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變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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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之變流，皆因自然，非有人造之也。
南北地隔則音殊，古今時隔則音亦殊，蓋無時不變，無地不變，此天理然。
當其時地相接，則轉變之漸可考焉。
文字亦然，《漢志》稱《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則非劉歆僞體，為周時真字也。
其體則今《石鼓》及《說文》所存籀文是也。
然則孔子之書，《六經》藏之于孔子之堂，分寫于齊、魯之儒皆是。
秦之為篆，不過體勢加長，筆畫略減，如南北朝書體之少異。
蓋時地少移，因籀文之轉變，而李斯因其國俗之舊，頒行天下耳。
觀《石鼓》文字，與秦篆不同者無幾，王筠所謂其盤災敢葉，知文同籀法是也。
今秦篆猶存者，有《琅琊刻石》《泰山刻石》《會稽刻石碣》《石門刻石》，皆李斯所作，以為正體，體并圓長，而秦權、秦量即變方匾。
漢人承之而加少變，體在篆隸間。
以石考之，若《趙王上壽刻石》，為趙王遂廿二年，當文帝後元六年；《魯王泮池刻石》當宣帝五鳳二年，體已變矣，然絕無後漢之隸也。
至《厲王中殿刻石》幾于隸體，然無年月，江藩定為“江都厲王”，尚不足據。
左方文字莫辨，《補訪碑錄》審為“元鳳”二字，《金石萃編》疑為“保歲庶”等字，則“元鳳”固不确也。
《金石聚》有《鳳凰畫象題字》，體近隸書，《金石聚》以為元狩年作，江陰缪荃荪謂當從《補訪碑錄》釋為元康，則晉武帝時隸也。
《麃孝禹碑》為河平三年，則同治庚午新出土者，亦為隸，順德李文田以為僞作無疑也。
《葉子侯封田刻石》為始建國天鳳三年，亦隸書，嘉慶丁醜新出土，前漢無此體，蓋亦僞作。
則西漢未有隸體也。
降至東漢之初，若《建平郫縣石刻》《永光三處閣道石刻》《開通褒斜道石刻》《裴岑紀功碑》《石門殘刻》《郙閣頌》《戚伯著碑》《楊淮表紀》，皆以篆筆作隸者。
《北海相景君銘》，曳腳筆法猶然。
若《三公山碑》《是吾碑》，皆由篆變隸，篆多隸少者。
吳《天發神谶》，猶有此體。
若《三老通碑》《尊楗閣記》，為建武時碑，則由篆變隸，篆多隸阙者。
以漢鐘鼎考之，唯《高廟》《都倉》《孝成》《上林》諸鼎，有秦少意。
汾陰、好峙則似秦權。
至于《太官鐘》《周楊侯銅》《丞相府漏壺》《慮俿尺》，若《食官鐘銘》《綏和鐘銘》，則體皆扁缪，在篆、隸之間矣。
今焦山《陶陵鼎銘》，其體方折，與《啟封镫》及《王莽嘉量》同為《天發神谶》之先聲，亦無後漢之隸體者。
以瓦當考之，秦瓦如“維天
南北地隔則音殊，古今時隔則音亦殊，蓋無時不變，無地不變，此天理然。
當其時地相接，則轉變之漸可考焉。
文字亦然，《漢志》稱《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則非劉歆僞體，為周時真字也。
其體則今《石鼓》及《說文》所存籀文是也。
然則孔子之書，《六經》藏之于孔子之堂，分寫于齊、魯之儒皆是。
秦之為篆，不過體勢加長，筆畫略減，如南北朝書體之少異。
蓋時地少移，因籀文之轉變，而李斯因其國俗之舊，頒行天下耳。
觀《石鼓》文字，與秦篆不同者無幾，王筠所謂其盤災敢葉，知文同籀法是也。
今秦篆猶存者，有《琅琊刻石》《泰山刻石》《會稽刻石碣》《石門刻石》，皆李斯所作，以為正體，體并圓長，而秦權、秦量即變方匾。
漢人承之而加少變，體在篆隸間。
以石考之，若《趙王上壽刻石》，為趙王遂廿二年，當文帝後元六年；《魯王泮池刻石》當宣帝五鳳二年，體已變矣，然絕無後漢之隸也。
至《厲王中殿刻石》幾于隸體，然無年月，江藩定為“江都厲王”，尚不足據。
左方文字莫辨，《補訪碑錄》審為“元鳳”二字，《金石萃編》疑為“保歲庶”等字，則“元鳳”固不确也。
《金石聚》有《鳳凰畫象題字》，體近隸書，《金石聚》以為元狩年作，江陰缪荃荪謂當從《補訪碑錄》釋為元康，則晉武帝時隸也。
《麃孝禹碑》為河平三年，則同治庚午新出土者，亦為隸，順德李文田以為僞作無疑也。
《葉子侯封田刻石》為始建國天鳳三年，亦隸書，嘉慶丁醜新出土，前漢無此體，蓋亦僞作。
則西漢未有隸體也。
降至東漢之初，若《建平郫縣石刻》《永光三處閣道石刻》《開通褒斜道石刻》《裴岑紀功碑》《石門殘刻》《郙閣頌》《戚伯著碑》《楊淮表紀》，皆以篆筆作隸者。
《北海相景君銘》，曳腳筆法猶然。
若《三公山碑》《是吾碑》，皆由篆變隸，篆多隸少者。
吳《天發神谶》，猶有此體。
若《三老通碑》《尊楗閣記》，為建武時碑，則由篆變隸，篆多隸阙者。
以漢鐘鼎考之，唯《高廟》《都倉》《孝成》《上林》諸鼎，有秦少意。
汾陰、好峙則似秦權。
至于《太官鐘》《周楊侯銅》《丞相府漏壺》《慮俿尺》，若《食官鐘銘》《綏和鐘銘》，則體皆扁缪，在篆、隸之間矣。
今焦山《陶陵鼎銘》，其體方折，與《啟封镫》及《王莽嘉量》同為《天發神谶》之先聲，亦無後漢之隸體者。
以瓦當考之，秦瓦如“維天
