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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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侯惇早已成了蜀軍俘虜。
魏主曹睿得到警報，吓得要命，忙問：“誰能給我打退蜀兵？”魏國朝臣互相推诿，最後由曹真任大都督，王朗任軍師，調集20萬大軍前去迎戰蜀軍。
結果，第一次對陣，諸葛亮就在陣前罵死了王朗，接着又将計就計，利用魏軍前來劫寨的機會，大敗魏軍。
以後又經幾番較量，諸葛亮指揮蜀軍兵将，連敗魏軍及魏軍千方百計請來的15萬羌兵。
曹真一籌莫展，趕忙派人回朝求援。
曹睿得報，毫無主意，還是太傅鐘繇奏請重新起用司馬懿，才算有了轉機。
司馬懿受封平西都督後，一面調集南陽軍馬趕赴長安，一面先斬後奏，及時處理了孟達謀反事變，避免了孟達歸降蜀國抄魏軍後路的嚴重局面。
曹睿得報，又對司馬懿表示一番歉意，并授予見機行事不必先奏的大權。
不久，司馬懿利用諸葛亮誤用馬谡的錯誤，攻下街亭，迫使諸葛亮退軍。
這個事例充分說明君王的信任和授權以及将領指揮的關鍵作用，當司馬懿被罷官後，魏軍統帥不善指揮，接連吃敗仗，而司馬懿複出後，馬上扭轉了局面，不但避免了局面進一步惡化，而且退了蜀軍。
這不僅有司馬懿善用兵，指揮得當的因素，還有君王的信任和授權問題。
試想，如果司馬懿不敢先斬後奏，及時平息盂達謀反，那将會出現如下局面：等孟達直接插入魏國都城時，恐怕司馬懿也無回天之力了。
由此可見，軍隊的指揮權是多麼重要。
在這裡，我們不禁會聯想到我國許多國營企業的危機問題，其原因固然多種多樣，但沒有充分的自主權不能不說是重要原因之一。
這和軍隊的指揮權問題，在本質上不是一樣的嗎？二是軍隊上下左右同心同德的問題，其中将領之間的團結和諧更加重要。
國家也是如此。
人們都知道曆史故事《将相和》，廉頗和蔺相如消除誤解和隔閡，同心協力輔佐趙王，才使趙國這樣一個弱國能抗住強秦的各種壓力，粉碎秦國的各種陰謀，保衛國家的獨立完整。
至于領軍将領因同心協力而戰勝強敵，或因不和因而敗給弱敵的事例，古今中外都不罕見。
而在這裡，人們還不得不進一步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會有團結同心或不和的現象呢？鄙人以為，關鍵是當事者以什麼為重。
蔺相如之所以對廉頗的歧視侮辱一忍再忍，是為了國家利益；廉頗之所以去向蔺相如負荊請罪，也是出于對蔺相如一心為國的高尚品格的崇敬，同樣是為了國家利益。
将相同為國家利益，自然就和了。
再看當今我國的一些單位、企業，往往也由于領導不團結而使得工作無法搞好，究其原因，不外乎個人利益的糾纏。
本文附錄的殘簡中論述了“信”、“忠”和“敢”三個字，說明這三條也是帶兵中極其重要的。
文章說，做不到這三條就不能得到廣大軍兵的敬畏、信任和擁護，那結果将是統兵将領的災難。
這三條都很重要，但其中的“信”和“忠”是人們談論最多的，本書其他篇章也談到。
而“敢”字，孫膑将其界定為“敢去不善”，值得作點分析。
“敢”的含義很廣，且都和統兵用兵大有關系，但孫膑全不涉及，唯獨提出“去不善”，這說明孫膑确有過人的獨到見解。
作為統兵将領，勇敢、敢做敢為等固然必不可少，但敢于承認錯誤、改正諸誤就沒有那麼容易了，更少有人認識到這一點在統兵中的重要，把這一條當做一個關鍵因素提出來。
孫膑将這一條和“信”與“忠”并列，值得深思。
