羊子。
《定公元年傳》“正棺于兩楹之間”二句，《穀梁傳》引之，直稱沈子，不稱公羊，是并其不着姓氏者亦不盡出公羊子。
且并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于高之明證。
知《傳》确為壽撰，而胡母子都助成之。
舊本首署高名，蓋未審也。
又羅璧《識遺》，稱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
萬見春謂皆姜字切韻腳，疑為姜姓假托。
案鄒為邾婁、披為勃鞮、木為彌牟、殖為舌職，記載音訛，經典原有是事。
至弟子記其先師，子孫述其祖父，必不至竟迷本字，别用合聲。
璧之所言，殊為好異。
至程端學《春秋本義》竟指高為漢初人，則講學家臆斷之詞，更不足與辨矣。
三《傳》與《經》文，《漢志》皆各為卷帙。
以《左傳》附《經》始于杜預，《公羊傳》附《經》則不知始自何人。
觀何休《解诂》但釋《傳》而不釋《經》，與杜異例，知漢末猶自别行。
今所傳蔡邕《石經殘字公羊傳》，亦無《經》文，足以互證。
今本以《傳》附《經》，或徐彥作《疏》之時所合并欤？彥《疏》，《文獻通考》作三十卷。
今本乃止二十八卷。
或彥本以《經》文并為二卷，别冠于前，後人又散入《傳》中，故少此二卷，亦未可知也。
彥《疏》，《唐志》不載。
《崇文總目》始着錄，稱不着撰人名氏，或雲徐彥。
董逌《廣川藏書志》亦稱世傳徐彥，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
考《疏》中“邲之戰”一條，猶及見孫炎《爾雅注》完本，知在宋以前。
又“葬桓王”一條，全襲用楊士勳《穀梁傳疏》，知在貞觀以後。
中多自設問答，文繁語複，與邱光庭《兼明書》相近，亦唐末之文體。
董逌所雲，不為無理。
故今從逌之說，定為唐人焉。
△《春秋穀梁傳注疏》·二十卷（内府藏本） 晉範甯集解，唐楊士勳疏。
其《傳》則士勳《疏》稱，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
受《經》于子夏，為《經》作《傳》則當為穀梁子所自作。
徐彥《公羊傳疏》又稱，公羊高五世相授，至胡母生乃着竹帛，題其親師，故曰《公羊傳》。
《穀梁》亦是着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傳》。
則當為傳其學者所作。
案《公羊傳》“定公即位”一條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诂》以為後師（按此注在《隐公十一年》所引子沈子條下）。
此《傳》“定公即位”一條，亦稱“沈子曰”。
公羊、穀梁既同師子夏，不應及見後師。
又“初獻六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