有這樣一個事例，那是曹操帶兵去讨伐張繡路上發生的事。
曹軍進兵之時，正當麥熟季節，但行軍路上，曹操卻不見百姓收麥。
他了解到這是怕兵，不敢下地收割。
于是，曹操派人到遠近各村傳谕百姓及各處地方官員：“我奉天子诏命，出兵讨伐叛逆，為民除害。
現在正當麥子成熟的時候，我因不得已的原因現在起兵，為保護百姓，我命令官兵凡是經過麥田，有踐踏麥子的，一律斬首！我的軍法很嚴，衆百姓不用驚疑。
”百姓聽了傳谕，無不歡呼稱頌，遙望塵土遮天的行軍道路跪拜。
曹軍官兵嚴格遵守曹操的命令，經過麥田時，全部下馬行走，用手扶住麥子，相互傳遞通過，無人敢踐踏麥子。
當曹操騎馬行進時，忽然田裡一隻斑鸠驚飛起來，曹操騎的馬受驚竄進了麥田，踩壞了一大片麥田，曹操當即叫來行軍主簿，議處自己踐踏麥田的罪。
主簿說，“怎麼能議丞相的罪呢？”曹操說：“我自己制訂法規，我又自己違犯了法規，怎麼能讓衆人心服呢？”當即抽出佩劍要自殺，衆人急忙勸止。
謀士郭嘉說：“古時《春秋》上有記載，‘法不加于尊’。
丞相總領大軍，怎麼能自戕呢？”曹操沉吟了好一會兒才說道：“既然《春秋》上有‘法不加于尊’這一說法，那我就姑且免死吧！”随即用劍割下自己的頭發，扔在地上說：“割下頭發權且代替首級！”又派人把頭發傳給三軍将士看，并告之：“丞相踐踏麥田，本來應該斬首，以便執行号令，現在割下頭發代替。
”全軍将士全都十分敬畏，無人敢不遵守軍令。
這個故事正好說明統帥“敢去不善”的作用。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中國共産黨章程規定的黨員必須遵守的一條準則，但願所有的共産黨員，擔任領導職務的共産黨員，切實做到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去掉“不善”，帶領全國人民，搞好改革、開放，盡快把我國建設成繁榮昌盛的強國。
魏主曹睿得到警報，吓得要命，忙問：“誰能給我打退蜀兵？”魏國朝臣互相推诿，最後由曹真任大都督，王朗任軍師，調集20萬大軍前去迎戰蜀軍。
結果，第一次對陣，諸葛亮就在陣前罵死了王朗，接着又将計就計，利用魏軍前來劫寨的機會，大敗魏軍。
以後又經幾番較量，諸葛亮指揮蜀軍兵将，連敗魏軍及魏軍千方百計請來的15萬羌兵。
曹真一籌莫展，趕忙派人回朝求援。
曹睿得報，毫無主意，還是太傅鐘繇奏請重新起用司馬懿，才算有了轉機。
司馬懿受封平西都督後，一面調集南陽軍馬趕赴長安，一面先斬後奏，及時處理了孟達謀反事變，避免了孟達歸降蜀國抄魏軍後路的嚴重局面。
曹睿得報，又對司馬懿表示一番歉意，并授予見機行事不必先奏的大權。
不久，司馬懿利用諸葛亮誤用馬谡的錯誤，攻下街亭，迫使諸葛亮退軍。
這個事例充分說明君王的信任和授權以及将領指揮的關鍵作用，當司馬懿被罷官後，魏軍統帥不善指揮，接連吃敗仗，而司馬懿複出後，馬上扭轉了局面，不但避免了局面進一步惡化，而且退了蜀軍。
這不僅有司馬懿善用兵，指揮得當的因素，還有君王的信任和授權問題。
試想，如果司馬懿不敢先斬後奏，及時平息盂達謀反，那将會出現如下局面：等孟達直接插入魏國都城時，恐怕司馬懿也無回天之力了。
由此可見，軍隊的指揮權是多麼重要。
在這裡，我們不禁會聯想到我國許多國營企業的危機問題，其原因固然多種多樣，但沒有充分的自主權不能不說是重要原因之一。
這和軍隊的指揮權問題，在本質上不是一樣的嗎？二是軍隊上下左右同心同德的問題，其中将領之間的團結和諧更加重要。
國家也是如此。
人們都知道曆史故事《将相和》，廉頗和蔺相如消除誤解和隔閡，同心協力輔佐趙王，才使趙國這樣一個弱國能抗住強秦的各種壓力，粉碎秦國的各種陰謀，保衛國家的獨立完整。
至于領軍将領因同心協力而戰勝強敵，或因不和因而敗給弱敵的事例，古今中外都不罕見。
而在這裡，人們還不得不進一步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會有團結同心或不和的現象呢？鄙人以為，關鍵是當事者以什麼為重。
蔺相如之所以對廉頗的歧視侮辱一忍再忍，是為了國家利益；廉頗之所以去向蔺相如負荊請罪，也是出于對蔺相如一心為國的高尚品格的崇敬，同樣是為了國家利益。
将相同為國家利益，自然就和了。
再看當今我國的一些單位、企業，往往也由于領導不團結而使得工作無法搞好，究其原因，不外乎個人利益的糾纏。
本文附錄的殘簡中論述了“信”、“忠”和“敢”三個字，說明這三條也是帶兵中極其重要的。
文章說，做不到這三條就不能得到廣大軍兵的敬畏、信任和擁護，那結果将是統兵将領的災難。
這三條都很重要，但其中的“信”和“忠”是人們談論最多的，本書其他篇章也談到。
而“敢”字，孫膑将其界定為“敢去不善”，值得作點分析。
“敢”的含義很廣，且都和統兵用兵大有關系，但孫膑全不涉及，唯獨提出“去不善”，這說明孫膑确有過人的獨到見解。
作為統兵将領，勇敢、敢做敢為等固然必不可少，但敢于承認錯誤、改正諸誤就沒有那麼容易了，更少有人認識到這一點在統兵中的重要，把這一條當做一個關鍵因素提出來。
孫膑将這一條和“信”與“忠”并列，值得深思。
有這樣一個事例，那是曹操帶兵去讨伐張繡路上發生的事。
曹軍進兵之時，正當麥熟季節，但行軍路上，曹操卻不見百姓收麥。
他了解到這是怕兵，不敢下地收割。
于是，曹操派人到遠近各村傳谕百姓及各處地方官員：“我奉天子诏命，出兵讨伐叛逆，為民除害。
現在正當麥子成熟的時候，我因不得已的原因現在起兵，為保護百姓，我命令官兵凡是經過麥田，有踐踏麥子的，一律斬首！我的軍法很嚴，衆百姓不用驚疑。
”百姓聽了傳谕，無不歡呼稱頌，遙望塵土遮天的行軍道路跪拜。
曹軍官兵嚴格遵守曹操的命令，經過麥田時，全部下馬行走，用手扶住麥子，相互傳遞通過，無人敢踐踏麥子。
當曹操騎馬行進時，忽然田裡一隻斑鸠驚飛起來，曹操騎的馬受驚竄進了麥田，踩壞了一大片麥田，曹操當即叫來行軍主簿，議處自己踐踏麥田的罪。
主簿說，“怎麼能議丞相的罪呢？”曹操說：“我自己制訂法規，我又自己違犯了法規，怎麼能讓衆人心服呢？”當即抽出佩劍要自殺，衆人急忙勸止。
謀士郭嘉說：“古時《春秋》上有記載，‘法不加于尊’。
丞相總領大軍，怎麼能自戕呢？”曹操沉吟了好一會兒才說道：“既然《春秋》上有‘法不加于尊’這一說法，那我就姑且免死吧！”随即用劍割下自己的頭發，扔在地上說：“割下頭發權且代替首級！”又派人把頭發傳給三軍将士看，并告之：“丞相踐踏麥田，本來應該斬首，以便執行号令，現在割下頭發代替。
”全軍将士全都十分敬畏，無人敢不遵守軍令。
這個故事正好說明統帥“敢去不善”的作用。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中國共産黨章程規定的黨員必須遵守的一條準則，但願所有的共産黨員，擔任領導職務的共産黨員，切實做到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去掉“不善”，帶領全國人民，搞好改革、開放，盡快把我國建設成繁榮昌盛的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